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著名作家魏巍赶赴前线采访，历经战火的历练和战斗精神的洗礼，创作了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全文。在两年后的文代会上，周总理在作报告时，放下手中的讲话稿，对着全场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魏巍从座位上站起来，全场热烈鼓掌。周总理接着说，“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了语文课本，鼓舞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最可爱的人”也成为对各行各业无私奉献者的最高褒奖。魏巍认为要表现这场伟大斗争，仅有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不够的，于是着手创作长篇小说《东方》，于1978年创作完成，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首届人民文学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70年后，著名作家方方面对全国战“疫”，也创作了一部作品——《方方日记》，但是，与《谁是最可爱的人》不同的是，《方方日记》的社会评价呈现两极分化，“正能量”与“负能量”、“真实”与“虚构”等完全对立的标签同时被贴在方方和日记之上。
魏巍和方方都是我非常尊敬和喜欢的作家，最早读到方方的《风景》是在一本过期的《当代作家》（1989年第3期）上，之后的十几年中涌现了大批女作家的优秀作品，包括毕淑敏、黄佳蓓、张抗抗、铁凝、迟子建以及和方方同为武汉作家的池莉等。时隔三十年读到新作《方方日记》（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也是较完整作品），为了尽量客观公允地评价这部作品，我把目前能搜集到的内容从头至尾读了两篇。毕竟，看到有人在评价方方和日记时，直言“读了两章就看不下去了”，然后评判这部作品如何如何，颇有些“看了标题就评论”的架势。实话实说，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这部日记延续了她“剖析人性”和“探索本真”的创作手法，她的成名作《风景》在获得全国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年），被评论界认为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为“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而《方方日记》显然也沿用了这种手法。
报告文学和日记虽然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文体，但是两者的价值都建立在“真实”之上，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当事人的日记是史料性和真实性都非常高的原始材料，甚至高于某些正史记载。从另一个角度说，报告文学是公开的大型日记，而日记是私人的小型报告文学。同为记载史实的作品，为什么《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影响全国几代人的经典之作，而《方方日记》刚一面世就饱受争议？
不完整的“真实”会导致“不真实”
魏巍最初的任务是了解被俘敌军的思想情况，期间，大多数的俘虏除了表现出厌战情绪外，直言“感到遇到了世界上最难对付、最不怕死的军队”。 我们凭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和牺牲精神，将武器装备、军事实力、综合国力远远高于我们的侵略者打成了“纸老虎”。魏巍完成了调查任务和调查报告之后，本可以回国休息，但他义无反顾地奔赴作战前线，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战地采访，亲眼目睹战士们杀敌的无畏，亲身感受敌人巨炮的轰鸣，脚踏被炮弹深翻过的阵地，手握鲜血浸透的泥土。
前方将士那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强烈地震撼着我，我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我们眼前这平平常常的一切，都是他们鲜血的代价，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战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跳出来的。
方方身在武汉，相比其他人更能真切地了解疫情期间武汉的日常，她也极力用真实案例和真实感受记录身边的世界。但是，她毕竟不是一线的医护人员，不是一线的防控人员，加上封城后的限制，她的所见所闻是很有限的，更多的信息渠道是“听说”。我们先不探究“听说”的真实度，单从信息渠道而言，方方获取的不是“全景式”的信息视野，所以产生的感悟、得出的结论是会出现偏差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人们的猎奇和“审丑”心理，我们所传播和听说的往往是“不正常”的事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小伙子给老人让座，这是“正能量”的事情，但是传播度如何呢？如果和自己的朋友说起这件事，对方可能会莫名其妙，认为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只有小学生写作文时才可能作为素材。但是，如果看到的是老人强迫小伙子让座，两人争吵起甚至动起手来。那么相信每一位围观者都会加入传播的行列，和家人、朋友或同事讲述一番，还有可能发个朋友圈，引发众人的激烈讨论和转发，成为当天的头条新闻都有可能。因此，同样是“真实”的两件事，一件连传播的价值都没有，一件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催生出“坏人变老”“让座是情分，不让座是本分”的结论。一个城市每年成千上万起让座的正能量，会被一起“让座争斗”给完全抹煞。
因此，不完整的“真实”会让人的感受和评价产生偏差，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这一点上，《方方日记》是有所欠缺的。同一部作品中读出截然相反的感受是很正常的，尽管如此，部分读者读完之后评价“晦涩”“阴郁”，与负面案例比例较大引发认知误差是有一定关系的。
“听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词汇
魏巍在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前，写过一篇题为《自豪吧，祖国》的通讯，里面记录了20多个感觉最生动的事例，因为感觉类似于流水账，因此只作为素材库，没有寄出去发表。后来在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时候，将这二十多个事例反复筛选，优中选优确定了五个，在修改稿件时又进行了删减，保留了三个最典型的。通篇没有“听说”的案例，所用的都是“见到”“遇到”，是对当事人、战友以及所在连队进行深入采访后才记录和保留下来的，保证了最大限度的真实性。（即便如此，由于当时战场的特殊情况，《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记录了13位烈士，但后来得知李玉安和井玉琢两位“活烈士”并没有牺牲）
方方在日记中用得比较多的是“听说”，而“听说”的消息有可能是其他人“听说”之后转述的，中间加上转述人自己的理解也是有可能的。因此，真实度是很难把控的。虽然方方也尽力多方求证，也在“听说”的案例前做了说明。但是，读者一开始是能够区分哪些是方方的“所见”，哪些是方方的“所闻”，但是“听说”的案例多了，大脑会放松了“所见”和“所闻”的鉴别，最终都成为方方“所说”。同样，在读者转述《方方日记》的内容时，一开始可能说“据《方方日记》里听别人说的一个案例……”，但是这么拗口的表达方式显然最终会统一成为“《方方日记》里说”。
因此，不论是大脑自动过滤，还是传播中自动省略，“听说”的最终都是“方方说的”，不真实性的黑锅最终都是方方去背。
“作家光环”的副作用
方方在微博上的粉丝有近400万，另外还有众多实体书读者，属于自带光环和流量的著名作家。在亮点被无限放大的同时，“黑子”也会被无限放大。虽然是记录身边事件和内心感受的日记，但是会被公众按照报告文学来看待，小小的失误和偏差都会被关注和解读。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师德”一词，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标准，而教师专门设立了“师德”，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不仅仅代表自己，“师”的后面是“范”，会成为众多学子的示范标准和社会的评价标准。同样，“著名作家”的一字一句也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也对方方的创作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我在搜集方方的日记内容时，看到了好几个版本，除了方方在微博上自己发布的之外，还有其他人以“转载”“节选”“摘录”等多种形式发布的，但经过比较和分析，很多人是断章取义甚至夹带私货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无论是以报纸还是散文集出现，都是呈现的全文，读者可以完整地阅读和感受。而方方的日记是以微博形式发布的“散装日记”，大多数读者并没有看到全貌，产生碎片式感想和误读也是正常。更为糟糕的是，某些不怀好意的人在“摘录”时按照自己意愿任意增减文字和图片，但仍借助“著名作家方方”的名号。不知道那些将方方认定为“带路党”，将《方方日记》认定为“投名状”的人，读的是不是方方的原版？
《方方日记》的面世不是好时机
《谁是最可爱的人》创作和发表于1950-1951年战争最艰苦阶段，魏巍深刻认识到，需要一部作品“激励了前线广大指战员的斗志，鼓舞了祖国人民努力生产、支援前方的干劲”，这个念头激励他主动冒着炮火深入前线。
同样，在疫情最前线和防控最吃劲的时刻，尤其是在疫情漩涡中心的武汉，更需要一部加油打气的文艺精品，当然不是“县长眼中的血丝，已经织成了迎春的花卉”的谄媚之作，也不是“感谢你，冠状君”的无病呻吟，但是也不需要过多的失落、恐惧和阴郁，也不需要在战鼓正紧的时刻过早的“反思”。魏巍在战地采访中，也遇到了惨烈的战况，也见到了失败的战例，为什么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出现？不是隐瞒不是回避，而是时机不对。战争结束后，除了庆祝胜利，也出现了对战争的回顾和反思的作品，如《错觉》等。
写到最后，有必要提到一部视频《武汉日记2020》，其作者相对于魏巍和方方来说没有多少名气，名叫“蜘蛛”，是一位自由影视工作者。和方方相同的是，两人都是武汉人，都从“封城”的第一天开始记录生活，不同之处是一个用文字一个用镜头，更主要的是，“蜘蛛”加入了志愿者队伍，每天接送医护人员、运输物质、到社区帮忙，同时用镜头记录生活点滴，创作了这部充满温情和希望的《武汉日记》。他说，“视频仅代表我自己的观察视角，但为其真实性负责”。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方方日记》。我无法左右读者的阅读感悟，更无权干涉作者的创作思路，但是希望《方方日记》在记录内心感触之外，能发现和记录在这场特殊战疫中涌现出的“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其实答案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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