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朱利安·巴恩斯于近期出版了新著《穿红外套的男人》，通过讲述法国医生塞缪尔·波齐的生平故事，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19世纪巴黎之旅。巴恩斯之所以沉浸在过去的法国故事里，是因为如他自己所说，想要逃离英国脱欧带来的不适感。在他看来，历史故事让我们意识到当今时代的浅薄，也提醒我们，我们永远对当下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少。
今天夜读，走进朱利安·巴恩斯的文学人生。
朱利安·巴恩斯
01
很少有作家像朱利安·巴恩斯那样，喜欢探究真实的历史人物，却乐于使之从一团未知进入另一种模糊与迷雾。在他极富盛名的小说《福楼拜的鹦鹉》(1984)里，他为福楼拜撰写了两份年表，仅仅因视角不同，同一年份同一事件却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如对福楼拜第一次发作癫痫病的叙述，一种说法是“禁锢的生活给他带来了写作生活所需的独处和安逸”，另一种说法来自作家本人：“它把灵魂从躯体里强行攫走，叫人痛苦不堪。”
很显然，在巴恩斯看来，所谓真实的历史，其实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两种或几种不同的叙述，或许都是对的，只不过来自于不同的叙述者。也或许都是错的，只不过某种情况下，错误更接近最低限度。这就能理解，为何我们看来非如此不可的事物，很可能并非如此。就像巴恩斯的另一部小说《终结的感觉》(2011)所呈现的：中年人托尼在离婚后意外得到已逝好友艾德里安的日记，伴着日记他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他们两人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好友，但当艾德里安与托尼前女友好上之后，两人关系开始紧张，之后艾德里安自杀。最终，托尼在艾德里安的日记中发现曾经的许多认知被一一颠覆。
巴恩斯正是在颠覆性的叙述中，展开对死亡的探讨。他认为现在人们对死亡的探讨显然不够，因为大家都希望更长寿，还有死亡已经走出家门来到医院。“医护人员会告诉我们怎么做、怎样做和该在哪儿露面，却没有告诉我们怎样了却悲伤。”更重要的是，在巴恩斯看来，人们总是对死亡附加了太多的意义。“事实上，死亡是一个过程。它就像一个可怕的、无情的、乏味的官僚机构在工作，总是忙于分配它的定额。用各种情感将死亡人格化，那太抬举它了。”
《福楼拜的鹦鹉》《终结的感觉》封面书影，译林出版社
凭借这部小说，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就晋身知名行列，屡屡斩获重要奖项，且与伊恩·麦克尤恩、马丁·阿米斯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的作家，在三次止步布克奖提名后，终于在2011年10月登堂入室。颁奖现场，巴恩斯个性十足，尽现他老牌英伦绅士的冷幽默。“我可不想像班布里奇那样入围5次，最后将未获奖的遗憾带进坟墓中！”提及获奖“秘诀”，巴恩斯表示：“对待这个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当成买彩票，一直等到中奖的那天。”如是表述，不妨看成是巴恩斯写作的另一种注解：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唯一的确定就是没有确定。
02
从任何意义上说，《福楼拜的鹦鹉》都可以看成是一部另类的福楼拜传记。小说风格与体式是杂糅的，包括故事、年表、文学批评、随笔、回忆录、词典、问卷等，不管是之于传统的传记还是小说，形式上均大相径庭。巴恩斯隐去了自己的身份，以一位英国老医生杰弗里·布拉斯韦特为代言人，走访了福楼拜的两处故居，发现各有一只鹦鹉标本，声称是福楼拜在创作《一颗质朴的心》时从鲁昂博物馆借来的。可毕竟当年福楼拜只借了一只，那么哪一只才是真的呢？叙述者踏上了寻访事实真相之旅，也引出了福楼拜的生平与创作的枝枝蔓蔓。
让人费解的是，巴恩斯是如何使“真实”的人物传记小说化呢？这得归因于那些看似闲笔的放大与联想。例如，福楼拜外甥女卡洛琳的英国女家庭教师朱丽叶·赫伯特，有人猜测是福楼拜的情人，有的说是他的未婚妻，书中没有结论，巴恩斯却围绕他们俩的75封信做了不少推测、演绎或遐想。显然，巴恩斯不能容忍历史权威叙述的道貌岸然。也因为此，他宁可以小说的方式构筑自己追求的历史真实。小说读罢，我们未必知道那只鹦鹉标本的真伪，但却尝试触碰真实与虚构的暧昧界限，领略了历史的幽微之处。
英文版《穿红外套的男人》
当然，巴恩斯探究真实历史人物，并不止于名人轶事的“钩沉”。他于近期出版的新著《穿红外套的男人》通过讲述法国医生塞缪尔·波齐的生平故事，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19世纪巴黎之旅。出生于1846年的波齐是历史上真实的外科医生和妇科医生先驱，也是一位自由的思想家。巴恩斯之所以沉浸在过去的法国故事里，是因为如他自己所说，想要逃离英国脱欧带来的不适感。在他看来，历史故事让我们意识到当今时代的浅薄，也提醒我们，我们永远对当下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少。
而在2005年出版的《亚瑟和乔治》里，他写了《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似乎是有意不想把小说写成一部名人传记，他还特别写到了另一个主人公乔治。其时，乔治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律师，为铁路法而努力呼吁。但在新世纪初，他们因轰动一时的“大沃利帮派”案走在了一起。乔治因此案深受牵连，亚瑟利用一切侦破手段为其鸣冤。巴恩斯再现了这个被长期遗忘的案件，揭示了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成长环境．更是反映了罪过与无辜、民族与种族等人类固有的问题。
巴恩斯获布克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时间的噪音》（2016）同样如此。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在电梯旁”、“在飞机上”、“在轿车里”，分别描述了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时间段。巴恩斯说，他是学语言出身的，法语是我的第一外语，俄语是第二外语，他一直对肖斯塔科维奇很感兴趣。“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音乐是五十年前，他的《第五交响曲》，我买了一张黑胶唱片，现在我还有这张唱片。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听他的音乐。但总的来说，我对作曲家或艺术家的生活没太大兴趣，我感兴趣的一直是作家。”
1979年，一本由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整理的题为《见证》的书出版，让巴恩斯意识到，肖斯塔科维奇不仅仅是音乐，他作为一个案例更值得研究。
但那时，他根本没想到有一天肖斯塔科维奇会成为他的小说的主角。在接受媒体人凯蒂采访时，他说：“我读《见证》时，我的第一本小说还没出呢，《伦敦郊区》是1980年出版的。”直到几年前，巴恩斯才想到要写他。“他对那一时期艺术家生活的描述，他那种悲观的情绪，让我痴迷，也让我感动。但我又一直觉得很难写他，因为我虽然喜欢音乐，但我并不很懂音乐，我没有专业知识。”
《亚瑟和乔治》封面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的噪音》封面书影，译林出版社
就这样，一直拖到2013年，巴恩斯才开始写，而且一开始写得很不顺手，他犯了不少错误，就把这本书搁了下来，九个月后重新开始，并慢慢摸索出写作此书的方法。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风格多变的后现代作家，在《时间的噪音》里，巴恩斯保持了一种相对传统的写法，且只用了第三人称视角。巴恩斯说，他总是把他的每一本小说都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写作时，我会考虑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用哪种叙述手法讲这个故事最合适，有什么问题，如何最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而对于肖斯塔科维奇，巴恩斯在很长时间里在想，他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的？从谁的视角来看他？这样想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内容，找到了适合它的最完美的形式，第三人称视角自然就出现了。
03
相比而言，巴恩斯发表于1989年的《10½章世界史》，体现了他更为宏大的叙事追求。小说名为“历史”，其实既不能算是历史，也不能算是历史小说，甚至不具备传统意义的小说形式。它由十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和一篇随笔构成，而那十个故事又选择不同的叙事方式，文本形式也不相同。
《10½章世界史》封面书影，译林出版社
然而，所有的这101/2章，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书中有一条主线或者说一个基本意象，即挪亚方舟和它的变体。作为西方文学中一个经常使用而且非常重要的意象，诺亚方舟隐喻着“救赎”的主题。巴恩斯并没有正面描述挪亚方舟的“伟大意义”，他只是利用了这个出自《圣经·创世纪》的线索，一开篇就以木蠹这种“偷渡客”的身份和角度颠覆了看似神圣的挪亚及其方舟。
由此，巴恩斯对历史、对爱情等在一般人看来是“早有公论”的课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当他把真实与虚构、现象与本质、物质与精神、灾难与拯救、爱情与死亡等都囊括于小说之中,当他把宗教传说、故事新编、历史记载、个人叙述等都拼贴于小说之中时，这种斑驳陆离的形态也构成了巴恩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一种感知和体验的态度。
事实上，当巴恩斯以历史的名义来建构他的小说时，他已经暗示，他只是和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尽管，有些玩笑只是玩笑，而“巴恩斯式”的玩笑则是严肃思考之后选择的表达方式。他似乎有意告诉读者，事物往往不像它们表面上显现出来的那样。在他看来，一切似是而非的记载、训诫、教义都有着它不可靠的地方，甚至人们对天堂的向往都是不可靠的。而这中间，稍微可靠一点的，只有《插曲》中所提到的“爱情”，尽管它也令人们失望，但它“仍是我们的唯一希望”，“我们必须信奉它，否则我们就完了……”
文如其人。就像巴恩斯创作的难以归类，他的生活和爱情也充满了歧义。我们不妨从他的家庭回忆录《没什么好怕的》里一窥堂奥。这部书里，既有巴恩斯与身为哲学系教授的哥哥的观念交锋，又有对家族往事抽丝剥茧般的探索；既是他对于时间与记忆之思考的梳理与追忆，又是对他崇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集体致敬。尽管巴恩斯郑重警告读者“这不是我的自传”，但它依然为我们呈现了作者创作生涯的思想脉络，而喜欢八卦的读者，也乐于从中窥探一个无为而治的家庭，如何造就了睿智、有趣的小说家。巴恩斯1946年生于英格兰的莱斯特郡。他196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专业是现代语言。起初他参与了《牛津大辞典》增补本的编撰工作，后来又去了杂志担任评论员和编辑。再后来，他和著名文学经纪人帕特·卡瓦纳结婚。2006年，卡瓦纳先他而去，在被认为是巴恩斯以文字为白色大理石为妻子筑造的泰姬陵《生命的层级》里，巴恩斯写道：“我们相遇时，我三十二岁；她去世时，我六十二岁。这三十年，她是我的生之所在，心之所向。”
可以佐证的是，巴恩斯把所有作品都题献给了卡瓦纳。他还一度以他妻子的姓卡瓦纳为名，写过四本犯罪小说。当时，巴恩斯花了八年时间写作《伦敦郊区》，觉得写作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后来见到一位朋友，他是写犯罪小说的，他说他四个星期就能写一本，我也就想试试看，没想到两个星期就写好了第一本，第二本花了两个半星期。犯罪小说是有一个固定模式的，这种模式既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限制。所以，我后来再也不想写这种程式化的小说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卡瓦纳曾经和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陷入热恋，还为温特森私奔过。可以想尽，这样的“插曲”给巴恩斯带来的痛苦，后来卡瓦纳还是选择回到他的身边。惯于颠覆历史和记忆的巴恩斯，可曾在日后忆及和妻子的共同生活时追问“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能够抓住吗？”在《生命的层级》里，巴恩斯并没有给出答案，我们也就无从知道。唯一可知的是，他不能提供明确的答案，因为终究他只是个小说家，而非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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