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歲末，是考核的季節。
近些年，隨著“聘任制改革”的字眼逐漸進入高校教師的視野，高校的績效考核方式也在十餘年內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簡單的定性考核，到如今複雜的計數和折算公式，高校教師年末忙，或許不是因為教學或者科研，而是因為要忙著“寫本子”和“算工分”。
“算工分”
不少高校教師用“算工分”來形容高校現行的績效考核制度，其實十分生動貼切。
大約在10年前，高校的教師考核主要圍繞“德、能、勤、績、廉”這5個方面進行定性考評。評價標準模糊不清，並不能有效地起到監督和考核作用。
2010年前後，國家全面推進績效工資改革。改革後，除思想政治、師風師德等方面外，中國高校教師的年終績效考核主要圍繞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進行。
每年年終考核季，教師都要將自己在本學年完成的教學、科研任務，按照學校或學院統一制定的分值折算規則，將課堂授課、指導學生等等教學勞動，和論文、項目等等科研成果計算為分數上報，在不同的學院，分數的“單價”也各不相同。所謂“工分”就這樣誕生。
改革以後，教師每年該教多少課，該發多少論文，拿多少項目全部變成了一個個“硬槓槓”，績效評價也從一個含糊不清的模糊標準，成為了一個明碼標價的報酬制度。
量化考核
結合歷史的大環境和中國傳統人情社會的背景，用量化考核取代定性考核，無疑是一大進步。
以教學考核為例，相關研究資料顯示，某985高校對教師教學考評方式為：將理論教學、實踐教學、非課堂環節教學、科研訓練等等諸多指標，分別按照複雜的係數和權重摺算為工作量——1個客觀數字，最終以數字認定一個大學老師一年中的教學績效：合格，或不合格。
相比於教學，對於科研成果的考核則更加細緻也更加複雜。據相關研究資料調查，某985高校的科研業績考核共考察6項：科研項目、科研經費、科研成果、科研獎勵、科研發展、科研服務。
每一項之下，又分為若干小項目，並根據各個項目的重要程度分別“明碼標價”。如：本年度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1項，則記科研項目項1分，省級科技二等獎1項，則記科研獎勵項0.5分等等。
6項分數相加即為總分，再與本年度標準分對比。不必走人情打關係，一位老師今年究竟表現如何就被清楚地算了出來。
量化的邊界
然而無論是教學還是科研，都不是能夠通過數據計算就能簡單評價的對象。對於高校教師考核，量化的邊界究竟應該在哪兒？
長期以來，中國高校的量化考核，自上而下。高校的發展經費來自國家，發展目標由行政部門決定。高校的各部門、各處、各學院，均由行政部門管理。因此教師的績效考核標準也往往由行政部門主導確定，統一服務於學校的發展目標——提高排名等辦學指標。
而績效考核在其他國家，卻以另一種方式進行。
與中國計數上報的量化考核不同，無論是標準制定，還是結果評審，北美高校對於教師的績效考核方式都以專家和同行評審為主，數量只是考核的指標之一。
也就是說，在美國高校的教師評價中，評審專家同樣會認為發了3篇論文的學者比只發了1篇文章的學者產出更好，但對於不同文章的權重，要依靠科研人員的專業判斷。此外，還有部分高校的年度考核實行3年成果累計滾動考核，而非國內本年度考核就將上一年度所有成果清零的制度，以此來避免科研成果“大小年”對學者績效的影響。
不可否認的是，量化考核的規則的確淘汰了一部分能力並不達標的人。然而適者生存，這一規則下篩選出的“適者”，有多少是在創新能力上有突出表現的真學者，又有多少是僅僅能夠適應這一量化規則，快速產出大量論文的“假專家”？過度量化的評價標準能否真的激勵十年、甚至數十年磨一劍的諾獎級原創性大成果出現？又是否反向淘汰了一批最適合科學研究的人？
△張益唐 40餘年只發表過3篇論文，幾乎不申請經費的世界級數學家
從“去行政化”到“破五唯”，國家一系列改革的指向都是避免讓過度量化的績效考核成為科研初心的“敵人”。而對於高校教師們來說，年終歲末，在計算論文項目分數的空隙，回想一下自己第一次實驗成功、第一次治癒患者、第一次發表論文時對科學的敬畏和尊重，或許會對下一年的科研工作會更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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