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 為什麼是重慶？

一座失意已久的城市，1891年，被一個英國人的敲門聲驚醒。

開埠通商、抗戰陪都、“三線”建設、三峽工程……短短百年光陰，重慶邂逅了所有機遇，被推向時代的潮頭浪尖，歷盡滄桑，比過去的兩千年還要蕩氣迴腸。

文 | 蕭春雷 《中國國家地理》專欄作者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華夏邊城》，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標題為《重慶：留不住的江湖袍哥》，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九開八閉十七門

重慶是一座奇幻之城。

穿隧道，跨大橋；旋轉的街道，無盡的石梯；列車在屋頂呼嘯，索道飄然過江；商業都會、防空洞納涼點、城門公園、軌道交通、挑夫、遊輪出港、火鍋進洞……其他城市只有東南西北四個方位，重慶還添加了上下兩個方位，難怪讓人頭暈目眩。

（重慶是“三大火爐”之一，戰爭年代遺留下的大量防空洞冬暖夏涼，被改為乘涼點、火鍋店）

為什麼把城市建在這樣一個地方？成本多高啊！

談起重慶，老重慶人如數家珍：重慶最早的古城應該在江北嘴，就是戰國時張儀築的江州城。三國李嚴的時候，江州城就轉移到了渝中半島。重慶的老房子都建在斜坡上，是幹欄式建築。重慶古城依山就勢，很有南方特色，比西安古城更精彩，九開八閉十七門，按九宮八卦佈局……

民國《巴縣誌》描述說：“沿江為池，鑿巖為城，天造地設。”可以想見它的奇妙壯觀。1925年的重慶地圖還勾勒出府城的完整輪廓：坐落於渝中半島的東端，尖部高翹，彷彿少女拇指上精心修飾的華麗指甲。長江和嘉陵江從南北流過，匯流於東北的朝天門。

重慶古城有三大特點：

第一，它是不規則的，找不到東南西北，九大城門一路排開，除了通遠門通向陸路，其餘8座城門都連接江邊碼頭；

第二，它是扭曲的，陡峭的山頭破壞了中軸線，沒有一條街道是筆直的、平坦的；

第三，它是立體的，城市分山頂的上半城和山腳的下半城兩部分，中間由壯觀的石階坡道相連，重慶府衙、巴縣縣衙、各省會館和港市，都擁擠在下半城長江階地。

說是十七道城門，八道閉門實際是假門，九道開門各有特色。川江號子裡有一首《說九門》描述得十分生動：“四川省水碼頭要數重慶，開九門閉八門十七道門。朝天門大碼頭迎官接聖，千廝門大包子雪白如銀；臨江門賣木材木料齊整，通遠門鑼鼓響抬埋死人；南紀門菜籃子湧進湧出，金紫門對著那鎮臺衙門；儲奇門賣藥材供人醫病，太平門賣的是海味山珍；東水門有一口四方古井，對著那真武山魚跳龍門。”

近代重慶開埠後，城市急速膨脹，無法適應時代的要求。1926年開始，在軍閥劉湘的推動下，重慶開始了大規模市政建設。因為三面環江，所以擴建的第一波浪潮就是溢過西邊的通遠門，將數十萬座墳冢化為新市區，同時在舊城拆臺階、鋸屋簷、鋪街溝，拓修馬路幹道。至20世紀

2 大山大水

重慶的東北部是山地，但渝西是丘陵低山，主城區坐落的平行嶺谷地區，有四條南北向的山脈—縉雲山、中梁山、銅鑼山和明月山，中間都是低丘寬谷；兩條大江—嘉陵江和長江—從西往東流過，在渝中半島的尖端匯合，接著長江便向東北流經涪陵、萬縣、奉節，穿越險峻的三峽直下宜昌。

（圖為山水重慶城 伍北海 攝）

重慶是長江上游水運中心，通航條件最好的是嘉陵江，從合川可輻射川北平原；其次是沿長江上溯宜賓；涪陵附近的烏江多激流險灘，水運較困難。重慶的平原臺地較少，耕地有限，發展農業的條件不好，其優勢是地形險要，為航運樞紐，歷代一直是川東軍事重鎮。

中國傳統的大城市，多坐落在平原或河流三角洲，通常是一個自然地理單元的中心，有足夠的耕地和人口支撐，例如成都、西安和廣州。像重慶這樣位於盆地邊緣的山地的城市，糧食無法自給，在農業時代註定平平庸庸，難以出人頭地。

但重慶在軍事地理和交通地理上的優勢給它帶來兩種潛在可能：戰爭時期，它是戰略要地；商品經濟時代，它可以是商貿巨鎮。它得耐心等待屬於自己的時代。

生不逢時，鬱鬱寡歡，古代的重慶淹沒在全中國千百座府城之中。

在四川，成都是無可置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漢唐建都西安，四川的省外貿易以成都北上關中為主，重慶完全被邊緣化。宋以後江南成為經濟中心，出川物資轉向長江航道，重慶開始引人注目。清乾嘉時期，長江上下游市場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大宗物資交換格局——上游糧食和土特產品出川，下游棉花和手工業品入川，重慶成為長江上游商品集散地，經濟地位超過了成都。

據學者林成西統計，嘉慶年間，設在長江航道上的渝關和夔關，稅收金額約佔全川稅關總收入的80%。乾隆年間《巴縣誌》描述的重慶，已經是“三江總彙，水路衝衡，商賈雲屯，百物萃聚”的商貿中心；“巴多逐末”“奢侈相尚”，商業氣氛相當濃厚。

在重慶市規劃設計院的一間會議室裡，彭瑤玲總工程師也給我上了一堂重慶地理課。她播放著PPT講解：重慶主城區所處的環境是“兩江環抱，青山縱隔，城在山上，山在城中”；坐落於海拔185~450米的一層層臺地上，依山而建，因水而興；重慶的氣候特點是冬暖夏熱，與南京、武漢並稱我國“三大火爐”；秋冬霧多，有“霧都”之稱；風少，平地大多數時候沒有風……

我關心的問題是：重慶的城市空間是如何演變的？是否有足夠的建設用地來容納這個急劇膨脹的特大城市？

“建設用地不成問題。”她回答得很乾脆，“重慶城最早在渝中半島，南北的大江是道坎，所以起初向西發展，一直到沙坪壩；接著造了很多橋，往北、往南，擁江發展。現在往北發展還有很大空間，成本也較低。等差不多的時候，為了加強與成都的聯繫，將打通隧道，往西發展。按照規劃，到2020年，重慶將形成一個特大城市和6個大城市、25箇中小城市，主城區人口1200萬，城市建設用地1199平方千米，然而我們預留的都市功能拓展區有5276平方千米。用水也沒問題，兩條大江、一個大湖，再增加1000萬人口也綽綽有餘。”

沒有人能夠預言歷史。

1927年，重慶的正式人口統計只有20.8萬人，還不如杭州與福州。誰也想不到，百年內重慶主城區就成長為一個千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的確，重慶耕地不足，但它另闢蹊徑，以工商立市，成為工業時代的寵兒。

3 立德樂叩門

失意兩千多年的重慶，終於等來了它的時代，敲門聲很粗暴——1888年，英國商人立德樂試圖將“固陵”號輪船開進川江，引起全城的驚恐和抵制。

湖北宜昌至四川宜賓這段長江，稱為川江，其中數百里明灘暗礁的三峽風光絕美，但航行困難。許多文人墨客吟詠過三峽，唐代詩人李白寫道：“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李白沒有寫到的是每年無數船毀人亡的觸礁故事，以及 “輕舟”逆水而上的場景：數百名縴夫爬行於絕壁上的棧道，揹負纖繩，一步一步將“輕舟”拖往上游。

英國很希望重慶開埠，從而打開中國西部市場的大門。

1876年中英簽訂《煙臺條約》時，李鴻章推說川江峽灘險阻，等輪船能夠通航再說，只同意湖北宜昌開埠。條約中有這樣一條規定：“又，四川重慶府可由英國派員駐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輪船未抵重慶以前，英國商民不得在彼居住開設行棧，俟輪船能上駛後，再行議辦。”這是條緩兵之計——只要輪船無法通過三峽，重慶就沒有開埠的問題。

這樣一來，我們就要說到立德樂的故事。阿奇博爾德·約翰·立德樂出生於英國，19歲跑到中國來“探險”，曾參加洋槍隊與太平軍作戰，還娶了上海工部局一位英國官員的千金為妻。據說他的妻子唇上生須，但很富有。他在宜昌開設立德洋行，弄了艘輪船經營宜昌至漢口的航線。1883年，他僱用了一條木帆船航行21天到重慶，寫了本《經過揚子江三峽遊記》的書在英國出版。

李鴻章的計策把英國人阻擋在川江外十幾年。立德樂很想把洋行開到重慶去，於是他籌集了1萬英鎊，在英國訂購了一條500噸的“固陵”號輪船，於1888年2月駛抵宜昌，然後又向清政府申請宜渝航線的執照。

這一消息引起民眾的強烈反對。

當時，川江沿岸的船主、船工、縴夫、裝卸工，包括碼頭的貨倉、餐館、旅棧、花船等行業，數十萬人依靠木船運輸業生存，唯恐失去飯碗。反對的理由是：峽江險急，難以避讓，輪船碰沉木船後如何賠償人貨損失？

清政府無法阻止立德樂冒險，又害怕輪船撞沉木船激發事變，決定讓重慶開埠，由中方花12萬兩白銀（約合2.34萬英鎊）買下“固陵”號給湖北運煤，並約定川江十年內不得行輪。

總理衙門是這樣算賬的：“行輪患在壞民船，激眾怒。通商患在奪商利，損厘金。然既行輪必通商，則兼兩害；僅通商不行輪，則止一害。兩害取輕，尚是中策。”意思是輪船開到重慶是壞事，還會帶來另一件壞事——重慶開埠；立德樂想的不就是重慶開埠嗎？索性讓重慶直接開埠，條件是禁止川江行輪，至少可以減少一件壞事。

就這樣，重慶於1891年3月1日設關征稅，正式開埠。

（重慶於1891年開埠）

立德樂倒賣“固陵”號掙了大錢，第一個跑到重慶開設立德洋行。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給他帶來新的機會，日本人獲得了從宜昌上溯長江至重慶府的權利，英國也跟著“沾了光”。立德樂在上海定製了一條適合川江航道的木殼平底小輪船，命名為“利川”號。1898年2月 15日，60歲的立德樂和妻子在宜昌登上了“利川”號，向礁石林立的三峽駛去。在數百名縴夫的協助下，連拖帶駛，經過22天航行，遍體鱗傷的“利川”號於3月9日出現在朝天門碼頭。這是重慶人見到的第一艘輪船。

“重慶文化最大的特點是儒化不足，又疊加西化。”西南大學歷史地理所所長藍勇教授說，“因為儒家文化薄弱，重慶人不講華夷之辨，開埠後接受西方文化沒什麼障礙，迅速西化，成為中國西部最早完成近代化的一座城市。後來陪都選在重慶，而不是西安、昆明，一個重大原因就是重慶的近代化程度更高、更完整。”

開埠後的重慶為了讓外商“與華商隔別，免生嫌釁”，地方當局指定荒涼的南岸王家沱地區為通商處，重慶海關和後來的日本租界也設在這裡。沒過多久，南岸就迅速發展起來，洋行、工廠林立，商埠繁忙。不過這一切似乎只留存在記載中。

隨著“利川”號首航成功，輪船和軍艦開進了川江，但兩年後，一艘德籍商輪觸礁沉沒，給川江航運投下陰影。事實上，直到1910年4月蜀通輪開設每月往返2次的宜渝定期航線，川江輪船航運業的大幕才真正拉開。

許多人曾經預言，川江航線將成為外輪的天下，事實證明他們太悲觀了。20世紀20年代，外輪在川江上大行其道時，有一個重慶人懷抱著宏大的夢想，創建了一家只有一艘小客輪的輪船公司，經營嘉陵江航線。數年後，這位名叫盧作孚的人便一統川江，開創了民族航運業的輝煌。

4 盧作孚的抱負

很多人對盧作孚瞭解很少，只知道他是舊中國“實業救國”的代表，他創建的民生公司壟斷了川江航運，冒著日軍炮火從宜昌搶運了大量人員和工廠設備入川，100多位職員為此殉國，此外，他還運送了兩三百萬軍隊出川抗戰。

其實，盧作孚最了不起的貢獻，恐怕還在於鄉村建設方面；而他的卓識遠見、人格魅力，更是令人動容。他讓我想起陳嘉庚，另一位華僑實業家，但他的知名度遠不如後者。

盧作孚於1893年出生於合川，家境貧寒，只讀了四年私塾，早年信奉“教育救國”理念，作為記者、編輯和教師身體力行，後轉向“實業救國”辦企業。民國元老張群稱他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實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毛澤東把他列為中國實業史上不該被忘記的四個人之一。

盧作孚自己沒有錢，他是總經理，相當於職業經理人，後來大家湊了點股份給他。民生船務發展得很好，但股東們並沒有分到多少錢，利潤都拿去再投資了。當時最掙錢的並不是搞船運，但是盧作孚說服了大家，沒有船運，誰也掙不到錢。股東們都很佩服盧作孚，放手讓他經營。

盧家經濟拮据，他雖然做過國民政府的高官——交通部次長、糧食局局長，是船王，還身兼數十家企業的董事長，但他只領一份工資，其餘都捐給北碚做公益。

北碚在重慶西北60千米的嘉陵江小三峽邊，民國年間是巴縣、江北、璧山、合川四縣交界處，盜匪橫行，當地成立了一個維持治安的峽防局，1927年請盧作孚擔任

利用這個機會，盧作孚在北碚地區進行鄉村現代化建設，包括市政建設、發展實業、園林美化、公共衛生和移風易俗，全面貫徹自己的社會改革理想，成績斐然，北碚被稱為“陪都的陪都”。

1948年底，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的中國和美國委員5人來北碚參觀，大為讚歎：“各委員發現北碚市容，如寬廣的街道，各種公共建築、市政中心，及其他事項，都遠非普通中國城市所能望其項背。”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大批知識分子深入農村進行鄉村建設，尋找中國發展之道，最有名的是晏陽初在河北定縣、梁漱溟在山東鄒平、陶行知在南京曉莊進行的實驗。然而盧作孚的北碚實驗區從時間、規模、深度和成就來看，都遠遠超過了前者。如果說晏陽初等人的鄉村建設側重於教育建設、文化建設的話，盧作孚的鄉村建設便是全方位的，著眼於鄉村“工業化”和“現代化”，他創建了鐵路、煤礦、電力、染織等眾多實業，還興建了報館、醫院、博物館、運動場、西部科學院等公共事業，組織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盧作孚希望北碚經驗可以成為中國農村現代化的樣本。

盧作孚的許多思想都超越了時代。他說：“中國的根本辦法是建國而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設成功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他提出了政務公開的原則，要求峽防局“一切公開——辦事公開，用人公開，收支款項公開”，1928年創辦的《嘉陵江報》就成了政務公開的主要陣地。讓人驚奇的是，重慶人能夠接受他的思想，許多人支持他的事業。

（圖為北碚公園裡的盧作孚塑像）

5 愈炸愈強

坐長江索道過江，打車上南山，一路都是泉水雞的招牌，最後來到抗戰遺址博物館前。黃山是南山的一個山頭，20世紀初買辦黃雲階買下該山建別墅，故名；抗戰時蔣介石的侍從室花重金買下此山，作為國民政府軍事指揮中心。

黃山別墅群散落在茂密的樹林間，其中雲岫樓為蔣介石官邸，附近的草亭住過蔣經國和馬歇爾將軍，松廳是宋美齡的寓所。別墅之間石徑相連，環境清幽，路旁不時出現防空洞。

雲岫樓坐落在山頂，青灰色的歐式建築，兩層，四周有大樹竹林掩映。儘管如此隱秘，雲岫樓還是被日機扔下的一顆炸彈擊中，有兩名衛士被炸死，蔣介石幸而無恙。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指揮全國抗戰，是重慶城市史上的一件大事。

戰前，重慶不過是一座普通的內地城市，地位遠不如西安、武漢；戰後，重慶揚名海內外，變成了一座世界名城，把武漢甩到身後。

重慶的抗戰遺址很多。在較場口，有一處“重慶大轟炸慘案遺址”，紀念1941年6月5日大轟炸期間死於防空洞的 2500多名民眾。解放碑的前身是抗戰時期的“精神堡壘”，1947年，重慶在原址建造了中國境內唯一一座“抗戰勝利紀功碑”，1950年由劉伯承改題“重慶人民解放紀念碑”。

(圖為侵華日軍大編隊轟炸機群飛向重慶，準備進行轟炸）

重慶文史專家楊耀健先生說：“抗戰改變了重慶。戰前重慶人口

作為戰略要地，重慶兩次拯救了中央政權：一次是南宋末年，蒙哥率領蒙古大軍攻入四川，被阻擋在合川釣魚城外數十年，蒙哥殞命城下；第二次就是抗日戰爭時期，重慶成為國民政府陪都，全國抗戰的大後方。

1937年11月16日，70多歲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寫下遺囑，登船先行入蜀，三天後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佈《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接著，在中國大地上開始了一場自東徂西的人口和物資大遷移。

現代化程度最高的東部沿海地區紛紛將工廠企業、金融機構、大中專院校和文化科學研究部門遷往西南地區，保存民族實力，準備持久抗戰。轉瞬之間，重慶成為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工業和文化中心。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重慶更加國際化。

在楊耀健看來，重慶的工業基礎是抗戰時期打下的。作為民族復興基地，重慶接收全國各地遷來的現代工廠，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以軍工為主，每個月可以武裝一個師；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主席判斷必有一戰，作為三線建設重點城市，重慶又接收了東部遷來的100多個大項目和數十萬技術工人，很多大山被掏空，建立起配套的國防工業體系。“一到要打仗，重慶的地位就很重要，這兩次機遇，讓它轉型為一座重工業城市”。

我去探訪江北區望江機器製造總廠，過郭家沱，進入丘陵地區的一條山谷，左幾棟老磚房，右幾座空蕩蕩的車間，像是已經荒廢，沒看到成片的大廠區。打電話問專家望江廠到底在哪裡，回答是整個山谷十幾裡都是。原來，為了防止轟炸，廠房是有意分散佈局的，這當然會影響生產效率。改革開放後，重慶的軍工企業轉型生產民品，造坦克的改造汽車、摩托車，仍領一時風騷。

今天回頭看，三線建設，重慶是贏家。從一座商業城市變成重工業城市，它都得到傾國支持。

6 重慶人的性格

重慶最早的原住民是巴人，在一波波的移民浪潮中，巴人的血液逐漸沖淡。移民主要來自兩個方向：宋元以前來自陝西，明清時期來自長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明初和清初有過兩次“湖廣填四川”運動，改變了重慶的人口結構，例如巴蜀方言原來受北方話影響，如今的四川官話則以湖廣方言為基礎。

清末重慶有“八省會館”，移民較多的湖廣、江西、廣東、福建、陝西、江南、山西、浙江八省（沿用元代的省級行政區劃）都建立了自己的鄉誼會所，如今東水門邊還有湖廣會館和廣東公所，雕欄畫棟，巍峨壯觀。在湖廣會館管理處工作的嶽精柱研究員著有《“湖廣填川”歷史研究》一書。據他介紹，明末清初的戰亂、瘟疫導致四川人口急劇下降，史書記載重慶主城區不足百戶，清康熙二十年（1681），整個重慶大約只有10萬人。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移民，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慶總人口達到140萬，其中移民及其後裔110萬人，佔絕大多數。

重慶人的性格與人口結構有關。“蜀出相，巴出將”，尚武、忠勇，這是巴人留給重慶人的遺產。“湖廣人在整個四川都佔優勢，但成都有不少陝西移民，重慶則完全是湖廣人的天下，強悍、堅韌，還帶有一點狡猾。”嶽精柱先生說，“移民社會沒有宗親依靠，只好認老鄉，大家都自稱麻城孝感人，還流行認乾親、結拜兄弟，拉幫結夥。女性很少，很金貴，現在重慶女孩的地位還很高。”

清代移民白手起家，胼手胝足，創造了碼頭文化和商貿城市。20世紀的另外兩波移民潮，一次是百萬抗戰移民，一次是20萬三線建設移民，素質較高，提升了重慶人的文化品位，把重慶變成了一座重工業城市。

重慶的最後一波移民，是20世紀末的三峽庫區移民，主要在境內遷移。1992年，全國人大通過建設三峽工程的決議，重慶大量的區縣和鄉鎮被淹沒，產生了120萬庫區移民。為了便於安置移民，根據鄧小平的遺願，1997年重慶市改為直轄市。三峽移民為這座城市做出的貢獻是推動重慶成為中國的第四個直轄市。

在重慶採訪，我經常提出一個問題：重慶人的性格特點是什麼？回答大同小異，下列詞語較為常見：豪爽、忠勇、尚義、耿直、火爆、急躁、包容、吃苦、樂觀、粗俗、熱情，等等。

第二個問題：誰是最能代表重慶性格的人？許多人回答巴蔓子。

（圖為忠縣白橋溪大橋橋頭巴蔓子雕像 圖源：重慶日報）

巴蔓子是戰國時期的巴國將軍，《華陽國志》說他向楚王借兵平內亂，答應事成後割三座城池作為酬謝，結果平定內亂後他卻不忍割城歸楚。為了不食言，他便割下自己的頭顱獻給楚王。他的行為感動了兩國，楚王“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以上卿禮葬其身”。千百年來，巴蔓子一直是忠勇篤信、捨生取義的典範。

但是採訪《最重慶》雜誌的年輕主編何洋時，他的回答卻有所不同。他說巴蔓子精神現在也有爭議，像是“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有點耍無賴的意思，不宜提倡；重慶人不僅豪爽，還善於用腦，會平衡，其實很精明，玩“鬥地主”比成都人更在行。

“盧作孚是典型的重慶人嗎？”我猛然意識到，幾乎沒有人舉盧作孚代表重慶人，“盧作孚嚴謹、理性、認真，的確不像重慶人。那麼劉伯承呢？”

何洋略略思考了一下，說：“奇怪，盧作孚、劉伯承、聶榮臻、楊尚昆，這些重慶的近現代名人，都沒有典型的重慶性格。只有一個寫《革命軍》的鄒容像重慶人。”

仔細思考，覺得重慶性格是一個神話，飽含著我們對消逝已久的碼頭文化的想象與偏愛。實際上，江湖習氣妨礙了文化的發展，晚清以前重慶沒出幾個人物，直到重慶開埠，新思潮、新移民湧入，重慶文化才得到提升，並完成現代轉型。

一座工商大都市，不是一群江湖好漢能夠運轉的，可見重慶人早已具備了現代性；重慶的政治文化之濃厚，一點不亞於成都，足見江湖習氣已經淡遠。

重慶虎變，斐然可觀。

7 碼頭與火鍋

重慶升級為直轄市後，需要更高、更壯麗、更現代的地標，來體現這座城市的行政級別和雄心壯志。新地標總投資211億元，名叫“揚帆遠航”，由建築大師摩西·薩夫迪設計，包括6座摩天高樓和一個5層商業裙樓，前面4座高樓在空中連接起一座“水晶廊橋”，重慶媒體稱它們“既像乘風破浪的船頭，又仿如海風吹拂下的風帆”。

重慶人對於“帆船”意象的著迷，反映了他們對航運傳統的重視。重慶古城九大城門，有8座面向長江和嘉陵江而開，猶如一艘永不沉沒的鉅艦，整座城市圍繞著城外數十個碼頭運轉。來自各地的船隻靠泊在碼頭上，裝卸、轉運、補給和守風，源源不斷地為這座城市注入財富和生機。如今水運衰落，但碼頭文化無所不在，仍是最具特色的重慶城市景觀。

東水門邊的陝西街人山人海，這裡有個充滿生機的小商品市場。重慶人喜歡熱鬧，他們總是挑選最狹窄的過道擺設地攤、小吃攤，將通道堵得水洩不通。大街則被汽車塞滿，喇叭聲響成一片。這時可以看到 “棒棒軍”大顯身手，他們裸露上身，推拉板車或肩挑揹負，在車輛的夾縫中快速穿插。

重慶是山城，動不動就是爬坡上坎，因此誕生了龐大的“棒棒軍”隊伍，到處有赤著上身的健壯男子，手持一截竹筒和兩根麻繩，隨時準備出賣勞力，為人負重爬坡。

（老城區坡坎多，“棒棒軍”仍有用武之地）

古代重慶的下半城比上半城繁華，如今顛倒過來：下半城破敗蕭索，上半城解放碑附近成為最時尚的商圈。解放碑旁的較場口，有一條連接下半城的著名坡道——十八梯，還保留著往昔的坡坎景觀。漫長的青石板階梯分成許多段落，蜿蜒而下到江邊階地。

我慢悠悠走下石階，路燈昏黃，許多房屋已經廢棄，瓦礫遍地，野貓神出鬼沒；一些雜貨店、旅館、作坊和小吃店還亮著燈，但冷冷清清；上坡的行人很少，人們寧願多走幾步，花1元錢乘凱旋路電梯直升山頂。

重慶很少有科舉和官宦世家，正統文化薄弱，主宰這座城市的是商人、行會和碼頭幫派，形成一種下里巴人文化。碼頭吞吐著五湖四海的人群，魚龍混雜，唯有拉幫結派才能生存，民間組織哥老會（又稱袍哥）因此崛起，勢力極大，甚至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袍哥文化就是一種碼頭文化，不論階級和地位，人人稱兄道弟，不在乎大是大非，只講江湖義氣。

袍哥人家，絕不拉稀擺帶（不耿直，說話不算話，辦事拖泥帶水）。”從重慶女子解鳳口中，我第一次聽到這句口頭禪，她津津有味地說了不少袍哥故事。那天，解鳳請我們吃火鍋，在大禮堂附近老街的一家小店，說是來重慶，一定要吃地道的火鍋。“火鍋要慢慢吃，到後面味道出來了，越來越麻辣。”

解鳳是典型的重慶女人，經濟獨立，喜歡戶外運動，曾駕車直奔珠峰大本營，幾年前遭遇搶劫被捅了5刀，胃、腎受到嚴重損傷，形銷骨立，但依然樂觀爽朗，好玩。聽說她正在牽頭組織解氏家族修譜，我吃了一驚。“這有什麼關係？沒人牽頭，我有興趣，那就我來啊。”她滿不在乎地說。重慶女人，真是什麼事都能幹。

火鍋是典型的碼頭文化產物，屬於江湖菜。碼頭工人勞累了一天，喝酒配菜，就買些便宜的下水和蔬菜，扔進火鍋，麻辣重油伺候。重慶城裡到處是火鍋店。我覺得這座城市也像火鍋，沒有什麼是不能扔進去的，亂七八糟的雜燴，在沸騰的鍋裡沉浮，都變得麻辣鮮香，像一個個重慶人。

我從小吃贛菜長大，重慶菜的辣對我毫無威脅，但那個麻，讓我口服心服。鍋裡的滾湯漸漸濃縮，花椒味越來越強，我的舌頭麻木，嘴唇哆嗦，渾身燥熱，一股笑傲江湖的豪情油然而生。我這才明白，重慶人追求的並非滋味，而是讓肉體戰慄的觸覺，一種盡情揮灑生命的酣暢痛快之境。

庫叔薦書

《華夏邊城》

中信出版社

城市是人類最恢宏的創造物。

偏處一隅的邊陲城市，

紮根於當地奇異的地理、歷史和風俗之中。

每座城市都獨一無二，但邊城——

就像那些遠離父母關愛的孩子，

身世滄桑，性格倔強，最讓人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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