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期，世界各地出现了排犹运动，沙皇俄国也出现了一批激进的反犹主义者。
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的反犹暴行中，犹太人死45人，致残86人，轻伤500人，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毁坏，损失约数百万美元。
这件事给犹太人留下很深的记忆。
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人巨富，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站在了日本的一方。
雅可布·歇夫为了报复沙皇俄国，决定帮助日本打败俄国。他设法从美国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帮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
当时，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颂扬犹太人，特别是雅可布·歇夫。日本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邀请歇夫共进午餐。在日本国内，有一批亲犹人士，对世界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十分迷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强占了中国东北。
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力度，引起了英美法苏等国不满，它们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加剧。由于英美等国拒绝对“满洲国”进行投资，致使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中国东北，却没有资金开发这块广袤而富饶的土地。
日本迫切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中了以经商而闻名的犹太人。‘
’对日本人来说，“犹太人”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同义词。日本官方民间热衷于吸引犹太人巨额财富，打算在犹太人身上捞上一笔金钱。
日本的一些所谓的“犹太问题专家”，如安江仙弘、犬冢惟重、鲇川义介、小迁等人，纷纷提出以实行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来巩固在“满洲国”的统治。
1934年，日本正式提出了“河豚鱼计划”。日本人把犹太人比作河豚，认为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的鱼肉。
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以及配套的“河豚鱼计划”。
参加会议的有首相近卫文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大藏兼通商产业大臣池田成彬。
在这次会议上，虽然五相之间在对犹政策上存在着分歧，但是都基本认可了“犹太问题专家”的“河豚鱼计划”构想。
“五相会议”召开不久，以安江仙弘等人为核心的“犹太问题专家”，又在对犹政策方面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使“河豚鱼计划”更加翔实。
补充后的“河豚鱼计划”的文本长达90页，内容庞杂，其要点是：
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
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担，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
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此计划，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到居留地来访问；
通过建立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关于是在“满洲国”还是在上海建立“犹太人居留地”这个问题，专家们还存在着争议，没有定论。其实，“河豚鱼计划”中的其他内容，也多是纸上谈兵，在实践中没能实施。
日本“河豚鱼计划”最初的实施地点，就是日本关东军统治下的所谓“满洲国”。日本人选中中国东北，和哈尔滨犹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哈尔滨曾是近代犹太人在东亚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1894年第一位犹太人定居哈尔滨到二战期间，大批犹太人迁居至此，最多时达2.5万人。他们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这里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有学校、医院、银行、养老院和墓地，以及大规模的犹太会堂。
为了实施“河豚鱼计划”，日本开始拉拢哈尔滨犹太人。
一篇《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首次明确了“河豚鱼计划”的说法。
在这些“专家”中，鲇川义介是一位颇具影响、地位较高的人。他是二战前日本的主要企业家之一、钢铁巨子，和犹太人有过交往。
鲇川义介在访问中国东北之后，认为在欧洲排犹运动甚嚣尘上之际，如果能把欧洲犹太人吸引到“满洲国”来，那么不仅能够开发“满洲国”，而且还可以让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有兴趣来“满洲国”投资，在幕后操纵美国政府的犹太人，也会停止对日本侵略的攻击。
为了实施“河豚鱼计划”，需要改变对哈尔滨犹太人的政策，于是日本人开始与哈尔滨犹太人的上层人物交朋友。“
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到哈尔滨访问，与犹太人领袖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建立了友谊。
1937年12月，犹太人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与会代表来自哈尔滨、上海、日本神户等地。
安江仙弘和在日军军事机构官居要职的樋口喜一郎将军参加此会。
樋口喜一郎在会上说：“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
在这次大会上，犹太人通过了一项给全世界每一个重要的犹太组织的决议：
“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的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鼓励东北三省的犹太资本家经商办实业，并通过他们吸引犹太资本“开发满洲”，对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等地持默许态度，千方百计与美国犹太人组织拉关系，希望通过他们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等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虽然没有达到其初衷，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在华犹太人的处境。如：
一，在上海，日本当局对各个租借区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犹太人采取了不干预政策。日本还先后在上海市建立了三个犹太人难民营，给予三千多名难民多方面的支援。
二，1943年2月之前，犹太人在上海拥有三份报纸，两所小学，可以从事其宗教娱乐活动，甚至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三，1941年初，一千多名波兰犹太难民持过期的过境签证前往日本神户。日本政府网开一面予以收留。以后，又出于不愿得罪盟友德国的政治考虑，同年把这批难民移送上海。
日本希望采取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来巩固他们在“满洲国”的统治。
然而，此时国际环境有了新的变化。希特勒上台后不久，执行排犹政策。
1939年5月，伪满洲国驻德国公使馆公使吕宜文告诉负责签证的下属王替夫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为离德的犹太人办理伪满洲国的入境签证。
这是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外交国务秘书威兹萨克两位官员召见吕宜文协商的结果。
当时，战时经济使德国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已经被纳粹榨干了油水的犹太人不但不能再创造财富，反而需要德国供养，因此纳粹德国开始驱赶犹太人离境（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在一年之后）。
德国政府为此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出境办事处 ”。
但欧洲各国都有排犹情绪，不准他们入境，因此德国向伪满洲国公使馆协商此事———实际上是要其执行他们单方面制定的排犹计划。
在这种背景下，王替夫以一个伪满外交官的身份为不少犹太人（可能有几千到上万人）办理了签证。王替夫还一度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截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犹太资本帮助日本迅速完成了东北的工业化，为日本侵略全中国和对美最后摊牌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犹太人对于日本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废除了五相会议的决议，完全废除对河豚计划的支持。
不久，德国盖世太保首领、绰号"华沙的屠夫"的Josef Meisinger到达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当局"清除"犹太难民，或将他们送到盐矿做苦工。
日本京政府接受了他的要求，但是 Meisinger的计划被削弱为：上海的犹太人必须住进一个隔离区，禁止离开。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在上海成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命令上海所有犹太人迁入这个位于虹口区的面积一平方英里的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大部分犹太人处于饥饿之中。
至于在中国东北的犹太区，后来在美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双重打击下，犹太人决策者最终放弃了占领中国东北并在中国东北建国的梦想。
后来仍旧有部分犹太人不愿意放弃，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懈反抗，始终使东北的犹太人生活在恐怖中，最终他们也都离开了中国东北。
作家何立波认为，倘若没有美国在当时的阻挠，中国东北有可能出现一个叫以色列的犹太国家，而生活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也很可能沦为东方的巴勒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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