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太宗与魏征关于对明暗的对话，诚然唐太宗是历史上数一数二从谏如流的皇帝，魏征也是首屈一指的诤臣，但这段对话也道出了古代成就一番事业的帝王均有“广开言路”的优点。比如“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的齐威王（记载于《邹忌讽齐王纳谏》），还是“不吐故而纳新”的康熙大帝。

即便是我们平时认为的暴君秦始皇，也有过接受李斯《谏逐客令》的大智慧的做法，谏逐客令里的名句可以和魏征的名言媲美“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古代先贤对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的重视已经可见一斑。

因海纳百川而名垂青史的皇帝一直被大家传为美谈，比如唐太宗、商汤、齐威王、随文网等等，但是有一个朝代终其一朝都以广开言路而闻名，那就是宋朝。那么究竟宋朝有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做到皇帝广开言路呢？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纳谏的胸襟，那什么制度保障宋朝广开言路可以一以贯之的你？接下来我们试着分析。

一、宋朝特有的制度

1、“杯酒释兵权”后文官独大

众所周知，宋朝是在战乱90年后建立的，战乱的起因便是唐末节度使叛乱，各地武装风云突起，从而天下大乱。宋太祖赵匡胤取得政权的起点也是“陈桥兵变”，所以他深深体会武将带兵的危害，所以在其多的天下之后，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杯酒释兵权”。

当解除了武将的兵权之后，意味着宋朝中央集权化的形成。在集权以后，在地方上已经没有可以辅佐治理的力量，这也对宋朝广开言路的政策提出了现实需求。同时因为武将集团的落寞，地方的治理需要大量的文官，文官集团也逐渐形成。

2、尊重“祖法”

宋朝对“祖宗法制”推崇是高于任何朝代的。诚然，中国古代社会对“祖宗”的法制都具有一部分的遵守，但是宋朝为甚。宋真宗想奖励刘承规，这个刘承规是他非常宠信的内臣，想给他一个节度使的虚名，但是宰相王旦却拒绝了真宗的要求，给出的理由是 “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可见宋人对“祖宗法制”遵守的程度。

3、言论宽松的制度

因为宋人对“祖宗法制”的尊崇，而这个“祖宗法制”的发端便是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对文人非常重视，比如著名的雪夜访赵普。据宋人说赵匡胤还留下过“

言论宽松制度可以到什么样的制度呢，我们试着用个例子来说明。

宋仁宗的时候，四川有一个读书人，因为不得志写出了：“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的诗句，诗句里的意思分明就是劝说四川不属于宋朝的分裂言论。成都的地方官赶紧报告朝廷，但是宋仁宗的反应出乎意料，对这样一个在任何朝代都属于大罪的行为，宋仁宗却说，这个老秀才就是怀才不遇，想处理他很简单，只要给他一个小官，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仅此一例便可管中窥豹。

4、推崇“无为而治”与“道理最大”

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有过这样有名的对话：皇帝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说：“道理最大”，作为皇帝的赵匡胤不觉得这个回答不好，反而非常认同赵普的说法，所以从赵匡胤以降，所有宋朝皇帝均巡“祖宗法制”，认为“道理最大”，这也是宋朝皇帝广开言路的重要原因。

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可见他对道教的推崇。道教与道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实早在宋太宗就已经接受了道家的说法，无为而治。他曾经说过“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要知道，宋太宗在所有宋朝皇帝之中，已经算是非常强势的存在了。

“无为而治”、“道理最大”这充分说明了宋朝君主开明的态度。

从以上宋朝特有的制度，可以看出因为宽容、开明的言论制度，营造了一个开放、勇敢、无所禁忌的言论环境，这也为有宋一朝广开言路的坚持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文人的士气

1、“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精神复苏

“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是大文人范仲淹范仲淹落魄时的名言，真实的体现了宋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还有些文人更是喊出“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2、“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精神复苏

宋朝大儒朱熹曾经说：“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意思是说，虽然皇帝有任命臣子职位的权利，但是皇帝不能干涉臣子的行为，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不能外行领导内行。宋朝文人有如此的勇气，与宽松的言论环境相辅相成，共同坚持各自的信念。

三、总结

从以上宋朝特有制度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可以理解有宋一朝广开言路的原因。宋朝开国君主为宽松的言论环境定下了基调，宋朝中后期的皇帝效法“祖宗法制”，避免了因为皇帝个人好恶而造成士人“不敢言”；宋朝皇帝推崇的“道理最大”和“无为而治”推动了社会言论的百无禁忌，而文人自身的主人翁意识和敢言直谏的作风更加推动了社会的开放和宽容，两者共同营造了宋朝广开言路的风气。

参考文献：

《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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