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其后，直至唐朝灭亡的140多年间，宦官专权愈演愈烈，藩镇割据逐渐形成，朋党之争持续不断，大大加深了唐朝政府的统治危机，最终唐王朝在藩镇、宦官和朝臣的权势争斗中走向衰亡。
在唐朝后期走向衰亡的过程中，统治者曾试图通过清除宦官专权等弊端，振兴朝纲，加强中央集权。唐文宗就是其中之一，他和亲信朝臣精心谋划，意图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但阴差阳错，一场旨在清除宦官势力的行动，却成了唐朝君臣的噩梦：因为事泄失败，遭到宦官疯狂反扑，600多朝臣残遭屠杀，还有1000多官员家族及其他人员连累被杀，酿成历史上有名的宫廷惨案——“甘露之变”。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
作为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多数读者对“甘露之变”的过程有所了解。今天，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即，“甘露之变”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会失败？它对唐王朝的后期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1． “甘露之变”发生的背景
应该说，“甘露之变”是一场意外事件。惨案发生之前，这一事件并不能称作“甘露之变”，按照唐文宗当初的计划，称其为“除宦行动”更准确一些。那么唐文宗谋划清除宦官的背景是什么呢？
一是宦官权势日重，严重削弱和制约了君权，不利于振兴朝纲。唐朝的宦官专权乱政，始于唐肃宗时的权阉李辅国。到唐德宗时，宦官掌领禁军、入职枢密院已经制度化，权力扩大到军事和内政，开始逐渐掌握废立皇帝的权力。唐文宗的爷爷唐宪宗和兄长唐敬宗皆为宦官所害，唐文宗本人也是宦官王守澄所拥立。
文宗即位时已经18岁，史载其恭俭儒雅，博学多才，勤于政事，很想有一番作为，致力于复兴王朝。
但自己是王守澄等宦官所立，因为拥立之功，王守澄等宦官一手把持朝政，根本不把文宗放在眼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必须收回皇权，加强中央集权。而自己处处受制，皇权旁落，面对的宦官还是谋害自己祖父和兄长的凶手，为此，必须打击宦官势力，清除宦官专权就成了当务之急。
二是宦官地位过高，成为藩镇势力依附的对象，严重影响了朝廷统治。唐朝中后期，对朝廷统治构成威胁的，除了宦官专权，还有藩镇势力的崛起。文宗时期，宦官在朝内，既掌管禁军，又通过入职枢密院参与朝廷机要政务，权势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
唐朝宦官形象图
在朝外，朝廷为了制约各地节度使，实行宦官监军制度，委派宦官代表朝廷出任藩镇监军，名义上是监督和节制藩镇军队，但因为宦官权势地位太高，不少藩镇将领开始依附宦官，甚至有些藩镇将帅和官吏都是宦官集团从神策军中挑选委任。“藩镇将师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矣。”（《资治通鉴》）
清除宦官势力，可以有效切断藩镇军将与宦官的勾结，一定程度上削弱藩镇势力，消除其对朝廷统治带来的隐患。
三是朝内朋党之争日趋激化，牛李两党纷纷勾结宦官，增强壮大势力，导致朝政混乱。朋党之争是唐朝后期朝廷内的一大顽疾。这场由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历时40年，进到宣宗时才告结束，史称“牛李党争”。
到文宗时，“牛李党争”已经进行了20年，争斗更加激烈。两大宗派之间在政治上互相倾轧，或交替执政，或同朝执政，从政治主见的分岐，逐渐演变成宗派间的私人恩怨之斗。一派得势，就贬逐另一派，对朝政的处理上也是互相攻击、反对。
为了增强自身势力，打击对方，牛、李两党都纷纷依附权势更大的宦官集团，而且两党中的许多官员都是靠巴结宦官提拔的。面对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唐文宗也曾无奈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旧唐书》）持续不断的朋党争斗，加剧了朝政的腐败，使本就较弱的相权更加衰弱，给宦官势力独掌朝政提供了可乘之机。
唐朝大臣形象图
由此不难看出，唐朝后期的藩镇、宦官、朝臣权斗中，宦官处于中心地位，成为藩镇和朋党争相结交的对象，反过来更增强了宦官的权势，使皇权失去了制衡对象，严重消弱了皇权。打击宦官势力，一能收回皇权，加强集权，二能切断宦官与藩镇的关系，有效削弱藩镇势力，三还能让相互争斗的朝臣朋党失去依附，有利于治理朋党之争，可谓一石三鸟。
正是在这种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唐文宗才决心诛除宦官势力，以期振兴朝纲，挽救日益颓废亡的局面。
2．“甘露之变”失败的原因
据史书记载，公元835年，文宗和亲信朝臣郑注、李训密谋决定清除宦官后，先设计诛杀了参与谋害宪宗的宦官陈弘志，然后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将权阉王守澄提拔为神策军观军容使，任命和王守澄有矛盾的仇士良为神策军中尉，变相剥夺了王守澄的军权，之后秘密派人毒杀了王守澄。
按照计划，文宗提前将郑注调任凤翔节度使，私下安排好人手，待朝廷为王守澄举行葬礼时，组织中尉以下所有宦官全部参加，郑注带武士以护卫为名，在葬礼上将宦官全部诛杀。
但已被任命为宰相的李训，为争功，偷偷改变计划，联合一班亲信，在早朝时，以宫中左金吾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为名，命宦官仇士良带领众宦官前去查看，想借机让提前埋伏好的士兵，将宦官全部清除。
仇士良等宦官发现了埋伏的士兵，急忙返回，挟持文宗，矫诏神策军大杀朝臣，宫廷内血流成河，导致惨案发生，朝臣官员及被连累诛杀的共计一千六七百人。李训在内的四宰相和郑注等参与者，或当场被杀，或逃后被捉，全部遇害。事后朝廷上朝的官员都不足半数。史载“士良因纵兵捕，无轻重悉毙两军，公卿半空。”（《新唐书》）
甘露之变
表面上看，“除宦行动”失败是因为李训争功，私下改变计划所致。但综合当时的形势分析，惨案的发生，除了因为李训私心贪功，导致计划败露，还有其他不可避免的因素：
一是文宗根基不深，自身能力较差，为计划失败埋下了隐患。从根基上看，文宗是靠宦官拥立上位，期初，宦官刘克明杀害敬宗后，欲拥立宪宗之子绛王李悟为帝，但王守澄、梁守谦等宦官带领禁军诛杀了李悟和刘克明等人，而立敬宗之弟李昂继位。
文宗李昂继位前，只是一个普通亲王，身边没有自己的亲信谋臣，加之又是宦官拥立，算不上名正言顺，声望不高，即位后又受宦官压制，基本上无权无势。
从能力上看，文宗虽有才学，也有复兴之志，但并无治世大才。《新唐书》称“李训浮躁寡谋”，急于事成，而缺少谋略。这一点从惨案发生时，他的表现就能略见一斑：仇士良等发现院内埋伏的士兵，逃回宫殿挟持文宗上轿时，已经暴露的伏兵也正在追来，李训紧紧拉住文宗的轿子，如果文宗配合，不被宦官挟持走，结局就会大不一样。
但此时文宗却大声斥责李训，导致宦官成功挟持皇帝，之后矫诏率神策军杀回。“训攀舆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荣奋拳殴其胸，偃于地，乘舆既入，门随阖”（《资治通鉴》）。看得出，此时的文宗惊惶失措，已经改变了主意，反而站在了宦官之列。
唐文宗剧照
二是朋党之争激烈，朝臣相互争斗打压，文宗缺乏有力的朝臣依靠和支持。在宦官专权的形势下，朝臣官僚集团是制衡宦官权力的重要力量。但文宗时期，牛、他党争空前激烈，朝臣官僚集团不但不能发挥制衡宦官作用，还和宦官相互勾结，互为表里，借助宦官力量打压异己，客观上既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又使文宗失去了朝臣官僚的支持，本就微弱的君权，在手掌军权的宦官面前，更加不堪一击。
三是文宗用人失误，过于宠信郑注、李训，高估了二人的能力。“甘露之变”事件的最大推手，就是郑注、李训，文宗对此二人极为宠信，没有认清二人的真实面目，导致“除宦行动”被动失利。
先简要介绍一下郑注。郑注出身贫寒，相貌丑陋，还是个近视眼，此人会医术，一直四处游荡，是个江湖游医。但他能言善辩，忽悠水平极高。一个偶然的机会，给襄阳节度使李愬治好了痿病，李愬通过和他交谈，觉得他是位“奇才”，就留他在手下做官，经常和他谈论军政事务，“与愬筹谋，未尝不中其意”。（《旧唐书》）
后来李愬调任徐州，郑注随往，其时宦官王守澄任监军。听闻郑注靠医术忽悠李愬并参与军政事务，就想除掉他。李愬请求王守澄先和郑注交谈一下再做定夺，结果一番交谈之后，王守澄大为折服，也连称其为“奇才”，经常和他通宵夜谈。
王守澄调回京城后，就把郑注带在身边，并推荐给当时的唐穆宗。穆宗与之交谈后，也是大为叹服，从此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期间，皇帝几经更替，郑注都极为受宠，成为王守澄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
宦官王守澄三次参与拥立皇帝
后来，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等权宦想除掉郑注，设计让郑注来治病，想借机杀掉他，郑注去后，侃侃而谈，韦元素听得入神，不但没杀他，还赠送金银绸缎，将其护送回府。郑注的忽悠水平可见一斑。
文宗即位后，一次患病，王守澄借机推荐郑注前去，文宗的病大见好转，从此对其宠爱有加，屡屡提拔，郑注侍宠而骄，到处受贿敛财。
再说说李训。李训进士出身，曾在河阳为官。此人相貌英俊，也能言善辩，但他素有野心，阴险狡诈，后因诬陷罪被朝廷下狱，文宗即位后大赦，得以出狱。其叔父李逢吉曾任宰相，因朋党之争失势被贬。得知郑注受王守澄宠信，且到处敛财，李逢吉给李训大笔黄金，让他贿赂郑注，想通过郑注再度进朝为相。
而李训也想通过郑注投靠王守澄，于是就重金贿赂郑注。郑注大喜，将其引见给王守澄，王守澄便以李训精通《易经》为由，向文宗推荐了李训。李训既善讲《易经》，又有口才，很快被提拔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当时，宰相李德裕等朝臣素知李训奸恶，极力反对文宗重用李训，文宗受李训迷惑，根本听不进去。
就这样，郑注、李训都成了文宗亲信之人。二人通过接触，揣知文宗有清除宦官之意，就私下里背叛王守澄，投靠文宗，和文宗一起密谋“除宦”计划。因为二人是王守澄的亲信，所以并未引起王守澄的怀疑，这也是他们后来能顺利设计除掉王守澄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也更加使文宗认为，他们二人确实有才能。
宦官仇士良
其实，文宗没想到的是，郑注、李训帮助清除宦官，并不是为了稳定朝政，复兴大唐，而是野心使然。这种野心，决定了清除宦官计划，过于急功近利，带有很大的赌博心理。
特别是李训，在按计划将郑注调任昭仪节度使、约定趁为王守澄举行葬礼清除宦官的计划后，为贪图功利，又擅自联络自己的亲信改变计划，将动手地点改为皇宫内。并打算一旦除宦成功，再将郑注除掉，自己独揽朝政大权。“训与其党谋：如此事成，则注专有其功，不若···多募壮士为部曲，并用金吾、台府吏卒，先期诛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资治通鉴》）
所以，除宦计划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事泄败露，不如说是文宗用人失误，错用了奸佞小人所致。
3．“甘露之变”的影响
“甘露之变”是唐朝后期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后世史家、学者普遍认为，“甘露之变”标志着历史上第二次宦官时代的正式开始，从此以后，宦官专权更加猛烈，唐王朝从此一步步衰亡，直至70年后朱温篡唐。
这一观点当然没错。但综合来看，小编认为，“甘露之变”是一场朝臣完败的屠杀惨祸，其对唐王朝的影响，应该一分为二地看：
从不利影响看——
首先是“甘露之变”的失败，使得相权更加衰弱，宦官更加强势。600多名朝臣包括宰相之内，突然之间命丧黄泉，朝堂公卿减半，短其内直接影响了朝廷的正常运转和政局的动荡不安。朝臣犹如惊弓之鸟，很多人不敢上朝，每天上朝和家人告别，都像诀别一样。
为了稳定朝政，朝廷不得不下命令：其他人不得再揭发或恐吓，已经逃匿的，不准再追捕，三天内必须回朝上班。“时士良等恣横，朝臣日忧家破”“他人无得相言告及相恐。凡亡匿者，勿复追捕，三日内各听自归本司。”（《资治通鉴》）
对朝臣的致命打击，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助长了宦官势力。
唐朝名相李德裕雕像
其次是对文宗的打击，君权难以收回，使文宗从此彻底丧失了复兴王朝之志。面对宦官的日益嚣张，文宗无可奈何，曾和大臣周墀闲谈，自比不如周赧王、汉献帝：“‘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资治通鉴》）无奈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从此疏于政事，饮酒求醉，五年后积郁病亡。
一场朝臣屠杀惨案，对朝廷的负面影响勿容置疑。但从后期的实际情况看，“甘露之变”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或者说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是这次事变在一定程度上震摄了宦官势力。尽管“甘露之变”以失败告终，但前期诛杀了王守澄、陈弘志、韦元素等权阉，让朝臣看到了朝廷对宦官专权的态度，也让后起宦官感受到了压力。
虽然宦官仍旧专权，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面对宦官的器张跋扈，还是有部分朝臣敢于顶住压力，与宦官势力相抗衡。而这种抗衡，如果不触碰到宦官集团的底线，宦官势力也会尽量收敛。
比如，事变发生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就曾上表朝廷：“如果朝廷中的奸臣难以控制的话，我随时誓死清君侧！”，并和新任宰相郑覃、李石多次奏请朝廷，为以前因协助朝廷清除宦官而被贬逐的宋申锡鸣冤平反。最终文宗下诏恢复宋申锡的所有官职。“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资治通鉴》）
仇士良手下一个军将曾和宰相李石争执，京兆尹薛元赏将其逮捕。仇士良得知后派人来叫薛元赏，薛元赏知道凶多吉少，就先杖杀了那个军将，然后自己穿上囚服前去，任凭处置。仇士良见事已至此，只好作罢，还假装公正，和薛元赏把酒对饮。
唐朝神策军
部分正直朝臣的气节，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宦官势力。史载“由是郑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资治通鉴》）可见，“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虽然张狂，但也有所收敛，并不像有些文章所说的朝臣成了任人摆布的“木偶”。
二是“甘露事变”为后来的君主提供了应对宦官专权的经验教训。吸取文宗“甘露事变”用人不当、处理宦官专权急于求成的经验教训，武宗上任后，对仇士良等权阉采取 “内实嫌之，阳示尊宠”的灵活策略。
之后，起用反对宦官专权的李德裕为相，并在关键时刻为朝臣撑腰打气，君臣合力与宦官势力周旋，最终采取明升暗降的方式，削夺其实权，迫使仇士良主动告老还乡，使宦官势力受到打击。武宗时期也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史称“会昌中兴”。
唐宣宗有“小太宗”之称
宣宗即位后，宦官势力明显衰弱，素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再接再厉，对内稳定朝政，一边继续抑制宦官势力，一边终结朋党之争，唐王朝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再次出现复盛局面，史称“大中之治”。
只是，此时的唐王朝积弊已久，表面的繁盛难以掩改深层的社会危机和重重矛盾。民变之象已现，藩镇势力壮大，而其后的几代君主大都昏庸无能，皇权再度旁落，朝臣与宦官争斗再起，双方又走上了勾结藩镇相互打压的老路，最终被朱温钻了空子，将宦官和朝臣一并清除，907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终于把唐王朝送上了末路。
（参考史料：《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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