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小者最勝王獻之”

王獻之碑帖（一）

唐《述書賦》記述晉代書壇之盛況，說是“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但是，藝術的持久力和它的永恆性是要接受歷史的檢驗的，隨著時間的過濾和汰選，有些人湮沒無聞了，有些人卻經久不衰，並且越來越顯示出他的卓越與不朽。中國書法藝術史上以“二王”並稱，而且視為至今難以超越的典範。“二王”之一，便是在中國書法史上被稱為“小聖”的王獻之。

孤高傲世 寵辱不驚

王獻之堪稱中國書法史上第一等的可愛人物，如果說王羲之以“骨鯁”而著稱，王獻之則以“孤高”而聞世。有一天，王獻之隨兄長們去看望謝安，王徽之、王操之議論世事，滔滔不絕。不知道是他厭惡這種不著邊際的清談，還是什麼原因，他竟一言不發。一次，王獻之路經湖州，遊一名園，其時湖州當地的一批名士正在宴集。王獻之卻旁若無人，視而不見。有人就當面指責他“非禮非道”，還貶損他是北方傖奴。王獻之輕蔑地連眼珠也沒有翻轉過去，走了。由於他在書法上的盛名，當時請他題字寫字的人很多。有一次謝安也找上門了，讓他為太極殿題榜，以百世流芳。誰也沒有想到，他也不給面子推辭了。這樣一種寵辱不驚的人生風範，可以銜遠山，吞長江，送夕陽，迎素月，直與洞庭同其廣，日月同其新。

對王獻之來說，真正把自由的個性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並形成自己獨特風格的還是他的書法。“偶其興會，則觸遇造筆，皆發於衷。”在王獻之那裡，寫字不是機械化的生產，待價而沽的商品，而是精神訴求的釋放——從心靈中流出。有一天，他漫無目的地在會稽城的小巷裡閒逛，卻見一堵剛剛粉刷的牆壁又白又淨兀立在前邊，好一張剛剛鋪就的白宣紙啊！他忽然來了靈感和激情，便以掃帚為筆，用泥汁作墨，徑自在那粉牆上橫掃。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沒有人這樣寫字的？有沒有人看過這樣寫字的？一時轟動得滿城風雨，古之會稽人也算是大飽眼福了。

還有一次，王獻之到烏程縣去看望他的弟子羊欣。當時羊欣穿著新絹裙正在睡午覺。不知是潔白的新絹裙觸動了他的書興，還是羊欣午睡的酣態引發了他的情思，他不聲不響地在桌上抓過筆來，飽蘸濃墨在羊欣的絹裙和衣帶上寫滿了字。在王獻之那一方，無非是興之所至極其隨便地信手塗抹，完全不是為了讓人珍藏。可是在羊欣那一方，醒後一見，瞳仁卻放出喜不自禁的光芒，那可是一件精品。書法藝術這東西說起來也很有點神乎其神的，你很想把這幅字寫好，有時可能就怎麼也寫不好；有時隨心所欲地寫去，卻出了意外的精品。拿蘇東坡的話來說，這叫“書初無意於佳乃佳耳”。羊欣是有眼力的，他午睡醒後，喜不自禁，連忙脫下絹裙和衣帶，把它們珍藏起來。“偶其興會”的激情發揮，“皆發於衷”的創作狀態，把一個卓越的書法家王獻之概括完整了。

勇於創新敢於超越

中國書法史上不乏子承父業的傳統。但是，藝術是最怕重複的。王獻之的高明處在於：他決不僅僅是王羲之書法的忠實步武者，而是大膽地尋求自我的突破，追求“我自為我”、“自有我在”的境界。王獻之為謝安幕府時，書名已經很盛，也就自然有人拿他與王羲之來比較。一次，謝安問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你道王獻之怎麼回答？他說：“固當不同！”(本來就是各有千秋)，謝安又說：“物論殊不爾！”(外界的議論並不這樣看啊)，王獻之接著又說“世人那得知!”(世上的人哪裡真正懂得)。

好一個“固當不同！”

好一個“世人那得知！”

置公眾輿論於一邊，連“書聖”的父親都可以不放在眼裡，問古今天下還有第二人否？根據筆者分析，“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固然與晉人張狂的個性，大膽的反聖賢排禮法否定束縛，迴歸真實自由的人生境界有關，但又分明折射出王獻之反對盲目崇拜，敢於超越前人的不凡氣度。不過，它的前提也是嚴酷有加的：必得以一生的磨礪和心血的澆灌為代價。俗傳：王獻之洗硯曾經染黑了家裡貯水的十幾口大缸；他七八歲時染翰，無間臨池，全身心地投入到苦學苦練中，其父曾經想從背後抽他手中的毛筆，竟然紋絲不動。除了筆成冢，墨成池，循序漸進地掌握數不清的筆法、章法、墨法等技巧，還需有感悟“錐畫沙”、“印印泥”等妙理的靈氣，時不時地還要小心不被名利之索絆倒了自己。放棄塵俗而不斷品味冷清、孤寂和蒼涼，然後才能超然神會，推陳出新，進入到融會百家而自成一家的境界。後人評論王獻之“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其書則“有若行風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對王獻之來說，衝破先父的樊籬，更開一門，展示自己有別於王羲之風格的新的氣度，無異於在一座高峰面前重新聳立起另一座高峰，其所經歷的路程可謂十倍艱難於他人。可是，王獻之成功了，書壇冉冉升騰起一顆耀眼的新星！

從此，“書至子敬，尚奇之門開矣。”——這段歷史是被後人肯定了的。

王獻之為王羲之最小的兒子，字子敬。當年謝安品評王家兄弟，曾有過“小者最勝”的讚譽。謝安畢竟是謝安，他的眼界確乎高人一籌。 （劉長春）

王獻之碑帖（二）

王獻之（344-386年），字子敬，生於山陰，王羲之第七子，東晉著名書法家。由於其書藝超群，歷來與王羲之並稱“二王”，或尊稱為“小聖”。王獻之曾經擔任過州主簿、秘書郎、秘書丞、長史、吳興太守等官職；成為簡文帝駙馬後，又升任中書令(相當於宰相)。但政績一般，遠不如他的書名顯赫。故人稱“大令”。在書法史上被譽為“小聖”，與其父並稱為“二王”。

　　幼年隨父羲之學書法，兼學張芝。書法眾體皆精，尤以行草著名。王羲之有七個兒子，一個女兒。七個兒子都擅長書法，其中，最小的兒子王獻之最為突出。王獻之最具秉賦，敢於創新，不為其父所囿，從而也為魏晉以來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貢獻。

　　從幼年起，王羲之便向獻之傳授書藝。有一天，王獻之走進父親的書房，便問王羲之，希望王羲之能告訴他寫字的秘訣。王羲之聽了，就領著王獻之來到後院，指著十八口大缸對兒子說：「寫字的秘訣就在這十八缸水裡，你只要把這十八缸裡的水寫完了，自然就知道。」王獻之聽了父親的教導後，就再也不敢偷懶貪圖捷徑了，而是夜以繼日，腳踏實地地練習。

　　據說，羲之曾經從背後掣拔其筆，試測他的筆力，嘆雲：“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可見王羲之很早就對他寄予厚望。傳為王羲之所撰的《筆勢論》雲：“告汝子敬，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閒規矩”，“今述《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並“今書《樂毅論》一本”，“貽爾藏之”。相傳有一次獻之外出，見北館新塗的白色牆壁很乾淨，便取帚沾泥汁寫了方丈大的字，觀者如堵。羲之見而嘆美，問是誰作的，眾人答雲：“七郎。”

　　虞和《論書表》載，謝安嘗問王獻之：“君書何如右軍（指王羲之）？”答雲：“故當勝。”安雲：“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獻之並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輩，他的自我評價亦非無稽之談。孫過庭《書譜》載，羲之往京都，臨行題壁。獻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寫過，自以為寫得不錯。羲之回家看見了，嘆曰：“我去時真大醉也。”獻之內心感到慚愧,這傳聞足見獻之雖有志與父爭勝，卻亦有自知之明。

　　張懷瓘《書議》曾這樣評價工獻之在書藝上的創造：“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草義處其中間。……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獻之學父書，又轉學張芝，他不僅勸父“宜改體”，而自己也在實踐另創新法。　　

　　可惜他四十三歲便謝世，否則他在書藝上的成就當更為可觀。雖然如此，他已將自己的天賦資質、獨特的精神風貌、思想情感，一一融進他的書法作品中，在書藝中留下不朽的名聲。

　　王獻之像其父，亦擅丹青。桓溫嘗清他畫扇而，獻之一時失手，誤落了一點墨，索性順勢畫成“烏駁牸牛”圖，尤為妙絕，又在扇面上寫《駁牛賦》，可謂機敏過人。王獻之書曹植《洛神賦》，用筆挺秀直書，顯然他改革了其父圓轉善曲的書風，吸取西漢古隸的筆意。讓隸方整多用直筆，獻之正是以直筆人真書，才使得真書而貌又有新意。

他的著名書法作品《洛神賦》，傳至宋代只存13行，有玉版刻本，世稱《玉版十三行》。另外，《鴨頭丸帖》、《中秋帖》、《東山帖》等作品，也都是書法藝術的瑰寶。他的字在筆勢與氣韻上要超過其父，米芾稱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即是指在草書上的“一筆書”狂草。他還勸其父“改其體”，足見其書藝創造上的膽略，不愧被後世褒稱“小聖”。

王獻之碑帖（三）

延伸閱讀（一）

王獻之的“一筆書”

王獻之是書聖王羲之的兒子，也是書法史上惟一的一位真正能和父親並稱“二王”的傑出書法家，其他子承父業的著名書法家充其量只搏得一個“大小”的名稱，如“大小歐陽”：唐代的歐陽詢、歐陽通；“大小米”：宋代的米芾、米友仁。可見齊名之難。

王獻之“勸父改體”

王獻之很自負。一次朝中大臣謝安問王獻之的書法與父親相比誰的寫得好？王獻之毫不客氣地說他自己的好，謝安又說別人不這樣看，王獻之立刻反擊：“他們知道什麼？”因此後人評論“二王”書藝時，有一種觀點認為王獻之把父親的書藝全學到手了，在意境上還是略欠一籌，缺失了王羲之書藝那種從容自然的意態，書法與人格品行是息息相關的。

據說王獻之認為父親的字寫得太古板，有一次，竟然對其父說：“大人宜改體。”改寫當時通行的行草。

王獻之說這話不僅僅反映出父子兩人關於書法藝術觀的“代溝”，而且反映了時代審美情趣的轉換。所以在南北朝之際的南朝宋、齊時代，王獻之豪縱的書風大受歡迎，以至“比世皆尚子敬（王獻之）書，……海內非唯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王羲之）亦然”。

然而，新潮是否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還要看境界的高度。最後，經過樑武帝和唐太宗的推崇，王羲之終於成為“書聖”，成為一座書法藝術的珠穆朗瑪峰。

“一筆書”起自王獻之

王獻之書法的特點是好寫“一筆書”。所謂“一筆書”就是字字相連，偶有不連，氣勢不斷，非常豪放。有人說“一筆書”起自漢代張芝，如《淳化閣帖》刻有張芝的狂草，但又有人說《淳化閣帖》中的張芝書法實為唐代張旭所書。而張芝時期是否產生連綿草書還成問題。這樣看來，“一筆書”起自王獻之，應該是可信的。

王獻之的傳世書法大多是刻帖，臨摹本墨跡有《鴨頭丸帖》、《中秋帖》、《廿九日帖》、《東山帖》、《舍內帖》等。其中《鴨頭丸帖》唐人臨摹本較好，《中秋帖》、《東山帖》則是米芾臨本。米臨《中秋帖》是乾隆所收“三希”之一，極為有名，也能較好地體現王獻之的“一筆書”書風，但卻只是米芾臨王獻之《十二月帖》中的一段。 （王乃棟）

王獻之碑帖（四）

延伸閱讀（二）

王獻之及其書藝考

魏晉時期的書法家以及他們創制的風格樣式，一千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古典書法藝術的主流。無論後人怎麼以“法”、“意”、“態”、“勢”來概括和區分唐、宋、元、明、清朝書藝的時代特徵，其風規依然是以魏晉風韻作底蘊，為歸宿，從而形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魏晉現象”。

魏晉時期，按歷史學的劃分，自魏文帝曹丕建國（220），至東晉恭帝遜位禪讓（420），前後達二個世紀。其間，有文獻可徵的書法家，近二百人。真正能影響規約後世書風的大家，當推鍾繇與王羲之。其他如擅長古文篆書的衛覬、邯鄲淳，精通行書的胡昭，以題額榜書見稱的韋誕、梁鵠，章草聖手的皇象，今草名家的衛，索靖，由於名跡罕有或者不傳，雖然聲望彪炳書史，對後世的書藝發展並沒有實在而深遠的影響，即使在去其未遠的東晉，因為鐘王蓋世，朝野爭相效法，影響力已經十分微弱，至多隻是強弩之末的餘勢，一線單傳的孑遺而已。形勢比人強，誰能奈何得了身後的世風和趨勢。

就在鐘王披靡東晉之際，意想不到的是王獻之異軍突起，咄咄逼人。在東晉末年至南朝宋、齊之際的一百年間，居然迅猛地形成了推邁鐘王而獨尊王獻之的局面。這種局面，南朝梁陶宏景在《與梁武帝論書啟》中說得最為透徹具體：

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鍾繇）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唯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

王獻之作為魏晉書家群體中的一員，論行輩，他是殿軍之位。論影響力，卻遠在眾家之上，僅次於鐘王。儘管梁武帝、唐太宗貶抑王獻之，唐朝李嗣真卻將王獻之與鍾繇、王羲之以“逸品”同列。王獻之以他流美輕盈的書法，為“魏晉風韻”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筆，這是最後的又是最新妍的一筆。

家世、經歷及書法師承

王獻之出身於東晉門閥士家的琅邪王氏。其先祖可追溯到周靈王太子晉。太子晉之子敬宗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於是以“王為姓氏”。秦末天下大亂，王氏遷至琅邪。西漢時，王吉這一支始家皋虞，後遷徙到臨沂都鄉南仕裡。①魏晉時期，琅邪王氏宗族強盛起來，不乏清談名士、廊廟權要、書畫奕棋高手，多出自王吉這一支脈。

王獻之生於晉康帝建元二年（344），字子敬。是王吉十一世孫，曾祖王正，祖王曠，父王羲之。他最幼，有六兄一姊。王獻之信奉道教，“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關於他風充倜儻的故事很多，史書上有不少的記載。例如：“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有一天，“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盜驚走。”②王獻之不象乃父王羲之訥於言，但他寡言，言談則不涉俗事。性格峻整，意趣不投和，或者門第相異的人，他絕不與之交往。還善寫丹青，擅長書法，秉性作派修養，既合乎士族子弟的規範，又滲透著魏晉風度。所以，倍受王羲之的寵愛。東晉後期的名相謝安，當時正隱居會稽，王氏兄弟中，他最賞識的是王獻之。

在東晉，儘管士族恥於俗務，出仕仍然是門閥士族子弟光宗耀祖的唯一門徑，同時也是那個等級社會賦予的特權，琅邪王氏在東晉初年是炙手可熱的權門，但在王獻之出生之前，由於從祖王敦的叛逆，王導的逝世，王氏宗族在朝廷握有的權柄已經相繼轉移到庾氏、桓氏手中，但這並不影響他的出仕，以他出身門閥和資格及其既有的威名，起家為州主簿，後為秘書郎、丞。王獻之在仕途上的發展，卻與謝安有著至為密切的關係。謝安與王羲之是至交，謝、王二氏又是姻親，太元元年（376），當謝安以中書監總攬朝政，便提攜王獻之為長史。長史位在三公輔佐，職任甚重，身千石。太元五年（380），謝安為衛將軍、開府，復請獻之為長史。次年，王獻之外任吳興太守，軍號為建威將軍。太元九年（384）三月，謝安為太保，未久，拔擢王獻之任中書令，掌中樞機要（王獻之病，代中書令一職的是獻之族弟王珉，二人向來齊名，所以世稱王獻之為“太令”，王珉為“小令”）。

太元十一年（386），王獻之去世，時年四十三。有一女，名神愛。無子，以兄子王靜之為嗣。在他逝世十一年後的隆安元年（397）二月，王神新安公主所出愛立為安僖皇后。為此，追贈王獻之待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法。所愛贈禮遠遠超過乃父王羲之了。

書法家的王獻之，自幼便得到父親王羲之的直接指導傳授。他在書法方面的訓練，據記載，七歲左右即永和六年（350）便開始。

王羲之擅長各體書，王獻之也是如此，那麼王獻之基本技法能力的訓練，特別是各種體勢及其筆法的學習，都是在他父親的親授下完成的。在王獻之學書階段即十八歲以前（王羲之逝世那一年，獻之正十八歲），王羲之以他遒勁雄逸的書法卓然自立，並已經成為時風所追隨的宗師。在筆法私相傳授視為珍秘的當時，王獻之能得到父親的教授，王羲之書藝的機樞旨趣，自當比常人有深刻得多的領悟，功力自然堅實，從而為他在父親身後迅速地脫穎而出奠定了他人所不可企及的基礎。

王羲之的風格是在借鑑、超越張芝、鍾繇的基礎之上卓然自立的。鍾張的書跡，在當時雖然已是鳳毛麟觸般的罕見，在人們的心目中依然具有崇高的地位。師法前賢，借鑑鍾張，轉益多師，是王羲之自立的經歷和經驗，王羲之當然不會對王獻之有什麼保留。如此，王獻之除了向父親師承書世之外，鍾張理應也是他師承的對象。

王獻之書藝的評估

流傳至今的王獻之書作，數量遠遠沒有王羲之那麼豐富。王獻之書作的鳩集，始於東晉末年的桓玄，桓玄敗亡，盡毀。南朝宋、齊之際，羊欣、薄紹之皆嗣承王獻之書法，劉宋內府所藏“二王”書共計一百二十七卷。⑤梁武帝雖然褒鍾繇貶王獻之，內府所藏“二王”書作達“七百六十七卷”，“凡一萬五千紙”，⑥數量如此巨大，顯然有臨摹本、偽跡充斥其間。後來，一部分毀於江陵，一部分運達北周。倖存的這一部分，有的在隋煬帝南下江都途中隨船沉沒。留在東都的那一部分後來收納於唐內府，其中，王獻之書作微乎其微。唐朝初年大量購求王羲之書，又得“二千二百九十紙”，⑦因太宗貶獻之而不購求其書作，內府的王獻之書跡“僅有存焉”。唐朝晚期成書的《法書要錄》所錄“大令書語”，僅有十七帖。北宋初年，刊刻《淳化閣帖》，標目王獻之法帖的有七十三件，經後人考證為偽作或他人所書者達二十餘件，北宋末年的宣和年間（1119-1125），賴宋徽宗的雅好，內府所收的王獻之書跡增至八十餘件。這已是登峰造極的數量了。但這些墨跡本絕大多數沒有保存下來，僅存的墨跡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有的能見其書影而原件已不知下落。好在歷代刻帖還保留著一些下真跡一等而有餘的刻本，給我們學習和考察王獻之書藝留下了又一線希望。

在論敘評估王獻之書藝成就之前，我們不妨先擇取王獻之的著名作品作一番初步的考察。

流傳至今的王獻之作品主要有：《洛神賦》。小楷書，刻本。《廿九日帖》行書，摹本。《舍內帖》行書，摹本。《地黃湯帖》，行書，摹本。《鴨頭丸帖》，行草書，摹本。《十二月帖》，行草，刻本。《中秋帖》，行草書，臨本。《鵝群帖》，行草書，臨本。《衛軍帖》，行草書。《授衣帖》，行草書，刻本。《諸舍帖》草書。《歲盡帖》，行草書。

王獻之傳世的作品，不管是墨跡還是刻本，基本上不出楷書、行書、行草書、草書等體勢。就文獻的記載而言，他所擅長的書體並非僅此而已。南朝宋虞龠禾《論書表》有王獻之善飛白書的記載。《晉書》本傳稱“工草隸”。唐張懷《書斷》記載得更為全面：

子敬隸（楷）、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

王獻之的八分書、飛白書、章草書，我們已經無緣睹其風采。關於飛白書，王羲之曾經嘆發過“子敬飛白大有意”的感慨。梁武帝評價王獻之飛白書說：“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至於章草書，南朝宋明帝《文章志》中說：“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但是，宋明帝時的中書侍郎虞龠禾在《論書表》中則稱賞道：王獻之 “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懌，宛轉妍媚，乃欲過之（羲之）。”飛白書與章草書的風範，還能在文獻中留下鴻爪之跡供人推想，而八分則杳然無跡，只能依據《書斷》留下一個入能品的空泛印象。

王獻之對後世產生重要的長遠影響的作品，以書體論，主要是楷書和行草書。

他的楷書，唐張懷《書斷》曰：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

王獻之的楷書作品，碩果僅存者乃小楷《洛神賦》。雖然僅餘十三行，宋朝以來，是書家爭相稱頌效法的名作。宋董《廣川書跋》說：子敬《洛神賦》，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旁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趣向嚴整。與王羲之《黃庭經》、《樂毅論》相比，一反遒緊縝之態，神化為勁直疏秀。這一風格特徵，又與他行草書的規模吻合。

行草書是王獻之書藝的建樹所在。在王獻之的心目中，行草書是自創風格的新體勢。道理何在？唐張懷《書斷》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記載：

獻之常（嘗）白父雲：“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

文中所謂“藁”，張懷的解釋是“藁亦草也，因草呼藁。”藁“行之間”的書體，即指行草書。在王獻之看來，這種體勢既能“窮偽略之理”，又能“極草縱之”，之而且與“往法固殊”。

那麼，王獻之提出的“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正是他創制自家風格的藝術綱領。“草縱之致”，是對張芝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而隔行”特徵而言，他洞察到氣與勢的貫通是書藝的精髓所在。“窮偽略之理”，偽者，不拘六書規範；略者，省並點畫屈折。⑾既然是快速的一筆書，為著順應筆勢的流暢，勢必省並點畫，改易點畫的形態和位置，當然要“破”六書的規範了。“草縱”和“偽略”裨上是章草衍化為今草的旨要。王獻之以藝術家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準確地把握到古人變法自新的機樞，無怪乎唐朝人說，張芝今草的一筆書，“唯子敬明其深指。”這也是他超越其父王羲之的所在。

是藝術家而非理論家的王獻之，其書藝對後人之所以產生了開源決堤般的誘導力，過人之處在於：合“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於“藁行之間”的行草書創作中。這在書法體勢上就可以區別於張芝一筆書的今草了。既取彼精華而異於彼。然而，王羲之所寫的大量尺牘書作，也是行草書體，即用草書的筆法和字法作行書。王獻之慾創制自家風格，也規避王羲之，所以，王獻之又充分汲收張芝一筆書的草縱樣式，以別於王羲之字字獨立的行草書。於是，王獻之馳騁藝術才能的天地便豁然展現出來。

代表著王獻之行草書中獨創風格的典型作品是《十二月帖》。此帖開筆的“十二月”三字作行楷書，第四字便轉為行草書，筆勢連屬。第二行共七字，前六字一筆貫通而下，優遊疏爽。其後連多斷少，形勢宏逸。現在所能見到的《十二月帖》是刻本，筆畫映帶的細微變化，墨色泣燥的質感，已損失良多。如果是毫髮畢見的墨跡本，草縱之致，宏逸之勢當更顯神駿。最得王獻之筆法、筆意併發揚光大，卓然成為大家的米芾認為《十二月帖》“運筆如火筋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米芾從筆法的角度肯定了此帖的價值和成就。王獻之書藝的魅力，不僅在於多所偽略，務求簡易的外觀體態上，其創意核心是筆法上的，而他的筆法，是外拓而不是內扌厭。外拓筆法是解散隸體以後產生的，是筆法發展的必然趨勢。南朝時，人們曾討論過“古質今妍”的問題，裨上是個筆法上問題。魏晉書家，以“鐘王”而論，王羲之的筆法比鍾繇外拓，所以鐘王之間呈現出威信之別；以“二王”而論，王獻之的筆法又比王羲之外拓，所以二王之間又有古今之別。王獻之的貢獻不在於開創了外拓的筆法，追根溯源，這種筆法（古人在漢代簡牘的草書中就已經運用著）而在於將這種筆法作了淋離盡致的發揮。並且超越了魏晉名家，達到那個時代的極致。筆法是直接作用於書法風格的，只有當運用這種筆法創制出新的格調，造出新的書法樣式，才具有實在的意義。王獻之運用外拓筆法創造的典型風格樣式，是逸氣縱橫，優遊神駿的行草新體，唐朝時，張懷在《書議》中的對他的新體作了高度概括的評價，他說：

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

與王羲之相比，王獻之“執行草之權”，風格“神俊”，他的書法流美、詭譎、誼逸，從而為魏晉風韻開拓出新的書法樣式和境界。

王獻之是魏晉書家群體中的一位鉅子。由於他是魏晉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觀上為他提供了博採眾家之長、兼善諸體之美的機遇；父親王羲之的悉心的傳授和指導，使他奠定了堅實的筆法基礎，並催其早熟。所以，王獻之本人就是魏晉風韻最典型最集中的受益者。而他創制的書法形象出現於魏晉末年，則是魏晉時期書法風格樣式嬗變過程中最後一次成功的推陳出親。從而贏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和聲望。 （據《《中國書法全集·王羲之王獻之卷》）

註釋：

①一九六五年一月出土於南京新民門外的《王興之夫婦墓誌》記載王興之籍貫為“琅耶（邪）臨沂都鄉南仁裡”，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的王氏郡望正相合。王興之，王獻之從叔。

②《晉書》卷八O 《王獻之傳》。

③南朝宋虞龠禾《論書表》、《晉書》卷八《王獻之傳》、唐張懷《書斷》中均有記載。

④唐張懷《二王等書錄》“（“”錄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選縑素及紙書正行之成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於江。”《晉書》卷八《王獻之傳》所記略異，曰：“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帙，置左右以玩之。“未及投毀於江”。

⑤南朝宋虞龠禾《論書表》

⑥唐張懷《二王等書錄》

⑦唐張懷《二王等書錄》

⑧清楊守敬《激素飛清閣平帖記》。

⑨南朝宋虞龠禾《論書表》：“子敬出戏，見北館新泥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汗書方太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嘆美，問所作，答雲：“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此壁也。”

⑩唐張懷《書斷》（上）“飛白”條。

⑾沈尹默《二王法書管窺》（見《沈尹默論書叢稿》第67頁）。

王獻之碑帖（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