文學報 · 此刻夜讀
睡前夜讀，一篇美文，帶你進入閱讀的記憶世界。
朱利安·巴恩斯於近期出版了新著《穿紅外套的男人》，通過講述法國醫生塞繆爾·波齊的生平故事，帶領讀者進行了一次19世紀巴黎之旅。巴恩斯之所以沉浸在過去的法國故事裡，是因為如他自己所說，想要逃離英國脫歐帶來的不適感。在他看來，歷史故事讓我們意識到當今時代的淺薄，也提醒我們，我們永遠對當下的所作所為知之甚少。
今天夜讀，走進朱利安·巴恩斯的文學人生。
朱利安·巴恩斯
01
很少有作家像朱利安·巴恩斯那樣，喜歡探究真實的歷史人物，卻樂於使之從一團未知進入另一種模糊與迷霧。在他極富盛名的小說《福樓拜的鸚鵡》(1984)裡，他為福樓拜撰寫了兩份年表，僅僅因視角不同，同一年份同一事件卻呈現出不同的走向。如對福樓拜第一次發作癲癇病的敘述，一種說法是“禁錮的生活給他帶來了寫作生活所需的獨處和安逸”，另一種說法來自作家本人：“它把靈魂從軀體裡強行攫走，叫人痛苦不堪。”
很顯然，在巴恩斯看來，所謂真實的歷史，其實並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兩種或幾種不同的敘述，或許都是對的，只不過來自於不同的敘述者。也或許都是錯的，只不過某種情況下，錯誤更接近最低限度。這就能理解，為何我們看來非如此不可的事物，很可能並非如此。就像巴恩斯的另一部小說《終結的感覺》(2011)所呈現的：中年人託尼在離婚後意外得到已逝好友艾德里安的日記，伴著日記他回憶起自己的年少時光。他們兩人曾經是親密無間的好友，但當艾德里安與託尼前女友好上之後，兩人關係開始緊張，之後艾德里安自殺。最終，託尼在艾德里安的日記中發現曾經的許多認知被一一顛覆。
巴恩斯正是在顛覆性的敘述中，展開對死亡的探討。他認為現在人們對死亡的探討顯然不夠，因為大家都希望更長壽，還有死亡已經走出家門來到醫院。“醫護人員會告訴我們怎麼做、怎樣做和該在哪兒露面，卻沒有告訴我們怎樣了卻悲傷。”更重要的是，在巴恩斯看來，人們總是對死亡附加了太多的意義。“事實上，死亡是一個過程。它就像一個可怕的、無情的、乏味的官僚機構在工作，總是忙於分配它的定額。用各種情感將死亡人格化，那太抬舉它了。”
《福樓拜的鸚鵡》《終結的感覺》封面書影，譯林出版社
憑藉這部小說，這位在上世紀80年代就晉身知名行列，屢屢斬獲重要獎項，且與伊恩·麥克尤恩、馬丁·阿米斯並稱英國“文壇三巨頭”的作家，在三次止步布克獎提名後，終於在2011年10月登堂入室。頒獎現場，巴恩斯個性十足，盡現他老牌英倫紳士的冷幽默。“我可不想像班布里奇那樣入圍5次，最後將未獲獎的遺憾帶進墳墓中！”提及獲獎“秘訣”，巴恩斯表示：“對待這個獎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當成買彩票，一直等到中獎的那天。”如是表述，不妨看成是巴恩斯寫作的另一種註解：沒有什麼是確定無疑的，唯一的確定就是沒有確定。
02
從任何意義上說，《福樓拜的鸚鵡》都可以看成是一部另類的福樓拜傳記。小說風格與體式是雜糅的，包括故事、年表、文學批評、隨筆、回憶錄、詞典、問卷等，不管是之於傳統的傳記還是小說，形式上均大相徑庭。巴恩斯隱去了自己的身份，以一位英國老醫生傑弗裡·布拉斯韋特為代言人，走訪了福樓拜的兩處故居，發現各有一隻鸚鵡標本，聲稱是福樓拜在創作《一顆質樸的心》時從魯昂博物館借來的。可畢竟當年福樓拜只借了一隻，那麼哪一隻才是真的呢？敘述者踏上了尋訪事實真相之旅，也引出了福樓拜的生平與創作的枝枝蔓蔓。
讓人費解的是，巴恩斯是如何使“真實”的人物傳記小說化呢？這得歸因於那些看似閒筆的放大與聯想。例如，福樓拜外甥女卡洛琳的英國女家庭教師朱麗葉·赫伯特，有人猜測是福樓拜的情人，有的說是他的未婚妻，書中沒有結論，巴恩斯卻圍繞他們倆的75封信做了不少推測、演繹或遐想。顯然，巴恩斯不能容忍歷史權威敘述的道貌岸然。也因為此，他寧可以小說的方式構築自己追求的歷史真實。小說讀罷，我們未必知道那隻鸚鵡標本的真偽，但卻嘗試觸碰真實與虛構的曖昧界限，領略了歷史的幽微之處。
英文版《穿紅外套的男人》
當然，巴恩斯探究真實歷史人物，並不止於名人軼事的“鉤沉”。他於近期出版的新著《穿紅外套的男人》通過講述法國醫生塞繆爾·波齊的生平故事，帶領讀者進行了一次19世紀巴黎之旅。出生於1846年的波齊是歷史上真實的外科醫生和婦科醫生先驅，也是一位自由的思想家。巴恩斯之所以沉浸在過去的法國故事裡，是因為如他自己所說，想要逃離英國脫歐帶來的不適感。在他看來，歷史故事讓我們意識到當今時代的淺薄，也提醒我們，我們永遠對當下的所作所為知之甚少。
而在2005年出版的《亞瑟和喬治》裡，他寫了《福爾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亞瑟·柯南·道爾，似乎是有意不想把小說寫成一部名人傳記，他還特別寫到了另一個主人公喬治。其時，喬治還是一位默默無聞的律師，為鐵路法而努力呼籲。但在新世紀初，他們因轟動一時的“大沃利幫派”案走在了一起。喬治因此案深受牽連，亞瑟利用一切偵破手段為其鳴冤。巴恩斯再現了這個被長期遺忘的案件，揭示了兩個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成長環境．更是反映了罪過與無辜、民族與種族等人類固有的問題。
巴恩斯獲布克獎後出版的第一部小說《時間的噪音》（2016）同樣如此。小說分為三個部分：“在電梯旁”、“在飛機上”、“在轎車裡”，分別描述了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時間段。巴恩斯說，他是學語言出身的，法語是我的第一外語，俄語是第二外語，他一直對肖斯塔科維奇很感興趣。“我第一次聽到他的音樂是五十年前，他的《第五交響曲》，我買了一張黑膠唱片，現在我還有這張唱片。這些年來，我也一直在聽他的音樂。但總的來說，我對作曲家或藝術家的生活沒太大興趣，我感興趣的一直是作家。”
1979年，一本由肖斯塔科維奇口述、伏爾科夫整理的題為《見證》的書出版，讓巴恩斯意識到，肖斯塔科維奇不僅僅是音樂，他作為一個案例更值得研究。
但那時，他根本沒想到有一天肖斯塔科維奇會成為他的小說的主角。在接受媒體人凱蒂採訪時，他說：“我讀《見證》時，我的第一本小說還沒出呢，《倫敦郊區》是1980年出版的。”直到幾年前，巴恩斯才想到要寫他。“他對那一時期藝術家生活的描述，他那種悲觀的情緒，讓我痴迷，也讓我感動。但我又一直覺得很難寫他，因為我雖然喜歡音樂，但我並不很懂音樂，我沒有專業知識。”
《亞瑟和喬治》封面書影，人民文學出版社
《時間的噪音》封面書影，譯林出版社
就這樣，一直拖到2013年，巴恩斯才開始寫，而且一開始寫得很不順手，他犯了不少錯誤，就把這本書擱了下來，九個月後重新開始，並慢慢摸索出寫作此書的方法。有意思的是，作為一個風格多變的後現代作家，在《時間的噪音》裡，巴恩斯保持了一種相對傳統的寫法，且只用了第三人稱視角。巴恩斯說，他總是把他的每一本小說都看成一個獨立的個體。“寫作時，我會考慮要講一個什麼樣的故事，用哪種敘述手法講這個故事最合適，有什麼問題，如何最好地解決這些問題。”
而對於肖斯塔科維奇，巴恩斯在很長時間裡在想，他的生活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是怎麼發生的？從誰的視角來看他？這樣想的時候，他所要表達的內容，找到了適合它的最完美的形式，第三人稱視角自然就出現了。
03
相比而言，巴恩斯發表於1989年的《10½章世界史》，體現了他更為宏大的敘事追求。小說名為“歷史”，其實既不能算是歷史，也不能算是歷史小說，甚至不具備傳統意義的小說形式。它由十個相對完整的故事和一篇隨筆構成，而那十個故事又選擇不同的敘事方式，文本形式也不相同。
《10½章世界史》封面書影，譯林出版社
然而，所有的這101/2章，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書中有一條主線或者說一個基本意象，即挪亞方舟和它的變體。作為西方文學中一個經常使用而且非常重要的意象，諾亞方舟隱喻著“救贖”的主題。巴恩斯並沒有正面描述挪亞方舟的“偉大意義”，他只是利用了這個出自《聖經·創世紀》的線索，一開篇就以木蠹這種“偷渡客”的身份和角度顛覆了看似神聖的挪亞及其方舟。
由此，巴恩斯對歷史、對愛情等在一般人看來是“早有公論”的課題進行了重新思考。當他把真實與虛構、現象與本質、物質與精神、災難與拯救、愛情與死亡等都囊括於小說之中,當他把宗教傳說、故事新編、歷史記載、個人敘述等都拼貼於小說之中時，這種斑駁陸離的形態也構成了巴恩斯對人類生存境況的一種感知和體驗的態度。
事實上，當巴恩斯以歷史的名義來建構他的小說時，他已經暗示，他只是和歷史開了一個玩笑。儘管，有些玩笑只是玩笑，而“巴恩斯式”的玩笑則是嚴肅思考之後選擇的表達方式。他似乎有意告訴讀者，事物往往不像它們表面上顯現出來的那樣。在他看來，一切似是而非的記載、訓誡、教義都有著它不可靠的地方，甚至人們對天堂的嚮往都是不可靠的。而這中間，稍微可靠一點的，只有《插曲》中所提到的“愛情”，儘管它也令人們失望，但它“仍是我們的唯一希望”，“我們必須信奉它，否則我們就完了……”
文如其人。就像巴恩斯創作的難以歸類，他的生活和愛情也充滿了歧義。我們不妨從他的家庭回憶錄《沒什麼好怕的》裡一窺堂奧。這部書裡，既有巴恩斯與身為哲學系教授的哥哥的觀念交鋒，又有對家族往事抽絲剝繭般的探索；既是他對於時間與記憶之思考的梳理與追憶，又是對他崇尚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集體致敬。儘管巴恩斯鄭重警告讀者“這不是我的自傳”，但它依然為我們呈現了作者創作生涯的思想脈絡，而喜歡八卦的讀者，也樂於從中窺探一個無為而治的家庭，如何造就了睿智、有趣的小說家。巴恩斯1946年生於英格蘭的萊斯特郡。他1968年畢業於牛津大學，專業是現代語言。起初他參與了《牛津大辭典》增補本的編撰工作，後來又去了雜誌擔任評論員和編輯。再後來，他和著名文學經紀人帕特·卡瓦納結婚。2006年，卡瓦納先他而去，在被認為是巴恩斯以文字為白色大理石為妻子築造的泰姬陵《生命的層級》裡，巴恩斯寫道：“我們相遇時，我三十二歲；她去世時，我六十二歲。這三十年，她是我的生之所在，心之所向。”
可以佐證的是，巴恩斯把所有作品都題獻給了卡瓦納。他還一度以他妻子的姓卡瓦納為名，寫過四本犯罪小說。當時，巴恩斯花了八年時間寫作《倫敦郊區》，覺得寫作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後來見到一位朋友，他是寫犯罪小說的，他說他四個星期就能寫一本，我也就想試試看，沒想到兩個星期就寫好了第一本，第二本花了兩個半星期。犯罪小說是有一個固定模式的，這種模式既是一種自由，也是一種限制。所以，我後來再也不想寫這種程式化的小說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卡瓦納曾經和英國女作家珍妮特·溫特森陷入熱戀，還為溫特森私奔過。可以想盡，這樣的“插曲”給巴恩斯帶來的痛苦，後來卡瓦納還是選擇回到他的身邊。慣於顛覆歷史和記憶的巴恩斯，可曾在日後憶及和妻子的共同生活時追問“我們該如何抓住過去？我們能夠抓住嗎？”在《生命的層級》裡，巴恩斯並沒有給出答案，我們也就無從知道。唯一可知的是，他不能提供明確的答案，因為終究他只是個小說家，而非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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