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孫蠆
1924 年1 月，蘭登·華爾納僱傭的工人將位於莫高窟第328 窟主室西龕內南側的初唐供養菩薩移出洞
近代歷史上那幾位赫赫有名的“非專業”軍閥盜墓賊，就是徹頭徹尾的民族敗類。最有名的莫過於孫殿英盜掘清東陵。但如果說影響之惡劣、行徑之無恥，孫殿英恐怕還排不到第一位。原因很簡單，孫殿英所盜者，雖為帝后陵墓，但時代晚近，所出文物固然價值不菲，但絕大多數在歷史、文化和學術上並無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性。在這個敗類榜單上，有另一個一定會名列前茅的人物，他就是黨玉琨（又作黨毓昆）。
黨玉琨只是個沒什麼名氣的小軍閥，在20世紀20年代軍閥林立的中國，他不過是個三流的草頭王。雖然在軍閥這個行當裡，他做的不算出色，但作為盜墓賊和文物販子，他卻意外地把這個副業做到了相當的“高度”，成為近代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竊寶大盜之一。與孫殿英盜掘清東陵相比，黨玉琨的盜墓行為在文化上的破壞力甚至更大，因為黨玉琨盜掘的是3000年前的古墓群，盜取的是西周初年精美絕倫的青銅器群；而被他踐踏的這片土地，有一個在考古學界極為響亮的名字——鬥雞臺。
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和人類學博物館中國展館中陳列著的颯露紫（左）和拳毛騧（右）。
鬥雞臺為何如此重要？這要從考古學的基本學科原理講起。中國的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有兩大支柱：地層學和類型學。1931年，梁思永先生在安陽高樓莊發現的“後崗三疊層”標誌著中國考古地層學的誕生；1944年，蘇秉琦先生整理完1934—1937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溝東區發掘的材料，在此基礎上完成了《瓦鬲的研究》，附於發掘報告《鬥雞臺溝東區墓葬》的最後。這篇《瓦鬲的研究》標誌著中國考古類型學的誕生。從此以後，中國考古學的基本學科原理搭建完成。
然而，鬥雞臺的這次堪稱偉大的考古發掘卻是在此前數年黨玉琨瘋狂盜掘後留下的一片狼藉中進行的。
早在20世紀初，鬥雞臺就出土了著名的青銅禁和所謂的“十三件”，也就是鼎、彝等十三件青銅器置於一件青銅禁之上，是極為罕見的大型青銅器組合，即“柉禁”。尤其是青銅禁，不僅體量很大，更是傳世極少，故名氣很大。“柉禁”出土後，鬥雞臺地區陸續出土各種青銅器。黨玉琨本身有一定的文物知識，與文物販子也往來密切，對鬥雞臺出土青銅器的狀況應當是早有了解。最終決定盜掘鬥雞臺，則是由於一位鬥雞臺當地居民的唆使。此人名叫楊萬勝，是鬥雞臺一帶的一位保長。
在得到楊萬勝的建議後，黨玉琨找來當地資深的文物販子鄭鬱文進行詢問，並數次親自前往鬥雞臺勘察和試掘，很輕易地挖出了一些陶器。有一定金石學知識的黨玉琨判斷，鬥雞臺的地下一定有大量青銅重器。1927年春天，黨玉琨制定了一份詳細的盜掘計劃，並組建了一整套“挖寶”班子：部下軍官任總指揮，手下錢莊經理為現場負責人，文物販子組成顧問團，親隨衛士作為監工，總指揮部設在保長楊萬勝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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