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裡·阿米爾——帖木爾的陵寢
01
很少有哪座城市神秘得如同幻影。
撒馬爾罕曾是整個伊斯蘭世界的中心，龐大帝國的首都。但與開羅、大馬士革或伊斯坦布爾不同，撒馬爾罕深鎖於內陸深處，對東西方來說都是地理意義上的邊緣。16世紀以來，戰爭、劫掠和地震，幾乎使它變成一座鬼城。“絲綢之路”的中斷，更是令整個中亞成為一個黑洞。在歷史的迷霧中，撒馬爾罕沉睡了數個世紀，造訪過這裡的旅行者屈指可數。
或許正因如此，撒馬爾罕成了人們想象中的“亞特蘭蒂斯”。歌德、濟慈、亨德爾……全都幻想來到這裡。直到20世紀初，英國詩人詹姆斯·艾爾羅伊·弗萊克還在詩劇《哈桑》中寫道：“出於對未知領域的渴望，我們踏上了通往撒馬爾罕的金色之路。”好像他筆下的商人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去探索神秘的未知。
我從塔什干出發，前往撒馬爾罕。M39公路一路向西南延伸，連接著撒馬爾罕、沙赫裡薩布茲，直至阿富汗邊境。我又一次跨過錫爾河。一個多世紀前，人們還需要乘坐一小時渡輪才能通過這條大河。1895年，橫跨錫爾河的鐵路將塔什干、撒馬爾罕和裡海大鐵路連在一起。然而，期望中的通商沒有出現。如今，這裡是大片的棉花田，沿線散落著加工棉花的工廠。
跨過錫爾河後，周圍變得愈加荒涼。這片乾燥的土地被俄國人稱為“飢餓草原”。在《大唐西域記》中，玄奘也寫到這裡：道路消失在無盡的荒漠中，只有跟隨前人和駱駝的屍骨，才能辨別方向。
某種程度上說，是赫魯曉夫的“拓荒運動”改變了這裡。我所經過的棉田、農場和城鎮，無不是蘇聯時代的產物，並且依然沉浸在那樣的氛圍中。那是一種十分奇妙的景象：既衰敗不堪，又生機勃勃。我看到幾隻白鷺在電線杆上築巢，但沒人知道它們為何會出現在那裡。
午後，我乘坐的麵包車抵達吉扎克（Jizzax）。這裡曾是“絲綢之路”上的十字路口，控制著從費爾干納山谷前往撒馬爾罕的咽喉，因而有“鑰匙”之意。烏茲別克人告訴我，吉扎克有兩樣東西聞名。首先，它是蘇聯時代烏茲別克總書記拉希多夫的故鄉，至今保留著以拉希多夫命名的廣場、學校和街道。拉希多夫統治烏茲別克24年，他最喜歡的口頭禪是“為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威望和囑託”。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大肆虛報棉花產量，並以此作為資本，鞏固權力，中飽私囊。
戈爾巴喬夫上臺後，烏茲別克的棉花腐敗案終於發酵。調查從1982年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前夕。1.8萬名黨員被開除，涉案金額高達65億美元。然而，隨著調查的不斷深入，戈爾巴喬夫發現案件早已牽涉到蘇聯的權力核心。為了穩定政局，他不得不親自終止調查。最後，棉花腐敗案不了了之。
對於烏茲別克人來說，拉希多夫依然是英雄。儘管他貪婪、腐敗，統治手段堪比黑手黨，但是他畢竟欺騙的是莫斯科。那些通過棉花騙來的錢，大部分被拉希多夫的黨羽瓜分，但還是有九牛一毛用於改善民生。在拉希多夫之前，吉扎克只是一個偏僻的定居點。在他統治期間，這裡變成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甚至一度傳言要取代塔什干，成為烏茲別克的首都。
穿過拉希多夫大街，我去了當地一家著名的包子鋪。吉扎克的巨型烤包子是這裡第二件聞名遐邇的東西，遠比拉希多夫更合我的胃口。吉扎克烤包子有正常烤包子的三四倍大，不是小吃，而是正餐。當我走進包子鋪時，只見院中的葡萄架下襬滿餐桌，圍坐著正在吃包子或等待吃包子的當地人。
包子的外皮烤得很酥。用刀切開後，冒著熱氣的羊油瞬間就湧了出來，流得滿盤子都是。據說，判斷烤包子好壞的真正標準，就是看油脂往外流的程度。從這個角度看，吉扎克的烤包子沒有讓人失望。
帶著油脂蒙心的眩暈感，我再次上路。離開吉扎克後，汽車和火車都要沿著吉扎克河前進。我很快陷入昏沉的睡意，直到麵包車突然停下，羅圈腿的司機告訴我，“帖木爾之門”到了。
到了這裡，不可一世的帕米爾高原已經逐漸勢弱，而“帖木爾之門”其實是一道打開的缺口。幾個世紀以來，突厥和蒙古的遊牧部落，正是從這裡進入肥沃的澤拉夫尚（Zerafshan）河谷。更早的時候，希臘人則把那條含有金沙的河水稱為“Polytimetu”，意為“非常珍貴”。
誰掌控了這道大門，誰就獲得了戰爭的主動權。據說，由於某次戰役太過激烈，在隨後的一個月裡，吉扎克河的河水變成了紅色。如今，巨石拱廊上刻滿花花綠綠的塗鴉。我睜大眼睛，試圖從中找到傳說中帖木爾時代的題刻，但看到的只有烏茲別克人的“到此一遊”。
夜幕開始降臨。穿過棉田的海洋和身份不明的城鎮，我坐的麵包車終於駛入一片毫無個性的郊區。街上的人突然多了起來，汽車按著喇叭，雜亂的電線在頭頂織出一張網。我突然意識到，在這黯淡、破敗的外殼裡，就坐落著那座古老的城市——撒馬爾罕。它像一件聲名遠播的珠寶，被太多人注視過、議論過、覬覦過。
與塔什干相比，撒馬爾罕人的面部線條更硬朗，有著波斯式的高鼻樑，穿著卻更落伍。他們是講一種波斯方言的塔吉克人，撒馬爾罕自古就是一座波斯城市。
窗外的小山上出現幾座清真寺青綠色的圓頂——那是夏伊辛達，撒馬爾罕最神聖的陵墓群。六年前，我也是在同樣的季節、同樣的傍晚，參觀了那裡。當時，遊客已散，偌大的夏伊辛達如同一座空蕩蕩的劇院。
那一次，我們住在一家巨大的未來主義風格的蘇聯酒店裡。大堂陰暗無比，孤獨地擺著幾張棕色皮沙發。我還記得，那天晚上，我和導遊瑪利亞坐在沙發上聊天，談著各自想象中的未來。後來，瑪利亞辭去了導遊工作，去了紐約。如今在一家廣播電臺工作。
那座酒店依然矗立在那裡。暮色中，仍然像一座未來主義的宮殿。然而，我驚訝地發現，它已經徹底倒閉。茶色玻璃大門上掛著一把生鏽的大鎖，地上飄滿落葉。
六年時間，究竟可以讓一座古老的城市發生何種改變？
02
阿夫羅夏伯（Afrosiyob），位於撒馬爾罕新城的東北方，是這座古老城市的發源之地。毫無疑問，它與波斯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為“阿夫羅夏伯”就取自當地一位波斯國王的名字。在斐爾杜西的史詩《列王記》中，這位國王以兇狠殘暴卻勇猛智慧著稱。
我走在破碎的土山上，在雜草和石塊之間，試圖想象這座令亞歷山大大帝驚歎的城市。直覺告訴我，它可能遠比今天的撒馬爾罕更令人稱道。
當年的宮殿如今是一片考古遺址，厚實的牆壁深入地表之下，卻依然可以分辨出大堂、房間和走廊。它俯瞰著澤拉夫尚河的支流，而遠處的帕米爾高原在深秋的空氣中閃著光。
住在阿夫羅夏伯的居民是粟特人，一個講著伊朗方言的古老民族，他們是天生的生意人。在中國的傳說裡，粟特人會把蜂蜜塗在嬰兒的嘴唇上，這樣他們長大後就能巧舌如簧。
唐代時，大量粟特人來往於“絲綢之路”，很多人甚至定居中國。西安、洛陽、甘肅、河北，乃至山東半島上，都有粟特人的身影。實際上，那位後來把大唐帝國攪得天翻地覆的安祿山就是粟特人。唐人姚汝能編纂的《安祿山事蹟》中說，安祿山能講九種語言，多智謀，善人情，最初在唐朝邊境城市營州擔任商貿翻譯。
安祿山會跳“胡旋舞”。這種舞蹈正是撒馬爾罕地區的絕技。唐玄宗時，撒馬爾罕的統治者把許多胡旋女作為禮物送到唐朝。這些粟特女孩穿著錦緞做成的緋紅袍、綠錦褲、紅鹿皮靴，站在轉動的大球上，做出各種令人歎服的旋轉動作。據說，楊貴妃也學會了這種舞蹈（她究竟胖不胖？），而這被詩人白居易和《新唐書》的作者們視為天常將亂的徵兆。
粟特人原本信奉拜火教，在西安和洛陽都有拜火教的寺廟，新疆庫車的石窟中也保存著繪有拜火教神袛的壁畫。然而，到了8世紀，粟特人在信仰上被徹底伊斯蘭化了。阿拉伯的大軍征服了這裡，導致一部分拜火教徒逃到了印度孟買。據說，在那裡他們仍然以經商見長，今天的塔塔集團就是拜火教徒的後代。
對唐朝來說，經歷安史之亂後，已經無力繼續經營西域。在一次與阿拉伯軍隊的會戰失敗後，唐朝的勢力退出了中亞。1220年，成吉思汗的鐵騎摧毀了這裡，我眼前的土地從此湮滅於歷史。
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的宮殿已經沉降於地下兩層樓的深度，並漸漸被後人遺忘。1880年代，俄國考古學家才開始在阿夫羅夏伯的廢墟上挖掘。他們的考古發現，如今陳列在阿夫羅夏伯附近的一座大理石博物館裡。
我花時間參觀了這座博物館，深感這裡可能是整個撒馬爾罕最有價值的地方。展品包括歷次考古出土的文物，從遠古時代的石器，到亞歷山大時期的銀幣，再到拜火教的祭壇、儲存屍骨的陶罐等——按照拜火教的規定，死人必須接受天葬。那些被烏鴉和野獸啃乾淨的骨頭才能得到收殮。
對我來說，最有興味的還是那些“絲綢之路”留下的遺蹟。中國人的絲綢和瓷器傳入了這裡，而粟特人將製造玻璃和釀造葡萄酒的技藝傳入中國。東西方的珠寶、首飾、錢幣在這裡匯聚，還有用骨頭精心雕刻的弈者。他們的形象讓我想到唐代酒館中的“醉胡人”——那是一種頭戴寬簷帽、高鼻樑、藍眼睛的木偶，用來表示喝醉的胡人。當這種木偶跌倒時，坐在它跌倒方向的客人，就必須將杯中酒一飲而盡。
我發現，粟特時期的壁畫也部分保存了下來。由於伊斯蘭教禁止偶像崇拜，阿拉伯人將壁畫人物的眼睛颳了下來。然而，這些壁畫的畫筆依然堪稱精良，顏色歷經千年卻依然鮮豔。那時正是中國的唐朝，也是粟特文明最鼎盛的時期。
我仔細審視著那些壁畫，其中一幅展現的是萬國朝拜的盛景。撒馬爾罕的君王高坐在寶座上，身穿華麗的長袍，戴著精美的飾物，各國使節紛紛獻上各自的珍寶：有長髮的突厥人、梳著辮子的高麗人和來自帕米爾高原的遊牧首領……當年的撒馬爾罕，遠比今日繁華。
粟特時期的壁畫，描繪了盪舟的武則天
在另一幅壁畫上，我看到一位騎在白象上的公主，身後是一隊騎在馬上或駱駝上的隨從。還有一幅壁畫的主題是唐朝的宮廷。我驚奇地發現，壁畫的主角竟然是女皇武則天：她正悠然地坐在龍舟上，一邊欣賞著西域琵琶，一邊觀看岸上的騎兵追捕一隻獵豹。
宋徽宗收藏書畫的目錄書《宣和畫譜》中，提到以描繪外國形象和狩獵場面聞名的唐代畫家胡瓌、胡虔父子，以及閻立本所畫的進貢者躬身致禮，將百獸之王獅子貢獻給唐朝皇帝的《職貢獅子圖》。美國漢學家薛愛華認為，在唐代，以外國為主題的繪畫，激發出來的是一種屈尊俯就的自豪感。然而，當我看著眼前的粟特壁畫，我不禁體會到其間所洋溢的自豪感。在“絲綢之路”的兩端，粟特人和中國人都處於各自文明的巔峰，那種自豪感或許更多的是相互的、並存的。
閻立本的《職貢獅子圖》沒有流傳下來，如今已不可見。不過，在粟特人的壁畫上，我還能依稀想象閻立本描繪的場景：胡人、猛獸、帝王。
03
在撒馬爾罕的日子裡，我數次經過雷吉斯坦廣場。我仍然記得六年前第一次走在這裡時，內心感受到的震動。它的確異於我所熟悉的那套宏偉敘事，既不是東方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而是伊斯蘭世界的、中亞的。
帖木爾曾經說過：“如果你不相信我們的力量，就請看看我們的建築。”某種程度上，他做到了這一點。在東征的路上，他突然死於傷寒。然而，當我走在雷吉斯坦廣場上時，我總會玩味這樣的念頭：如果帖木爾沒有病死，他會給明朝帶來什麼？歷史自然不容假設，我很高興帖木爾沒能完成他的使命。他的繼承人烏魯格別克放棄了東征，轉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天文學研究和撒馬爾罕的城市建設上。
如今，雷吉斯坦廣場上的三座經學院對稱而立。西面的烏魯格別克經學院是其中最古老的，完工於1420年。一百年後，帖木兒的曾孫巴布爾也曾站在經學院的屋頂上，指揮他的軍隊驅逐進犯的烏茲別克部落。巴布爾最終兵敗，被迫流亡印度，而烏茲別克人成了雷吉斯坦的新主人。
雷吉斯坦廣場
他們推倒了烏魯格別克經學院對面的大旅店和托缽僧宿舍，仿照烏魯格別克經學院的樣子，建起另外兩座經學院。烏茲別克人的暴發戶心態也體現在他們的建築上。其中一座經學院以怒吼的貓科動物為裝飾。它看上去完全是一隻老虎，但實際上是想畫成一隻獅子。烏茲別克人不以為意，因為他們僅僅是想借此彰顯自己的權勢，順便無視一下伊斯蘭教禁止繪畫動物的規定。另一座經學院同樣奢華，繪有光芒四射的太陽和花朵，還以大量金葉點綴穹頂。這座經學院的名字頗為直白，意為“穹頂覆蓋黃金”。
雷吉斯坦廣場曾是整個中亞的中心，然而當我穿過高聳的拱門，走進經學院的庭院時，廣場帶給我的幻覺卻瞬間蒸發了。我感到自己彷彿掀開了幕布，走到了後臺。
這裡的一切都近乎樸素：沒有太多裝飾，沒有任何炫耀，牆縫中長著雜草，門樑上落滿灰塵……我意識到，這裡的使命早已結束：曾經，它們是經學院學生的宿舍。如今，卻變成了販賣紀念品的小鋪。
那些塔吉克商販操著各種語言吆喝著，但是似乎已經沒有了粟特祖先的說服力。只有很少的遊客會對那些同質化的圍巾、盤子或冰箱貼流露出購買的興趣。我發現自己走進幾家商鋪，僅僅是因為主人太過熱情，拉客聲近乎悲壯。
一位中年女店主告訴我，她已經在這裡經營了十多年。她向我逐一推銷所賣的東西，從較貴的首飾到便宜的餐具，然而都無法令我產生擁有的慾望。最後，出於無奈，我從角落裡抽出一本蘇聯時代的畫冊。
畫冊的印刷是如此粗糙，以至於那些19世紀的老照片看上去更加古老。我發現，一百多年前，雷吉斯坦廣場已經形同廢墟。戰爭、地震使得撒馬爾罕在18世紀就成為一座空城。在時間面前，曾經不可一世的武功，原來如此不堪一擊。
畫冊介紹了蘇聯人重建雷吉斯坦廣場的過程。除了給一座經學院加上了一個原本沒有的藍色圓頂，他們幹得著實不錯。但是，雷吉斯坦廣場達到今天的修復程度，還要歸功於烏茲別克人。獨立後，烏茲別克拋棄了列寧，選擇帖木爾作為自己的民族英雄。為了使帖木爾的首都再度成為一張驕傲的名片，就勢必要恢復撒馬爾罕的榮光。
一天晚上，我又一次經過雷吉斯坦廣場。這裡正在舉行聲勢浩大的燈光秀。經學院的外牆變成了巨大的幕布，在聲光電的配合下，帖木爾騎著戰馬呼之欲出，彷彿正在殺向那些交了15美元的外國老年觀眾……
雷吉斯坦廣場過於巨大，所以很少有人會繞到它的後部。但是當我偶然走到那裡時，我看到一座大理石平臺，上面豎著幾座昔班尼時代的墓碑。昔班尼是烏茲別克人的真正祖先，是他驅逐了帖木爾的後裔，佔領了撒馬爾罕，乃至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然而，他的墓地卻幾近破敗且乏人問津。原因既簡單又淒涼：一旦確認昔班尼的祖先身份，帖木爾帝國的輝煌將不再屬於烏茲別克人。他們將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16世紀時，烏茲別克部落才來到這片土地。此後的數百年裡，整個地區成了一個黑洞。
雷吉斯坦廣場的東北方，矗立著比比哈努姆清真寺——這是唯一保存下來的由帖木爾親自督建的建築。1404年10月，西班牙使節克拉維霍來到這裡，驚歎於這座清真寺的恢弘。然而，帖木爾卻認為它的拱門太低，難以匹配他的戰功。
在夏伊辛達的陵墓山上可以遠眺撒馬爾罕的比比哈努姆清真寺
他下令將整座清真寺毀掉重建。每天的大部分時間，他都會呆在這裡，像工頭一樣，監督工程進度。克拉維霍在回憶錄中寫道，帖木爾會命人煮熟肉塊，直接拋給下面的工匠，如同餵狗。這些工匠來自波斯、伊拉克、阿塞拜疆，為了建造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帖木爾集中了全國的力量。克拉維霍說，當帖木爾對工程感到滿意時，他會直接將金幣扔給那些泥瓦匠。
剛剛建成不久，石塊就開始從穹頂墜落。人們爭論過箇中原因，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工期實在太緊。地震加速了清真寺的損毀。在1897年徹底坍塌之前，這裡是沙皇騎兵的馬廄。
04
帖木爾的死的確與中國有關。1404年冬天，他帶領20萬大軍遠征中國。那年的天氣異常寒冷，在穿越哈薩克草原時，很多士兵和戰馬凍死在路上，帖木爾也身染風寒。他的阿拉伯傳記作者寫道：“湯藥和冰袋讓他的口鼻噴出泡沫，好像一隻猛然被拽住韁繩的駱駝。”1405年2月，帖木爾死於肺炎。他的屍體就葬在了撒馬爾罕。
我去了古裡·阿米爾——帖木爾的陵寢。與六年前的印象相比，這裡似乎更寬敞，更莊嚴。陽光透過格子窗射進來，從穹頂到牆壁全都鑲嵌著金葉。牆壁上那些看似抽象的圖案，實際上是古阿拉伯文“真主不朽”。整座靈堂就像一座刻滿經文的立體經書——我能想象它給穆斯林帶來的震撼。
人們絡繹不絕地湧入靈堂。烏茲別克人的臉上帶著敬畏之色，不時做出祈禱的手勢。外國遊客則是一種探秘般的神色——他們走進了帖木爾的陵寢，那個幾乎可以與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相提並論的征服者、恐怖的代名詞，如今就躺在眼前那座窄小的黑玉石棺材裡。
帖木爾的黑玉石棺材
我坐在靈堂牆邊的石凳上，試圖讓自己陷入某種歷史情緒中。一些陳詞濫調開始在我的腦海中閃現，比如“再偉大的征服者也將化為塵土”等。但我明白，這些想法毫無意義。我更欣賞的是蘇聯科學家格拉西莫夫那樣的考古精神。
帖木爾的棺材上刻著“我若活著，必令世界顫抖”的名言。當地人傳說，移動帖木爾的屍骨，必將帶來巨大災禍——比帖木爾生前造成的災禍還大。但是，1941年6月22日深夜，格拉西莫夫的考古隊還是打開了帖木爾的棺材。
在一張當年的黑白照片裡，我看到格拉西莫夫身穿白襯衫，將袖子高高捲起，露出結實的小臂。他手捧帖木爾的頭蓋骨，臉上掛著唯物主義者的微笑。他的身邊是六位同樣微笑的助手。明亮的考古燈，打在他們的臉上。第二天，天剛亮，希特勒對蘇聯宣戰的消息就傳來了。
然而，考古仍在繼續。格拉西莫夫以實證主義的精神，解剖了帖木爾的屍骨。他的頭蓋骨上還沾著紅色的毛髮，身高大約在1米7左右，高於當時突厥人的平均身高。他的右腿受過刀傷，這證實了“跛子帖木爾”的外號。此外，他的確死於肺炎。
通過頭蓋骨，格拉西莫夫還原出了帖木爾的形象，並塑造了一座青銅頭像。帖木爾有兩道倒豎的眉毛，顴骨突出，鼻翼兩側長著兩條兇悍的法令紋。他看上去有點像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農民領袖。或許因為，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畫像，大多受到了蘇聯美學的影響。
走出古裡·阿米爾，混亂的大街立即將我吞噬。我思考著為什麼六年前來到這裡時，我會留下一個冷清的印象。我記得，大街上空空蕩蕩，路燈搖晃著樹影。瑪利亞走在前面，戴著一頂烏茲別克小花帽。我走在後面，極力想跟上她的步伐。我們剛離開夏伊辛達，暮色中的陵墓群讓人心生悲涼。
某種程度上，那也正是撒馬爾罕給我留下冷清印象的根源：它就是一座古代文明的墳冢，一片漂亮的陵墓群。歷史留下的一切遺蹟，都已經與今天的撒馬爾罕沒有任何瓜葛。作為旅行者，我只是機械地從一個遺蹟，移動到另一個遺蹟，試圖從每個遺蹟中眺望到一點遙遠時代的微闇火光。或許，這就是瑪利亞最終放棄導遊職業的原因。她已經厭倦了談論那個已逝的撒馬爾罕，那個與今天斷裂的過去。
帶著一種懷舊的渴望，我穿過雷吉斯坦廣場，走向夏伊辛達。漸漸地，我發現自己匯入了一條前往夏伊辛達的小溪流。大部分是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人，女人穿著傳統服飾，男人戴著帽子；少部分是像我這樣的遊客，身邊伴著說英語、法語的導遊。
夏伊辛達的階梯
夏伊辛達是一片陵墓群，埋葬著烏魯格別克時代的王妃貴族。每一座陵墓的設計都頗為優雅，擁有光滑的馬賽克瓷磚和藍綠色的穹頂。一座八角形的陵墓完全是阿塞拜疆式的，這也說明了帖木爾帝國的疆域曾有多麼廣大。
2005年，這些陵墓被政府修繕一新。很多人認為，它的美麗大打折扣。在《篷巴拉克歷險記》裡，儒勒·凡爾納曾經借一位法國旅行記者之口，讚頌過夏伊辛達當年“無法描述的美”。這位法國記者通曉多國語言，乘坐跨越中亞的火車前往北京。他說：“即便我將文字、馬賽克、山牆、拱梁、浮雕、壁龕、琺琅、斗拱都串在一個句子裡，畫面依然是不完整的。”
每一座陵墓同時也是一座小型清真寺，因此夏伊辛達是神聖之地。我看到一些塔吉克人坐在陵墓旁的長凳上，正跟隨一位業餘伊瑪目唱誦阿拉伯經文。那是一個穿著皮夾克的中年男人，有著線條分明的臉部輪廓。祈禱結束後，我們聊起來。他告訴我，他只是普通的穆斯林，自學了阿拉伯語和那些抑揚頓挫的祈禱文。他在這裡帶領大家唱誦，每個人會給他一點小錢。
“一個人幾百蘇姆，”他說，“但我並不是為了錢。”
人們來到這裡是為了參拜庫薩姆·伊本·阿巴斯（Kussam-ibn-Abbas）之墓。它就在臺階的盡頭。伊本·阿巴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侄子。676年，他最早來到撒馬爾罕，傳播伊斯蘭教。他惹惱了這裡信奉拜火教的粟特人。在伊本·阿巴斯祈禱時，粟特人砍去了他的頭顱。他的棺材上鐫刻著《古蘭經》中的一句話：“那些因信奉安拉而死的人並沒有死去，他們還真實地活著。”這也成為夏伊辛達命名的來源：活著的國王的陵墓。
蒙古人摧毀了撒馬爾罕，卻保留了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因此，1333年，伊斯蘭世界的“馬可波羅”——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Battuta）來到這裡時，發現夏伊辛達依然神聖。他在遊記中寫道：每個星期四和星期日的晚上，撒馬爾罕的居民都會來到這裡，來到伊本·阿巴斯的墓前，帶著獻祭的牛羊、迪拉姆和第納爾。
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內的清真寺
在夏伊辛達的歷史上，只有蘇聯時期是一個例外。這塊宗教聖地被改為一座反對宗教的博物館。不過，那位業餘伊瑪目告訴我，即便在蘇聯時代，還是會有人來到這裡，聚集在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周圍，靜靜祈禱。
我沿著石階，穿過拱廊，進入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和眾人一樣，我也透過木柵欄，觀看伊本·阿巴斯的棺木。在我身後，一排朝聖的婦女坐在牆邊的長凳上。她們全都戴著頭巾，卻難掩長途旅行的疲勞。她們輕聲祈禱，不時向天上舉起粗糙的雙手。
在她們中間，只有一個年輕的女孩沒戴頭巾。她穿著紅裙子，套著一件斗篷般的夾克。她精心化了淡妝，戴了耳環，看上去只有二十出頭。後來，她告訴我，她來自塔什干，在一所大學裡學習哲學和宗教。她有很多老師是巴基斯坦人和印尼人，她們都戴頭巾。
“你以後會戴頭巾嗎？”我問。
“我在考慮，”她說，“我想等我對宗教有了更深的瞭解後，再做決定。”
我們走出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分手告別。我注視著她的背影慢慢走下臺階，那抹紅色最終融入周圍的暮色。
（感謝公眾號“行李”為本文提供的幫助）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44期
編輯 / 楊子 [email protected]
閱讀更多 南方人物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