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抗戰期間武漢曾是大後方。我國現代著名政論家、新聞記者鄒韜奮曾在抗戰的關鍵時刻，在武漢度過了三百個日日夜夜，為抗戰而竭盡全力鼓與呼。
生活書店落戶漢口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在此開展抗戰宣傳的鄒韜奮不得不離開，經香港、廣州並繞道廣西來到了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漢，同行的有同事金仲華、錢俊瑞等，於12月16日左右到達武漢，住在漢口文化街。12月下旬，鄒韜奮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見到了周恩來。
1938年1月，生活書店編審委員會成立，鄒韜奮、胡愈之、範長江等任委員，併兼職編輯。7月1日，生活書店總管理處在漢口成立，進一步加強領導，明確了編輯出版方針，“配合全面抗戰，開展文化工作”。具體來說，就是積極擴大生活書店的業務，努力給群眾提供精神食糧。7月7日， 由鄒韜奮在上海創辦的《抗戰》三日刊，與沈鈞儒、李公樸等創辦的《全民週刊》合併，改名為《全民抗戰三日刊》， 由鄒韜奮與柳湜任主編，鄒韜奮為總髮行人。
當時生活書店圖書出版很及時，為適應抗戰與救亡運動的需要，他們出版了“戰時大眾知識叢書”“救亡文叢”“戰時社會科學叢書”等，很受歡迎；他們編印出版的進步期刊也很多，有《世界知識》《婦女生活》《新學識半月刊》等， 還有由茅盾主編在廣州出版的《文藝陣地》等。正是由於生活書店順應時代潮流，積極宣傳抗日救亡，生活書店有了空前的發展，在全國設有分支店50多處，擁有工作人員四五百人，成為國統區一個大型文化企業。因此，書店也團結了一大批知名的作家、學者，所出書刊深入窮鄉僻壤，影響遍及於國內外。
在武漢期間，鄒韜奮對生活書店工作人員的學習與文化生活十分重視。他在書店內部刊物《店務通訊》上說：“本店同仁向來有一個良好習慣，就是學習的興趣相當的濃厚。學習是進步的源泉，進步可以增加工作的效率。”
為了方便大家學習，鄒韜奮規定：凡是店裡出版的刊物，《抗戰三日刊》《世界知識》《文藝陣地》等一律按期贈送，以供自學；本版圖書可以半價購買一本，外版圖書可照批發進價，六折或七折、八折購買。
鄒韜奮對大家的社會活動也很支持，平日除鼓勵大家出去參加遊行、集會、宣傳、唱歌等社會活動外，店裡還經常舉行週末晚會。晚會上除報告一些店內情況、計劃外，主要是舉辦國內外形勢、抗戰動態等報告，有時由店內的鄒韜奮、金仲華、張仲實等人主講，有時向外界邀請名人。周恩來就曾被邀請給大家分析抗日戰局， 並傳達了毛澤東當時即將發表的《論持久戰》一文中的幾個主要觀點，鼓舞了大家對抗戰必勝的信心。生活書店的員工回憶說：“聽了這種報告，我們就心明眼亮， 知道自己在抗戰期間應該怎樣工作與學習，怎樣使自己懂得多一點和做得好一點，為人民多貢獻一些力量。”
關心青年記者成長
鄒韜奮在武漢期間，十分關心青年記者的成長，積極參加新聞界的活動。1938年3月底，鄒韜奮出席了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在漢口青年會大禮堂舉行的成立大會，範長江主持。鄒韜奮被推舉為名譽理事，並在大會上講話。此後，他經常關心和支持學會的工作。4月1日，他在學會機關刊物《新聞記者》創刊號上發表了《新聞記者活動的正確動機》一文，強調指出：“新聞記者的活動，尤其重要的是要有正確的動機。再說得具體些，便是要為社會大眾的福利而活動，而不要為自己的私圖而活動。我常和長江先生談起，我所敬重的朋友都是有事業的興趣，而沒有個人的野心。有事業的興趣才會埋頭苦幹而仍津津有味，樂此不疲；沒有個人的野心方不至於利用從事業上所得到的社會信用做自己升官發財乃至種種私圖的階石。”他還說：“我十幾年來所常以自勉的是要做個有益大眾不為私圖的新聞記者，我現在以及將來的志願還是如此。”他的這些話，給了新聞工作者很多啟迪。
鄒韜奮在武漢期間，還發表過《國難中的言論界責任》和《新聞記者當前的任務》兩篇文章，指導青年記者用敏銳的眼光看到大局和大勢，提出抗戰建國期間新聞記者的主要任務是：“積極方面，應根據《抗戰建國綱領》以宣傳國策，建議具體方案；在抵制消極方面，也應根據《抗戰建國綱領》以糾正並掃除那些破壞團結為虎作倀的言論與行動。”
1938年2月，國民黨政府為了對付日寇進攻，在軍事上作了調整，劃津浦路地區為第五戰區，調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到徐州組織會戰。一時徐州成了新聞記者雲集的地方。武漢各報館和通訊社都派去了記者。鄒韜奮對這些到前線去的戰地記者很關心。
5月下旬，有部分記者從徐州突圍回到武漢，鄒韜奮即寫了《歡迎戰地記者徐州歸來》的文章，在5月19日出版的《抗戰三日刊》上發表。文中熱情洋溢地說：“在中國抗戰禦侮的今日，最高的崇敬當歸於不顧個人犧牲為國奮鬥的民族戰士，最可崇拜的道德當屬於不顧個人犧牲為國努力的辛勤工作。戰地記者雖不是在前線直接參加作戰，但是在前線冒萬險，把我們將士英勇作戰的可歌可泣的行動，宣傳於全國的民眾，鼓勵前方將士的再接再厲，鼓勵後方民眾的熱烈贊助，增強抗戰力量，對於民族解放戰爭有著很大的貢獻。所以在我國這次神聖戰爭中的戰地記者，不僅是戰地記者而已，其實也就是民族戰士的一員。”對於戰地記者們在前線的互助合作精神，鄒韜奮也給予了熱情讚揚：“在這次徐州前線為國努力的各報記者，都是在互相協助，互相敬愛，互相維護的情況中，共同努力，這可以說是我國團結禦侮的一個極可寶貴的象徵。我們希望這種精神能夠普遍於全國。”
積極參加救國團體活動
鄒韜奮在武漢一面主持文化事業，一面積極參加救國團體活動。1938年9月18日，他與沈鈞儒等代表全國救國會，攜帶慰勞品和大批書報，由武漢經南昌前往江西北部德安一帶慰勞抗戰軍隊。途中鄒韜奮先到湖北陽新前線慰問，遇到前線《大公報》記者範長江、《新華日報》記者陸怡，並同在一個莊上住宿，他們夜談了三個小時。鄒韜奮說，不到前線，不親身接觸前線軍民，不瞭解他們的需要和願望，就不可能真正為抗戰服務。當時他們還討論前線部隊急需的藥品和書報等供應問題。第二天，鄒韜奮即前往江西前線。一路上，無論遇到汽車司機、學生、服務團員、傷病員、小店員或是部隊的軍官和士兵，他總是熱情地問訊，進行現場採訪。
鄒韜奮赴前線慰問時，總是多做思想政治工作， 提高士兵的作戰精神， 加強每一地方的軍民合作。鄒韜奮在前方就遇到並採訪了一個“荷屬華僑救護隊”，他記載了救護隊的事蹟：“該隊的同志們都是生長在東印度群島，包括30多位醫生和50多位救護人員，帶了大量藥品回到祖國服務。從面貌言語行動上，完全看不出是中國人，但外表掩蓋不了他們對於祖國的熱愛與忠誠。他們很辛勤地僕僕於前後方途中救護運輸傷兵，每天忙得只有三四小時的睡眠，失眠雖紅了眼，卻不能絲毫減損他們對於祖國的熱烈情緒。這是自動奮發的千萬青年的另一個象徵。”
鄒韜奮回武漢後，就前線慰勞的觀感和自己的深入採訪，寫出了《至忠極勇的前線戰士》《軍隊需要與民眾動員》《敵我士氣的比較》等文章，分別發表在10月份出版的《全民抗戰三日刊》幾期雜誌上。後來，他又在《抗戰以來》一書中對這次前線慰問再次進行了總結，他熱情讚揚我們的抗日戰士是“震動寰宇的民族戰士”，他們“最英勇，也最艱苦”，為保衛祖國、保衛同胞，他們不畏難、不怕死的作戰精神真是可以動天地、泣鬼神。鄒韜奮這些在書報上的文字宣傳大大鼓舞了抗日軍民的士氣。
鄒韜奮在武漢期間，既編刊物，又主持生活書店的工作，還廣泛參加各種社會活動，時間極其緊張。可是，就在這種情況下，他撰寫了240多篇文章，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國際問題等各個方面。社會各界和廣大青年都愛讀他的文章， 把他主編的刊物當作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1938年5月26日出版的《抗戰三日刊》上登了兩封讀者來信，其中一封是從安徽六合寄來的，署名冰瑩的女讀者稱《抗戰三日刊》是“沙漠中的甘露”，她在信中說：“正在病得奄奄一息的時候，突然接到由正陽關轉來的20多本《抗戰》，你想我是多麼高興！我完全忘記病了，坐在搬家的汽車上就打開來看……一個旅行在沙漠中的人，口渴得快冒出煙來了，突然得著了甘露，怎叫他不高興得跳起來呢？”另一封是一個叫石斧的青年學生從河南廣武寄來的，信中說：“我是《抗戰三日刊》的一個熱心的讀者，每一次接到它都是緊張的愉快的一口氣把它讀完， 得到了這些精神上的滋養，我慢慢地感覺到自己的身心於無形中健壯起來，對於國內國際的形勢和各種重要的問題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對於抗戰前途有了勝利的信心，同時我就逐漸覺悟到這爭取民族解放的大時代裡，我也應該拿出自己所可能盡力的力量來。”通過這兩封信，可以看出鄒韜奮所辦刊物在群眾中的影響之深，收效之大，為抗戰宣傳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8年10月中旬， 由於武漢戰局吃緊，生活書店遷往重慶開展編輯出版業務，鄒韜奮也飛赴重慶。鄒韜奮離開了奮戰三百天的武漢，投身到更加火熱的抗戰宣傳中去。（劉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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