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第一个庚子年是特殊的，今年的新春佳节人们问候的不是”新年好“，大家关注更多的是全国蔓延的疫情。疫情赶在新春，是一个千年不遇的玩笑。安安心心在家躲避疫情，就是我们对国家作出的最大贡献。
中国古代也出现了多次疫情，这么多次疫情考验了中华儿女，同时也检验了中医的技术，古代历次大的疫情，中医在其中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曹植曾经在《说疫气》中记录了这种惨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中医学的圣人张仲景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撰写出了万古巨著《伤寒杂病论》。面对现代的冠状病毒流行，我们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学习《伤寒杂病论》，这本两千年前的书，对现代还有没有指导意义？
为什么张仲景会成为医圣呢？有社会的原因，当然也有个人的原因，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以适时”，仲景先师曾为《伤寒杂病论》作序：“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几百人的大家族因为疾病，不到十年的时间去世了一多半，如果不是疫气流行，怎么可能有如此高的死亡率。
于是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一边治病救人，一边著书立说，一边参阅古代医著，仲景先师怀一颗济世救人之心，将治疗疾病的经验载之于竹简，为了使后人见到这种疾病，不至于手足无措。正是由于如此丰富的医疗经验与医学造诣，才有了几万言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后世辨证论治的先河，被称为“方书之祖”。
有的人认为既然把书名称为“伤寒”，这本书应该是针对“伤寒”而设立，对于其他疾病的指导意义不大。而古代的“伤寒”类似于现在所讲的外感疾病。于是很多人随声附和，不读书者至于是也。《伤寒杂病论》虽以“伤寒”二字命名，但是书中包含了许多经过“汗、吐、下”等错误治疗后的疾病，有的人说《伤寒杂病论》是一部“救误”的书，一点也不为过。
《伤寒杂病论》就像是疾病发生发展的一部记录片，从疾病的初始，到进一步发展，疾病的转归，疾病的预后，在书中均有体现，并且针对疾病的多个阶段，均出具不同的方剂治疗，其中对于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更是后世书中所不具备的，症状出具的方剂有“主之”、“可与”、“宜”这些词汇无不是精确诊断的代表。
虽然仲景先师也有诊断不明确的时候，但是仲景先生有诊断性的治疗，有治疗的先后顺序，比如“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因为小建中汤与小柴胡汤都可以出现弦脉与腹痛，是临床上难以鉴别的，但是两方有先后之别，需要先用小建中汤缓急止痛，如果不好则说明不是以中焦症状为主，需要以小柴胡汤和解少阳。
再如以小承气汤探有无“燥结”，因为病人没有大便，不知道大便是干燥，还是溏薄，不知道能不能使用大承气汤，这种攻下力量很强的方剂。这个时候游移不定，可以用小承气汤稍稍饮入，观察病人的反应。如果病人出现“转矢气”的情况，说明肠中有“燥结”，可以使用大承气汤攻下，如果没有出现“转矢气”的情况，则不能使用攻下的方法。
说了这么多，《伤寒杂病论》用于实战如何呢？远了不说，清朝末年广东省有四大经方名家，当年广东省鼠疫流行，这四位中医师彻夜不眠，商讨应对之策，最终以升麻鳖甲汤为主，治疗这次流行的大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上世纪50年代，河北省石家庄市爆发流行性乙型脑炎，危难之时许多中医挺身而出，根据大多数人高热，口渴严重，出汗较多等症状，制定出了白虎汤治疗这次流行性乙型脑炎，成功挽救了无数的病人。但是后来疫情再次爆发，症状相似，但是用白虎汤疗效一般，甚至是无效，于是再一次召集中医的高峰论坛，蒲辅周老先生认为这次瘟疫与前次不同，这一次的不单单是阳明热证，还夹杂有湿气，湿浊与热邪混杂，但以白虎汤治疗不效，于是以白虎汤加苍术一味，化阳明湿浊，又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许多人关切的咨询中医可有防护的方法，其实中医在防护方面的措施远远落后于西医，因为中医没有认识到这些看不到的小东西才是致病的罪魁祸首，但是也知道隔离，阻断交通，这些简易但是并不简单的方法。
有没有什么方剂可以预防这次疫情呢？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体质，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舌象与脉象，我觉得无法拟定一个通用的方剂去预防这次疫病，但是《黄帝内经》有句话说的十分精彩“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养好自己的身体，不接触染病的人，就是最好的预防措施。
虽然中医不知道这种致病的微生物，但是一样可以治疗，就像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手机的内部结构，同样可以达到我们打电话、发信息、看视频的目的。中医不了解这种病毒，不知道它的表面有什么特异性蛋白，同样可以通过辨证论治达到治疗的作用。《伤寒杂病论》仍然有它独特的优势，值得我们在大疫面前虔诚学习，众志成城，共同打好这一硬仗。祖国加油，武汉加油，中国人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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