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4日，胡适去电毛泽东，劝其放弃武力，准备成为中国第二大政党，对权力世界的天真无知可见一斑。
胡适在战后出任北大校长，虽有复兴北大的韬略与雄心，但北大学人为生存计，哪里有心于他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而胡适当时也疲于应付学潮，对于蒋介石指责学潮“显受反动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不以为然，基于其自由主义立场，对学生“尽一切可能加以保护”。
国共剑拔弩张，在两极选择中胡适决不会和中共为伍，就只有站到国民党政府一边，“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如何改进，“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胡适的自由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就面临着一党专政的格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既有传统政治文化阴影的笼罩，又有激进思潮的推搡，恐怕还常常徘徊在民主建设和民族独立相抵牾的两难之境。
晚年的胡适对台湾民主很是关心，他极力维护这个来之艰辛的宪法体制，蒋介石总统任期将尽时，他曾数次给蒋写信，表示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政党基础上，而“行宪四五年来未能树立这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他吁求国民党自由分化，并诚心培植言论自由。蒋对现代型知识人惯用“套交情”的手腕虚与委蛇，即便是容忍，目的都是利用，胡适所期无由实现。
胡适认为民主和法治只能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而言论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的起点，为争自由，1949年，他领衔创办《自由中国》，创办人士多政府中人，胡适是发行人，也是最大的护法，当局对于杂志每有危险的言论便设法阻拦发行，官方刊物更是长期围剿加恫吓，“《自由中国》没有自由”。1960年，杂志的实际负责人雷震鼓吹成立反对党，被军事法庭课以十年徒刑，胡适返台求情，争取反对党的自由，希求蒋的“雅量”，今天看，这是胡适的一厢情愿。
虽然“懦弱”，但他终究是矢志不渝的“乐观主义者”，余英时说20世纪的中国，胡适是始终对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诚哉斯言。1947年8月1日，他在北平广播演说：最近三十年来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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