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善帥(左)和孫善師
酷暑時節,臨沂城西30裡外的義堂鎮橋西村,掩映在綠油油的莊稼地中。在村中一間簡陋的平房內,78歲的老人孫善思在回憶他的兩位堂兄——臨沂早期共產黨員孫善師、孫善帥兄弟。
在村委辦公室裡,兩張記錄孫氏兄弟革命故事的宣傳圖佔據了大部分牆面,主人公曾經鮮活的人生軌跡在圖文的延展間被詮釋出來。在村民口中,孫氏兄弟為共產主義而捨命捐軀的事蹟更是代代相傳,散發出信仰的光芒……
孫善思老人在回憶兩位堂兄 盧昱 攝
出去讀書長見識
橋西村在清末才成村,之所以得名,是因村東有一條唐公河,河上有一座老石橋。橋有些低矮,橋面很窄,勉強能通過一輛小轎車。如今,老石橋不遠處,建起了一座又高又寬敞的新橋,但鄉親們依然眷戀著走在老石橋上的感覺。這是一條帶著鄉愁的農耕路,頭戴草帽的大娘、肩扛鋤頭的老大爺、開著農用三輪車的中年大叔,在橋上穿行,構成一幅寧靜的鄉村畫卷。
孫善師的老家,在橋西頭離唐公河不到200米的地方。如今,老房子已不見蹤影,被規劃一新的平房所代替。村幹部介紹,村子現在約400口人,新中國成立以前人口更少,頂多百十來口,房屋這一家、那一家,連不成片。
“1904年,孫善師出生在橋西村。他的爺爺是私塾老師,父親叫孫德紹,舊制中學畢業。母親張炳姒,朱裡村人,勤勞善良,性情開朗。她為支持兒子從事革命工作,曾數次奔赴濟南,以開設洗衣店為掩護,為黨秘密傳送信件。”臨沂黨史研究專家唐士文介紹道。
“我父親那輩弟兄三個,善師他爹是老大,我父親是老二,都是老實人。我大爺長年在河北一帶賣書,家裡經濟上還算寬裕,所以善師、善帥長大後有條件出去讀書長見識,後來就參加了革命。”孫善思說。
孫善師又名孫鎮國,自幼隨父就學。他讀書勤奮,成績優良,18歲時,考入臨沂城的山東省立第五中學就讀。他在求學期間,廣泛涉獵,各科成績優良,尤喜歡體育、音樂,擅長繪畫,作詩編劇,堪稱多才多藝。他中等身材,體格健壯,平時總是精神飽滿。一雙眼睛圓而大,炯炯有神。說起話來,聲音洪亮,清晰流利,擅於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意見。
孫善師的弟弟孫善帥,又名孫鎮東,在哥哥的影響下,也發奮讀書,於1924年同樣考入省立第五中學,比哥哥低兩級。當時的省立第五中學引領著臨沂地區的思想解放潮流。
1926年秋,孫善師考入濟南鄧恩銘的母校——山東省立第一中學。當時正值北伐戰爭開始,山東人民的革命情緒十分活躍。不論城市、農村,黨的工作都有較快發展。在革命群眾運動的影響和地下黨組織的教育下,孫善師思想進步很快。他對北洋軍閥的反動本質有了更深認識,相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這年冬,經劉之言介紹,他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黨的領導下,孫善師積極投入到革命中。他的活動,引起了濟南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一度被捕。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後,他繼續從事學生運動。為了便於工作,他將母親從臨沂接到濟南,在天橋以東、經一路北側,開設一家洗衣店,作為黨的秘密聯絡點。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在這種形勢下,孫善師受組織的派遣,同其母離開濟南,回到臨沂,繼續發動群眾,開展黨的工作。
孫善師從濟南迴到臨沂,見到了已成為軍人的弟弟。1927年中學畢業後,孫善帥投筆從戎,到直魯聯軍第四師方永昌部當電訊兵。當時,軍閥混戰殃及臨沂,方永昌旅駐省立五中校內,房舍慘遭破壞。在那裡,孫善帥看透了舊軍隊中的種種黑暗腐敗現象,內心十分憤懣。1928年3月,他毅然脫離了舊軍隊,去江蘇贛榆縣投奔共產黨地下黨員董少白。董少白見孫善帥頗具才華,且富正義感,便向他講述當前形勢和革命道理,並勸其繼續求學深造,將來為祖國貢獻力量。
“未來的世界,理想的樂園”
1929年3月初,孫善師到臨沂縣二小任教。他以教師的合法身份,秘密開展工作。但沒幾天,就被臨沂縣政府逮捕,監押獄中。在獄中,孫善師堅貞不屈。縣政府查不到他的一點證據,不得不釋放他。不過,敵人對孫善師還是放心不下,不久又將他逮捕。經當地名流劉子壽、於靄辰等人的營救,孫善師被保釋出獄,接著受聘到郯城縣立一小任教。
在郯城一小,孫善師利用各種機會,對學生進行共產主義的啟蒙教育。這年秋初,他公開教學生唱《國際歌》,並講解歌詞大意,使學生們認識到,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實現共產主義。之後,在郯城三小任教的共產黨員劉之言,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將孫善師調到三小。
1929年10月,中共魯南第一支部成立,劉之言任書記,孫善師任組織委員。支部建立後,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發展了一批新黨員,以教師、學生、農民為主；二是組織“讀書會”“社會科學研究會”等團體,傳播革命思想,團結革命力量；三是編輯出版《農民》《開會方法》《紅色魯南》等刊物,並翻印了《從一個人看新世界》等資料,作為黨內讀物；四是在郯城南關設一小型商店,起名“摩登商店”,作為地下聯絡點。
1930年春夏之交,孫善帥接到哥哥孫善師的來信,讓他到郯城三小複習功課,準備參加濟南的山東省立高級中學招生考試。當時縣立第三小學是郯城縣中共地下黨秘密活動的場所。
孫善帥學習和生活在思想進步的環境裡,有機會閱讀了一些馬列主義書籍,思想進步很快。他與哥哥、劉之言等住在一個宿舍裡,朝夕相處。當時國民黨政府規定各小學都設立童子軍,劉之言決定把這個組織掌握在地下黨組織的手裡,並把這項任務交給了孫善帥。他對孫善帥說:“老弟,你懂很多軍事知識,還閱讀了不少馬列主義書籍。教育和培養童子軍,使他們成為先進的少年組織,這是一項光榮的任務,你一定能勝任,請你把它承擔下來。”孫善帥欣然應諾。
此後,在培訓童子軍時,孫善帥既講授軍事知識,又重視政治思想教育,使童子軍的軍事、政治素質都有很大提高。在這期間,經劉之言介紹,孫善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弟弟在忙著複習功課、訓練童子軍時,哥哥孫善師則抓住各種時機,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理想教育。他在三小任高一班主任,據他的學生高步目、徐秉秀回憶:有一次語文課,他給學生的作文命題是“未來的世界——理想的樂園”。同學們在作文中都發揮了充分的想象,描繪出種種要創造的理想樂園。不過他們的想象,大都是幼稚的、空虛的。
孫善師便將自己寫的一篇抄在黑板上,作為示範。其中寫道:“同學們,請你們放開大步,睜開大眼,進來儘管看個仔細吧!任你掘翻了大地,也找不到戰爭的種子。沒有剝削,沒有貧窮,老人有養老院,殘廢者有殘廢院,嬰兒有育嬰室,兒童有兒童樂園。”同學們被他描繪的共產主義理想樂園深深吸引,幾乎忘記是在上課。
“認清革命的大道”
1929年冬,在孫善師所教班級擔任班長的學生,因父親病故,無力繼續求學,申請退學,師生們都感到惋惜。孫善師組織了一次隆重的送行會,會上同學代表和那個班長都發了言。那個班長說,父親病故,今後的生活難以維持,只好去當學徒。他勸勉同學們珍惜讀書的大好機會,為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奮發圖強。最後,孫善師朗讀了他寫的一首送行詩,詩的內容是這樣的:
清醒的太陽哪兒去了,大地上只留下一片不分明的光芒。往日的笑容哪裡去了,顏面上只現著一堆愁苦鬱悶。雨紛紛地下了。淚也慢慢地滴了。這大概是表示離別的情況吧!與世長辭而不悲的我,也覺得有些難過。擔負著教育人才的責任,也只有忍心自問。時代的巨輪正在不停地轉動,自由的波浪正在急湧奔騰,偏偏青年們的心和木偶一樣,不能向著光明前進。
啊!戰雲瀰漫了全國,鮮血流滿了曠野,為革命而犧牲的人們,真不知有多麼些!多麼些!打破了什麼感情,放鬆了什麼關切!剷除了一切障礙,砍斷了一切束縛。我們只要認清革命的大道,天地間何嘗有什麼生死離別!
這首詩對同學們的感染很深,幾十年後,有些當年聆聽這首詩的老同志,仍記憶猶新。為了迅速壯大黨的隊伍,孫善師通過各種群眾運動,發現培養積極分子,及時吸收到黨內來。
在白色恐怖下,與敵人的鬥爭無處不在。當時,公開寫信進行聯絡是很危險的。孫善師便時時刻刻研究秘密通訊的方法,有一次,他在吃飯時無意中將手上的碘酒沾到饅頭上,立即顯示出藍色。這對他的啟發很大,經過研究改進,他創造了澱粉碘酒顯字法,進行通訊聯絡。寫信時,正面為一般內容,黨的機密就用米湯或麵粉水寫在信紙的背面,收信人接信後,塗上碘酒,字就顯現出來了。
1931年秋初,弟弟孫善帥考入濟南的山東省立高級中學。入校不久,九一八事變即發生,濟南和全國一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在運動中,孫善帥表現積極,並經同班同學介紹參加了濟南讀書會。這個讀書會是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學生團體,它的宗旨是組織進步學生閱讀進步書籍、刊物,結合時局,探討真理,開闊政治視野,提高革命思想。是年冬初,孫善帥經劉之言等介紹,和濟南的黨組織接上了關係。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他積極投身於反帝愛國運動。
由於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三省,大批東北軍士兵和學生被迫離開家鄉和親人,流落到濟南。他們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和賣國政策深惡痛絕,極易接受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孫善帥利用這一時機,經常到濟南火車站主動接觸東北的流亡學生和士兵,與他們談心,講解中國當前的形勢和前途。
孫善帥在他們中間結識了很多朋友,並通過他們在東北軍和流亡學生中進行反蔣抗日宣傳教育。後來,這些人大都積極投身到抗日活動中。1938年1月,不少東北學生參加了徂徠山起義,有的後來成為抗日鬥爭中的骨幹分子。
而在臨沂的哥哥孫善師,也沒有閒著,他積極組織學生罷課,組織群眾遊行示威,宣傳抗日救國、反對內戰的主張。
“我們的脈搏一起跳動著”
1932年,孫善帥調任共青團山東省特委任宣傳部長。這年暑假,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的學生、共青團員陳淑俊來到濟南,和孫善帥取得聯繫後,共同進行宣傳活動,寫標語、撒傳單,在商埠組織集會。為紀念八一南昌起義,他們把標語貼滿濟南。濟南當局派出軍警晝夜搜捕,毫無結果。
這時,經黨組織籌劃,共青團濟南市委建立,張北華任書記,孫善帥任宣傳委員。此後,在正誼中學召開過幾次會,主要是分析山東形勢和如何開展抗日反蔣宣傳以及對軍閥韓復榘的鬥爭等,會後分頭行動。
孫善帥經常到火車站附近的東北軍士兵中開展兵運工作。為了弄清韓復榘的內部情況,孫善帥利用各種方式進行調查。在韓復榘的部隊發餉時,他主動到郵局門前,為士兵代寫家書和填寫匯款單。時間長了,韓復榘的士兵對他產生了好感。在閒談之中,他了解到不少有關韓復榘的情況。
孫善帥還注意通過上層渠道瞭解情況,開展工作。當時,濟南有個共產黨員叫姚第鴻,他的父親姚以介是韓復榘的高級參議。姚以介在濟南火車站設有兩節專用車廂,由韓復榘派執法隊守護著。
孫善帥瞭解到這一情況後,通過姚第鴻,把中共山東省委機關的刻印工具如鋼板、油印機等安排在姚以介的專車上,印刷好傳單和文件後,由姚第鴻帶出。因他是姚以介的少爺,執法隊從不敢過問。這樣維持了大半年後,敵人發覺了姚第鴻的活動,從姚以介的專車上搜出了刻印工具和共產黨的文件。姚以介一氣之下,將姚第鴻關了起來,強送他出國。
據山東早期共產黨員馬馥塘同志回憶:“在濟南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孫善帥。那時他不過二十歲左右,赤紅臉,瘦瘦的,是濟南高中三年級的學生。說起話來,聲音很低,但很有條理。他處事十分冷靜,像個大姑娘。我們之間,當時關係尚未通開,為了保守秘密,彼此只能心照不宣。雖然如此,我卻感到我們的脈搏是一起跳動著的。”
革命形勢的發展牽動著兄弟倆的命運。1932年6月,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在上海召開。會上,錯誤地提出“創造北方蘇區”,來配合紅軍勝利進攻,以最快速度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在這個錯誤方針指導下,中共山東省委於1932年下半年至1933年上半年,連續組織了山東各地的農村武裝暴動。
1932年6月中旬,上級黨組織派了一位姓劉的特派員來臨沂。他在孫善師的住處,召開了魯南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劉特派員說:“紅軍開始北上,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我們必須立即起義,迎接紅軍。”會上,經過共同研究,通過了舉行武裝暴動的決議。
會後,孫善師等立即組織暴動。當時錯誤地估計,在郯城一帶能拉起六七百人的隊伍。碼頭鎮的地主和國民黨區公所有長短槍三千多支,這些槍支容易奪取,只要槍聲一響,亮出共產黨的旗幟,就會迅速打開局面。
這時候,革命群眾運動的開展引起臨、郯兩縣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他們時時伺機向共產黨和進步群眾下毒手。6月下旬的一天,郯城縣警察隊突然包圍馬頭三小,捕去該校校長、共產黨員宋幼準和學生劉念喜。接著包圍了馬港口,當時孫善師等正在同事馬敘卿家中開會,聞訊後逃脫。
6月28日,中共徐海蚌特委魯南特派員唐東華在邳縣孟家樓召開幹部會議,決定在樊家埝舉行暴動。會上作了分工:孟若夢在四戶組織一個大隊,孫善師在澇溝組織一個大隊,凌雲志在樊家埝組織一個大隊,作為暴動的基本隊伍。
7月1日,孫善師剃了光頭,穿上白布便衣,打扮成農民模樣,前往三捷莊組織武裝力量。途中,他們在一家飯鋪用飯,飯後因沒帶零錢,交給店主一個銀元。不等店主找回零錢,就匆匆離去。他們的行動引起店主的懷疑,店主向當地的地主武裝作了報告。地主武裝追捕二人,送往澇溝區公所。同年10月,因敵特收買的壞人告密,唐東華也被捕。之後,與孫善師一起被解送到濟南監押。
以學校為聯絡機關
當孫善師被捕入獄時,在濟南的弟弟孫善帥正忙著推動黨的外圍組織,建立反帝大同盟。同時,他還在濟南面粉廠和濟南省立高級中學發展了一些黨員,並幫助建立了省立中學黨支部。這個支部後歸中共山東省委直接領導。
地下黨員朱丹亭自從高中畢業後,一直沒有公開職業,經孫善帥和陳淑俊等同志商量,讓朱丹亭出面,籌建一所中學,以掩護黨組織的活動。當時山東的教育大權被何思源一派掌握在手裡。國民黨山東省黨部主任張葦村也想插手教育界,他聽說朱丹亭等要辦學校,當即表示支持,並撥款3000元作辦學經費。
1932年8月,學校掛牌招生開學,取名“濟南私立振華中學”,校址在緯二路北頭路西。為了避免引起敵人的注意,由張葦村任校長、朱丹亭任副校長,教職員工大都是地下黨員和共青團員。
當時,這個黨的秘密聯絡機關是非常隱蔽的。只招了兩個班的學生,課程全是四書五經一類的古籍。平時不公開作革命宣傳,暗中為黨印刷和傳送秘密文件。
每當張葦村到學校,傳達室的地下黨員林芳圃就按一下電鈴,裡面進行革命工作的同志,立即隱藏和偽裝。學校開辦兩個月以後,忽然發生了意外。一次,朱丹亭到青島看望哥哥回來,在火車上遇到一個國民黨軍官,兩人談得挺投機。這個軍官表示想到江西蘇區參加紅軍,朱丹亭動員他留在國民黨軍隊裡搞兵運工作。分手後,兩人還通過信。不久,那個軍官因想脫逃部隊而被捕,便供出了朱丹亭。
張葦村便將朱丹亭叫到自己的公館,拿出朱丹亭寫給軍官的信,質問他,最後利誘他,只要不幹共產黨,每月給二百個銀元,還給房子和汽車。朱丹亭當面表示考慮一下,被放出後立即和孫善帥等商量應付辦法。經過周密的安排,教員們在一個下午的時間內全部轉移。
黨的秘密聯絡機關雖被破壞,孫善帥卻不灰心。此後,他往返於濟南、魯南之間,不斷地發展黨的力量,擴大黨的影響,和張葦村之流的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各種形式的鬥爭。
1932年冬季,共青團山東省特委書記陳洪舟到上海參加團中央召開的會議,在旅館中被捕叛變。國民黨派他到山東參加捕共隊,破壞山東的黨團組織。當時,中共山東省委已接到中央的通知,由孫善帥代理團省特委書記,組織共青團機關迅速轉移。
陳洪舟到濟南很長時間,仍一無所獲。1933年初,陳洪舟在商埠開了一處旅館,投信到團省委原來的通信處,詭稱自己是中央派來的,要與山東團的負責人會面。2月,團省特委機關的交通員莊少雲到原通信處,見到陳洪舟的信,不和孫善帥商量,擅自去和陳洪舟接頭,被特務逮捕。
“莊少雲被特務逮捕後當即叛變,帶領陳洪舟及特務到自己住處,交出所有文件,並供出發行員張英瑞。由於叛徒的出賣,共青團特委被破壞,孫善帥、馬蘭村等同志被捕,在濟南的各級黨組織也遭到巨大創傷。”唐士文介紹道。
“濼口九烈士紀念碑”坐落在黃河南大壩西濼口險工40號壩處 盧昱 攝
死都死得英雄
孫善帥被捕後,與哥哥同仇敵愾,在敵人的嚴刑拷打、威逼利誘面前堅貞不屈,大義凜然。
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入黨的陶鈍在孫善帥之前被捕入獄,他曾回憶道:“我見到孫善帥同志是1933年夏天,在濟南的看守分所。他住的監房,和我住的在一個大院裡邊,只隔著一間屋。放風的時候,經常見面。他是濟南高級中學的學生,年齡約有二十歲,長方臉,紅潤麵皮,高鼻樑,大眼睛,膀寬腰細,兩臂筋肉結實,中等身材,給人一種聰明、機智、堅定有力的印象。他的態度很沉穩,不隨便講話。但講起話來聲音洪亮,富有風趣。”
孫善帥向陶鈍談及被捕後的情況:特務隊捕了他押在省黨部,屋子裡有一張桌子,桌上有筆墨紙張,特務隊長王天生要他寫自首書。過了一天王天生來問,寫了沒有,他說沒得寫。過了兩天又來問,還是沒寫。第三次來看到紙上有字,他們高興了。拿過來一看,寫的是京劇《四郎探母》中的一段唱詞:“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特務們失望、氣惱地把門鎖死就走了。過了幾天就被押解到了這裡。
“他講的時候繪影繪聲,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無恥行為表示了極端的輕蔑。”陶鈍回憶道。
因為與山東國民黨反動頭子張葦村是臨沂同鄉,在監獄的同志們勸孫氏兄弟從家鄉託關係,找張葦村說情營救出獄,他們對此搖搖頭。孫善帥講,哥哥孫善師當小學教員,因為在鄉下宣傳抗日救國被捕。家庭方面託人找張葦村,張葦村說他哥是共產黨。後來查不出什麼證據來,只好釋放。張葦村還不放心,又捕了他哥來。
“張葦村對我們兄弟倆恨透了,一定要斬草除根。這是他的妄想。我們兄弟倆死了,還有千千萬萬的同志給我們報仇。”孫善帥的話語,讓陶鈍記憶深刻。“他雖然知道自己的案情很嚴重,但是他並沒有一點恐懼。成天和同室的難友說說笑笑,講故事。”1933年8月9日,與孫氏兄弟一同被關押的共產黨員彭瑞林見證了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刻:我們在放風的時候,突然軍警進院把門關起來點名。
當最後一個點到孫善帥的名字時,孫善帥對他的哥哥孫善師說:“咱們兄弟倆一塊去吧。沒什麼了不起!”李春亭高聲說:“同志們,沒什麼。我們是細胞,死去一些還要生出若干呢!同志們,幹下去吧!”於是院子裡和房間內,共同唱起《國際歌》。看守長說:“你們安靜些,沒有別的,不要緊,他們是撥到第一監獄去執行刑期的,絕沒有其他事情。他們的所有東西都帶著。”
“過了十多天,聽看守說,他們在第一監獄裡宣佈了死刑,是用汽車拉到濼口執行的。還聽說小孫(孫善帥)身中九彈才死去。他們沒有跪下,站成一個圈,呼著口號,唱著《國際歌》一個一個倒下去。我們聽到這個噩耗非常悲慟和憤恨。”彭瑞林回憶道。
在濟南濼口刑場,遭敵人殘忍殺害的是:中共青島市委書記李春亭、全國總工會特派員李偉仁、共青團青島特支書記張夢蓀、前中共益都縣委書記段亦民、中共魯南特派員唐東華、中共益都縣委書記鄭心亭、中共青島市委秘書王清怡、共青團山東特委代理書記孫善帥、中共臨郯縣委組織委員孫善師等九人,史稱“濼口九烈士”。如今,在濼口的黃河大壩上,刻有九烈士形象的紀念碑矗立著,與呼嘯的黃河水一同見證著滄海桑田……
“官不論大小,入黨時間不論長短,他們都是好樣的!死都死得英雄!”回憶起兩位堂哥和他們生死與共的同志,孫善思老人一臉敬重。
孫善思告訴記者,堂兄雖然不在了,但他們並沒有被忘記。一次,孫善思在城裡和一位老人閒聊,當提到自己是橋西村人時,那位老人便打聽起孫善師、孫善帥來,聊了不一會兒,老人竟痛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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