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
您還記得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驛路梨花》嗎？寫下這個經典篇目的著名作家彭荊風先生於昨日（7月24日）上午6時53分在昆明逝世，享年89歲。
（彭荊風小說《驛路梨花》最初發表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光明日報》）
彭荊風先生被稱為“雲南文壇乃至中國文壇的一顆堅強的不老松”，著有長篇報告文學《解放大西南》，已出版作品20餘部。先生的《驛路梨花》一文曾多次入選教材。早在1978年，即文章首次發表的第二年，《驛路梨花》便被選入《全日制十年制學校初中課本（試用本）語文》教材中。此後，1981年至1992年間的中學《語文》課本中均有此篇文章。在隨後1993年開始出版的《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語文 》和《九年義務教育四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語文》教材中，也都選入了這篇課文。到1999年止，這篇經典文章作為中學語文教材課文的經典篇目延續了22年之久，教育、感動了諸多學子。
（選入《驛路梨花》的教材）
時隔近二十年，2017年正式出版的統編《語文》教材再次將該文收錄。統編教材語文主要編者之一、人教社語文編輯室副主任朱於國介紹說，彭荊風先生的《驛路梨花》是一篇經典老課文，文質兼美，入選教材多年，對一代又一代中學生有著深刻影響。此次重新選入統編語文教材，旨在通過課文學習，感受人物心靈的美好和民風的樸實，使他們對公德有深刻的理解，激發助人為樂的精神，共同營造和諧美好的社會風尚。
（統編教材中的《驛路梨花》）
這篇文章受到了許多文學批評家和作家高度讚賞。它篇幅不長，人物不多，通體結構凝結著一種單純美。但其感情境界卻蘊藉深沉，具有很大的思想容量，不啻一首短悍明麗的“時代曲”。今年年初，彭荊風先生寫了一篇文章，回憶了當年創作《驛路梨花》前後的故事。
發現和傳播生活中的美
——我寫《驛路梨花》
（2018年2月2日《光明日報》13版 版面圖）
1
足跡遍三迤
（1955年彭荊風在瀾滄哈尼寨與哈尼族兒童合影）
雲南地處西南邊陲，山高水長，民族眾多（有26個民族）；這些民族的生活絢麗多彩又習俗各異。
1950年春，我隨同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進入雲南後，為了建設邊疆，幾十年來，多數時間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生活、工作、戰鬥，足跡遍及紅河、怒江、瀾滄江流域。邊疆地勢險峻，人民性格淳樸，風俗特異；那一時期一般人難以經歷的戰鬥生活和民族工作，更是深刻地留存於我的記憶中。作為一個作家，我也有責任把邊地人民勇於告別舊時代，熱情擁抱新生活的過程，作為自己的寫作題材。我的許多作品，如在1955年、1956年先後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兩本短篇小說集《邊寨親人》《卡佤部落的火把》，197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鹿銜草》以及與人合作的電影文學劇本《邊寨烽火》《蘆笙戀歌》，都真實地表達了我對雲南邊地的美好感情。
雲南多高山大河，全省山地面積佔百分之八十，其中又有百分之十是海拔在兩三千米以上、人跡罕至的高山大嶺；山川的險阻一向被人們視為畏途。在雲南除了少數被大山環繞的壩子（盆地）外，幾乎無處不是大山；無論往哪裡行走，都要跋山涉水。那些去過川陝邊界、吟唱過唐代大詩人李白的詩句“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人，來到雲南橫斷山脈的高黎貢山、哀牢山、無量山、梅里雪山以及烏蒙山系後，都被這裡更為險峻的山勢震撼了，從而會發出更驚訝的感嘆：那些蜀道算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驛路梨花》中的開頭，就情不自禁地寫下了：“山，好大的山呵！”）
我1952年春天從昆明去往盛產普洱茶的普洱，一路步行攀越高山大嶺，走了整整10天。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對雲南邊地深山大嶺的險峻，有著不同於一般作家的感受，一寫到邊地生活，我就會很自然地融入我的特殊感情和經歷。
對雲南也深有感情的作家汪曾祺，很瞭解我，題贈了一副對聯給我：“心情同五柳 足跡遍三迤”。
雲南的山山水水雖然險峻，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都還年輕，也就有著一種不畏艱險的心情。越是一般人不敢去的地方，作為軍人作家，我們就越要勇於去闖蕩，去開闢新的生活領域；如果有哪處高山大河還沒有去過，甚至會覺得遺憾。
新中國成立後，在雲南的作家當中，我是第一個進入滇東北的烏蒙山系彝族人地區，第一個進入瀾滄江以南拉祜族人地區，第一個進入還處於原始部落末期、還保留著剽牛、砍人頭祭穀子習俗的佤族地區參加民族工作組的作家。
那時候，行走在這些橫斷山脈的莽野深山裡，很是艱苦；山高路險，經常是幾十里路難見人煙，而覓食的野獸卻時常在附近山林間出沒；我們不僅要背上揹包，還要背上槍支。夜裡經常找不到村寨，只得露宿于山林間。
1953年5月，我隨連隊在瀾滄江以南的大黑山裡戰鬥，有一次，我們一行三個人奉師部的命令從瀾滄回普洱去開會。本來這段一座大山接一座大山的漫長山路要步行10天，師部領導卻限我們6天走到，我們只得把三天的路併成兩天來趕。有一天走到半夜，累得實在走不動了，就在山上一片樹林裡昏昏沉沉地躺下睡著了；早晨被凍醒，才發現我們是躺在一叢梨樹林下，身上飄撒著溼潤的梨花……
這樣走在大山嶺深處，我們也就希望，能有一間小茅屋在走累了後可以歇宿。但是四野空曠，到哪裡去找呢？
我們這些山行中的遭遇，邊地人民也就經歷得更多了，感受也更復雜。因為受經濟條件的限制，他們不可能在這些山嶺上設立馬店、客棧，只能儘自己的能力來互助、互救。
橫亙於怒江以南長達600餘公里、高3780米的高黎貢山，是滇西方向從內地去往中緬邊境必須跨越的大山。山野遼闊，在大山兩側的山腰、山腳，還可以找到幾座小山寨或簡陋茅屋過夜；再往上攀向終年積雪的大山深處，就難見人跡了；一路所見，只有稠密的森林和飄浮山間的雲霧。但是，這座大山又不是一天能夠翻越過去，身強腿健的人加快速度步行，也必須走兩三天；以至於從前經常有行人因為口糧和禦寒的衣服準備不足，或者在攀越山嶺時體力耗盡，凍死、餓死在積雪深厚的山頭上。這類悲劇使人心寒。附近的一些好心人有鑑於此，就在南北兩條主要驛道的山丫口上，建立了兩座沒有人看守的、供公眾使用的簡陋房屋，讓那些爬大山爬得筋疲力盡、不得不在山頂上過夜的人有個落腳歇宿的地方。
這兩座公房就是著名的南齋公房、北齋公房。
在南齋公房、北齋公房住宿過的人都會體會到，在這沒有人煙、全是冰雪的山嶺高處，有這樣一座房子，可以遮風擋雨，可以防止野獸襲擊，可以烤火，在走累了後能安心睡覺，真是如同從鬼門關邊上進入了天堂
。享受過好處的人也就會想到應該如何珍惜、保護這座小屋，讓後來的行人不至於沒有遮風躲雨防冰雪之處。他們在第二天臨走前，也會像前邊住過的人那樣，用心地修補一下房屋，把自己隨身帶的糧食留下一些，再去附近撿拾些乾柴回來，讓後來的人也有食可吃、有火可烤……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人從這高黎貢山經過，都會沿襲前人的良好習慣；如果不這樣做，他們是難以安心下山的，也會被後來人咒罵、譴責。
我在20世紀50年代第一次隨同趕著大批運輸貨物的馬群（馬幫），從保山南去翻越高黎貢山時，那天傍晚，也是歇宿在風雪山頂。在小房屋內用現成的乾柴燃燒取暖，完全不必為屋外的漫天風雪擔憂，這一夜暖融融地睡得很好。第二天一早醒來，見同行的趕馬人已經用屋內現成的乾柴煮好了濃茶。飯後臨行前，他們又不顧外邊風急雪擁，冒著寒冷去附近山林把溼柴撿回來，整齊地在小屋裡堆砌好，讓後來的人有乾柴烤火。我看了很是感動。
這就是中國古老傳統中的“見賢思齊”。雲南邊地的少數民族雖然不可能飽讀古詩書，但是卻具有在生活中形成的這種誠心助人的素樸哲理。 因為他們吃苦耐勞，特別是有長期形成的古老美德支持，所以雖然從前的邊地那樣貧窮落後，生活那樣艱難，他們都一代又一代地熬過來了，而且在生活中還有不少新的創造。
2
驛路梨花處處開
（彭荊風2011年在雲南宜良梨花林）
我從前走在雲南的哀牢山、無量山、烏蒙山、瀾滄大黑山那些大山裡，儘管山野荒僻，四周無人，但是都會在關鍵的地段，突然遇見這樣無人看守、卻能長久在風霜雨雪中存在的小茅屋，一顆懸著的心也頓時得到了安定。小屋的出現告訴我，今夜有了安全的宿處了，不必為無處歇宿而擔心。在邊地行走時，在深山大嶺間錯過了站頭，不得不進入這類山間無人小屋過夜時，那份如在茫茫大海里獲救的心情，是何等激動！所以，每一次經過那些小屋，每一次的歇宿，都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不僅也會在臨走時積極地參與拾柴、維修小屋；而且在離開後還會時常想著，應該怎樣通過文學作品去描述這些好人好事，把邊地人民這種流傳已久的樸實美德傳播開去，與新中國成立後新社會正在提倡的新風尚相融合。
“文革”中我經受了許多磨難。打倒“四人幫”後，我本來有許多痛苦的遭遇可以寫，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傷痕文學”特別走紅，我的7年監獄生活更是走俏的題材，但是我卻沒有寫這些。因為作家總是急於抒寫他最關注的事，所以我“文革”後寫的第一篇作品是傳遞美好情感的《驛路梨花》。
1977年初春的一個下午，我正在讀《宋詩選》。宋代大詩人陸游那美妙的詩句“驛路梨花處處開”，是那樣令人神思遐想，也有力地撞開了我記憶的閘門，使我想起了從前在邊地山林行走時，遇見的許多美麗的梨花林以及有關的人和事；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強烈的創作激情，衝擊著我，我立即伏案疾書。
人物、事件熟悉，構思極快，寫起來也就很順手；那天下午3時開始寫作，傍晚6時左右就寫完了。雖然寫作過程只不過兩三個小時，卻是經過了我幾十年生活的積累和孕育；特別是經歷了“文革”歲月、監獄生活的折磨以後，我表達了作為一個作家對人性美好的眷戀與追求。
《驛路梨花》的故事發生在哀牢山哈尼族山寨附近。哈尼族人民一向是山有多高就往哪裡攀登，在山的最高處建立山寨、開墾梯田；山高水長，那雲霧深處，也就被他們興建成如海市蜃樓般令人神往的特異景色，讓外來的人們流連忘返。
我前面說過，我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就由於工作、戰鬥，必須經常在三迤大地那些無邊無際的莽野深山間行走。山高、林深、路陡，雖然辛苦，但也對山林的險峻、多彩有著極深的印象，感受也多，特別是對那些在別的地方難以見到的獨特景物，會長久難以忘懷。
所以寫作這篇《驛路梨花》時，也就會用較多的筆墨來描述那人跡稀少、又極為瑰麗的大山、月夜、梨樹林、小茅屋。我把哈尼族小姑娘梨花作為小說的主要人物，還因為我對這些少數民族孩子們的熟悉，對他們有著很深的感情。1952年我隨部隊在瀾滄江南岸的大黑山剿匪時，曾經為那大山裡的拉祜族、哈尼族孩子辦過當地有史以來的第一所小學。和這些孩子們朝夕相處，他們天真、淳樸的個性，對新事物的熱情嚮往，深深觸動了我的內心，從而我在許多作品中都寫到他們的生活。
一個作家在構思一篇作品時，在眾多人物中必然會有主次；在《驛路梨花》中，我把最強烈的光束聚集在小梨花及其小夥伴身上，是因為她們雖然年紀小，卻有著自己的個性特點，而且那淳樸、善良、熱情、樂於助人的天性，如梨花般美麗動人。
這篇作品在1977年5月寫完後，又作了精心修改，就用航空快件寄給文學界一位我的老領導。他當時事情多，無暇看，擱置頗久；我只好又寄給我的另一位老領導、從前在第二野戰軍軍政大學四分校擔任過教育長的範戈（他當時正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範戈一向對我的創作很關心，立即轉給了報社副刊部主任編輯張又君。張又君是位老作家、老編輯，也很欣賞這篇作品，很快就在1977年11月27日刊發了這篇小說，在讀者中反映良好；緊接著，香港的《週末報》也予以轉載。《週末報》發表時，還配發了一篇題為《奇遇·提煉·誇飾》的短評，那位名叫素堅的評論家特意指出：
“如果容許猜想，那麼，大概是真有其事，但作者把它寫成文章時，卻有提煉，有誇飾，有點虛構。就是說，事情的具體發展，不一定完全是這樣，只有經過作者的巧加安排，悉意提煉，才顯得如此完整，如此引人入勝，如此含義豐滿；這正是文藝創作和普通記事不相同的地方。普通記事把事情交代清楚就是了，文藝作品卻還要引人入勝，表達主題，使人讀來有趣而且有收穫。正是如此，悉意提煉是需要的，巧合安排是用得上的，一定的誇飾、虛構是容許的。”《光明日報》是影響大、讀者多的大報。小說刊出後，反響很大，國內外眾多讀者紛紛來信、來電話與我討論這篇作品，對我進行讚揚、鼓勵，這對被迫擱筆多年的我今後的寫作也是有力的促進。
從1980年起，《驛路梨花》選入全國初中語文課文，深為廣大學生、老師所喜愛，著文研究者也就很多。許多人還認為：“這篇作品是篇事件真實的散文。”一些學者還著文研究，生活中的真實事件，如何才能寫得巧妙、引人入勝。1982年雲南師範學院一位教授還特意來信詢問我：“根據《驛路梨花》的特點，應該把它作為記敘散文來講，但是，他們又看到你的一篇文章，講它是小說……”
其實小說的文體也是多樣的，由於作家的風格、筆調不同，寫法也會不同。我喜歡用這種記敘文手法來寫小說。我覺得這樣會顯得更素樸、真實。
我回信給他：“我的《驛路梨花》是用第一人稱寫，所以，常被人誤以為小說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特別是我在寫小說時（雖然是我根據生活中的感受，把不同的細節組合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寫進了我的感情（我過去在邊疆的感受），力求寫得真實感強；加上我這篇小說抒情味較濃（我喜歡用這種筆調寫邊疆生活和風貌），所以，被一些人誤認為是一篇從細節到全過程都極為真實的紀實性散文。”
我想，一篇作品能給人們的印象真實感很強，而且深受感動，這就是取得了在藝術追求方面的成功吧！
當然，這一切都得益於我對雲南邊地生活的熟悉，有著過去在深山大嶺行走的真切感受。
3
天塹變通途
如今幾十年過去，雲南邊地的深山大嶺雖然峻峭如故，但是在一代又一代參與邊疆建設的人們的辛勤勞動下，正以日新月異的速度迅速發展，從而不斷有著巨大的變化。例如，我曾經隨同部隊在1952年開墾過的瀾滄猛朗壩。過去那寬闊的壩子雖然土地肥沃，但因為疾病流行，卻長久沒有人敢去開墾、居住，因此有著“要下猛朗壩，先把老婆嫁”之說；從而一年又一年日益荒蕪，野草叢生。1952年冬天，我隨人民解放軍第一一五團進駐這裡時，從高山上向下望，只見這壩子被白雲深鎖，有如一座杳無人跡的深淵。我們下到壩子後，只好放下揹包先割草、挖地、砍樹，搭建當天晚上過夜的茅屋。那天晚上睡在地上還潮溼，四面沒有板壁、到處透風的低矮棚屋裡，似乎四周高山上的冰冷雨雪全都傾瀉了下來，凍得人一夜難以入睡，只好起來拾些柴點燃著。這些柴草都是潮溼的，好不容易燃起了幾堆火，又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幸好我們那時候都還年輕，都是20歲左右的人，經得起凍，沒有人生病。
經過幾年的辛勤開墾、建設，這地方逐漸繁榮、興旺，成了滇南邊地政治、文化、教育、商業的重鎮，周圍那些狹窄難行的古驛道，也被拓寬、改建為可以通行各種車輛、四通八達的大道。 20世紀50年代初我從昆明去往瀾滄，要在這橫斷山脈間的古驛道上翻山越嶺艱難地步行十餘天，再壯健的人也會走得疲憊不堪，也就把南行視為畏途，如果不是因為有公務在身，是難得有幾個人去旅遊的。如今來去方便，把瀾滄江以南各個地方作為旅遊勝地的人也就日益眾多。邊地也隨之日漸繁榮。
我最近又有滇南行，去時乘車，已經感覺比從前的步行方便多了；回昆明時改乘飛機，50分鐘就到了，速度之快，更令我這“老邊疆”為之感嘆！
如今，雲南所有的城市鄉鎮都有公路或鐵路相通，一些主要市、縣還有飛機可通航（雲南現有16個機場，從昆明去往普洱，乘飛機只要50分鐘，在高速公路上坐汽車，也只要大半天）。遊人們不必再像從前那樣在大山裡艱難地爬上繞下地行走。
我在雲南邊地生活的時間長，對邊地人事有著真誠的感情，多年來又不斷重訪，感受越來越多。
我願不斷髮現生活中的美，並傳播給更多的朋友。
（雲南雙柏哀牢山梯田與村寨）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2018年02月02日 13版）
彭荊風先生的一篇《驛路梨花》陪伴、影響了多代學子，他是七十年如一日辛勤創作、待人謙和的作家。彭老曾感慨道：“為什麼我這麼執著，因為文學就是我的生命。”
“驛路梨花分外香”，祝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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