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支付業務迅猛發展，而相關立法滯後，導致很多消費糾紛沒有權威說法。比如你發現支付寶被“盜刷”，要求索賠損失，那麼，第三方支付機構如何證明你是真被盜刷，如果第三方支付無法提供有利的證據，法院是否該支持你的索賠要求?而如果讓支付機構承擔過重的舉證責任，是否會導致職業打假人“鑽空子”行為的大量出現?
6月7日晚上，華東政法大學虞偉慶金融法律研究院舉行關於第三方支付及網貸司法解釋研討會，來自上海市高院、一中院、浦東法院、黃浦法院金融審判條線的法官，市政府法制辦、上海國盛集團有限公司、螞蟻金服、浙江點金律師事務所的專家參與了研討，各方爭議的焦點就是舉證責任的分配問題。
問題一、第三方支付：我們承擔的舉證責任是否過重了？
在司法解釋的制定過程中，有意見認為，從保護消費者的角度考慮，可以規定，非因客戶自身過錯造成客戶經濟損失，客戶請求非銀行支付機構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非銀行支付機構以損失系客戶自身過錯所致進行抗辯的，應當對其主張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來自螞蟻金服法務及合規部的周昌昊則認為，這對第三方支付機構來說，所要承擔的責任過重了。
“我們不僅要證明是客戶自身犯的過錯，還要證明客戶的自身過錯和其損失之間存在因果關係，這個舉證責任太重，而且幾乎是無法完成的。在無法見面的情況下，我怎麼知道客戶是故意把密碼告訴別人，還是其他什麼原因。”
會上有專家認為， “不管有沒有過錯，只要給客戶造成經濟損失，非銀行支付機構就要承擔舉證責任，這連銀行都沒有達到的要求，對非銀行支付機構是否太嚴苛?”
浙江點金律師事務所也認為，此種責任對於支付機構過於嚴厲了，應當設置一些前提條件，而且還要明確造成客戶的經濟損失的範圍。
問題二、“風控大腦”能否解決舉證責任？
“你們如何證明這個客戶真的被盜刷?”在場的法律專家問。
在支付寶這一端，一般交由“風控大腦”來把關。“風控大腦”會根據賬戶、設備、位置、行為、關係、偏好等維度，多達一萬條策略來判斷是否是主人在操作賬戶，只要不是主人操作，哪怕是掌握密碼也不行。
除了風控大腦，還有人臉識別等生物技術。“目前的人臉識別率達到99%，但在應用上不能拓展到所有領域。”周昌昊說，“另外，不少人並不願意使用人臉識別，有些邊遠地區的人們，其手機並不支持人臉識別，作為第三方支付機構，我們是否有權拒絕為其提供服務?”
憂慮還來自“風控大腦”“人臉識別”技術的適用標準。會上有專家稱，目前對第三方支付的安全保障要求沒有統一的國家標準，支付寶擁有的技術非常先進，但基於技術中立原則，要考慮行業普遍能夠接受並且適用，國家無法以支付寶擁有的技術作為行業標準。
這也意味著，通過了支付寶“風控大腦”的交易，是否意識著是授權交易行為，支付機構能否據此認為完成了舉證責任，還存在爭議。
問題三、舉證責任過重，是否導致職業打假人大量出現？
第三方支付每天產生上百億的交易量，支付寶2017年因非授權支付糾紛進入法院的案件為16件，其中有12件撤訴，有1件判支付寶承擔部分責任。而騰訊的同類型案件全年不到10件。
“非銀行支付機構都是愛惜羽毛的，對自身要求嚴格。”周昌昊說，支付寶但凡認為自己有一點責任，可能要賠付的，都進行了賠付，而不會進入訴訟程序。“現有規則已經讓我們有足夠動力去賠了。如果讓支付機構承擔如此重的舉證責任是否會導致職業打假人等出現，造成大量的案件進入法院?”
“數據顯示，來電投訴盜刷問題的客戶，還原下來絕大部分並不是真的盜刷，而可能是她的前男友，或者孩子偷偷使用手機買了遊戲幣等情況。這樣的投訴量佔到90%。”
“我們在技術上可以做到風控，但道德風險是無法防範的。”陳晨表示，“不能因為你個子長得高一點，就對你的要求更嚴格。”如果出臺這樣的司法解釋，可能會打開消費者惡意“維權”的口子，之前的投訴者又會返回來，甚至職業打假會鑽這個法律空子，這可能會讓非銀行支付機構承擔過重的賠償責任，為消費者的道德風險買單。
那麼如何避免道德風險呢?
舉證責任過重，的確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支付機構為道德風險買單的負擔，如果處理不當，恐怕會影響行業的健康發展。
為遏制道德風險，衡平保護各方利益，與會專家達成一致的看法是，如果客戶主張非因自身原因導致賬戶被盜用，必須承擔初步舉證責任，證明這是非授權交易，例如，及時報案、固定證據等，而不能夠什麼都不做，把責任都推給支付機構，這就這就與銀行卡的舉證責任相同。
截至目前為止，這些條款的界定還不是很清晰，可能會產生分歧，法官建議對相關條款做進一步的細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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