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雪松
新冠肺炎疫情给农产品销售乃至农业发展趋势都带来了一定影响。与此同时，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而出现的农产品消费转型，从“以粮为纲”转向粮食-蔬菜-肉鱼并重的农业结构，新的消费与生产结构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已使推广适度规模的小农场成为现实的可能。而此次疫情对农业发展方式以及经营模式也会带来不小影响。
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十分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保供和农业生产更是不能掉链子、拉后腿，必须保菜篮子、米袋子。最近，中央除了强调要保障夏粮丰收外，农业农村部也发布了《2020年乡村产业工作要点》，指明了2020年发展乡村产业的新方向。文件指出，做好今年乡村产业工作，在目标任务上，要力求取得“三个进展”：一是在延伸产业链上取得新进展。比如要依托种养业，提升种养业，培育一批以种养为基础、以加工为纽带、以商贸物流为支撑的产业形态。二是在促进融合发展上取得新进展。跨界配置，让农业与工业、商贸、文旅、物流、信息等现代产业要素渗透融合。三是在拓展农业功能上取得新进展。去发掘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重价值，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搭建新平台新载体，从而“拓”出农业新业态，“展”出乡村新空间。
我国农业出路何在？一种主要意见认为，唯有在更高程度的城市化之下，减轻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才有可能改造中国农业，建立大规模的农场，淘汰小农经济，使之接近先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此前，应该维持今日的承包制度，尤其是用来保证粮食生产的口粮地制度。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它的可能选择。但是，有专家提出质疑，认为这样的话，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务农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只可能处于相对贫困的生活，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专家指出，实际上，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发展契机。其出路不必等待未来的更高程度的城市化，更不在于美国式的大农场，而是在于当前的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高劳动密集型的也是相对高收入的小家庭农场。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农村已经错过了一次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因现代要素投入而提高农业收入的机会。当前的新机会主要来自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而出现的农产品消费转型，新的消费与生产结构能够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已使推广适度规模的小农场成为现实的可能。在具有一定领导条件和民众支持的村庄，也可以合作或集体组织作为行动主体。推广这样的农业可以提高其收入，借此扩大“内需”，促进城乡连锁性的互动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毫无疑问，疫情对农业和农民增收的影响是显著的，尤其是务工收入可能会大幅减少，尽管眼下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可观利润，但赚取这些利润的主要是中间商，整体上农民收入可能下滑。发展大中小农场，减少中间环节，实现农产品从田间直接配送到家，实现农场和社区直接对接十分必要。此外，还需要采取更多针对性的措施，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促进农业和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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