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先汉民族史》系列
111 武乙伐召
前文说到，在犬戎（昆夷）的威胁和逼迫下，亶父带领周族人迁离豳地，在抵达漆水河流域后，周族人一分为二。一部分由亶父率领，向西投靠羌戎，最终定居周原一带。另一部分由亶父的两个成年儿子——太伯、仲雍率领，向东投靠商王国，最终定居在晋西南的古虞国境内。
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亶父从豳地迁徙到周原，发生在武乙元年，大约在公元前1154年。
武乙是康丁的儿子，康丁在位8年，死后由他的儿子武乙继承王位。
前文「太王迁岐/上」一节中说过，冯辛、康丁时期，除了羌方的威胁外，方戎和召方也壮大起来，侵扰商的边境属国。
链接：灭亡西周的犬戎是什么民族，他们和猃狁是什么关系？
在康丁集中力量反攻羌方的同时，方戎曾经两次入侵商国，第一次遭遇到正在举行田猎的商王队伍，双方没有正面交战。第二次，方戎直接侵扰商国的戍边部队，甚至攻打某个城邑的城门。为此，商国委派王族成员率军屯驻于某地，防御方戎。
康丁之后，武乙初期，方戎仍然会不时侵扰商国。武乙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方其出…」「方其至于…」（方戎出动，方戎侵扰到某地）的记录。
康丁时期，商国重点解除威胁更迫切的羌、絴、繐、（虘又）、危等部族的威胁，对方戎的侵扰持防守战略。武乙即位后，其他威胁都已清除，那么主动反击方戎，也就逐渐提上了日程。
前文中我们还说过，除了方戎之外，陇东、陇西高原的犬戎也强大了起来，并且迫使周人「去邠」（迁离豳地），迁至岐地和虞地。犬戎因此占据了豳地，获得了进入关中的通道，可以进入关中劫掠商人属国，或侵占商的领地。
除了犬戎以外，陕北高原和晋西山区的部族，也同样恢复了实力，可能再次对商王国构成威胁。这一地区的部族，就是商人话语体系中的工方、土方等等，周人称之为鬼方，或者鬼戎。
也就是说，和盘庚到武丁前期一样，武乙时期的商王国再次陷入了西北戎狄的全面威胁当中。
不过幸运的是，西北戎狄一直都是部族与方国林立的局面，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强大的王权国家，这给了商国机会，可以将他们各个击破。
除了这一点以外，商王国还拥有了一个可靠的盟友，周国。
在以往，商王国的藩属大多数是被商王国打败过，或者慑于商的实力，才臣服于商。这种臣服是不稳定的，因为宗藩之间可能缺乏共同的利益诉求，一旦藩属实力壮大，或者商国实力衰弱，脆弱的宗藩关系就会瓦解。
而周国是为数不多的例外。
在武丁时期，商国曾武力打败或者威慑周国，使其臣服，这种宗藩关系，就是单纯依靠实力，没有共同利益。
而犬戎逐周之后，周人丧失故土，被迫投奔羌戎，面临部族存亡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商周之间就有了共同的利益追求。
周人亟需依靠宗藩关系，借宗主国的支持，反攻犬戎，恢复故土。而商国也需要周方在西部牵制犬戎，保证关中地方不被犬戎攻占。
在这个共同利益追求下，武乙不仅“慷慨”地把虞地赐给太伯仲雍一行的周族人（其实是慷他人之慨），还“慷慨”的把岐地“赐”给了亶父（其实是事后追认）。
不管是慷他人之慨也好，还是事后追认也好，商王国的诏命对周国来说，都意义非凡。有了商的追认，周国占据周原，就有了中央之国的光环加持，换句话说，就有了“合法性”。
更主要的是，有了宗主国的背书，周国就可以打着宗主国的旗号，征讨、兼并周边不臣服于商的部族与方国。而且，关中地区距离商王畿比较偏远，一些与商王国关系疏远的部族、方国，是不是真的臣服于商，也不重要了。
只要周人不动商族人的领地和亲属方国，因为抗击戎狄的战略需要，商王国会对周人兼并一些疏远小部族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周人也没有太过“放肆”，宗藩同盟关系加深之后，周族人主要的用兵对象，还是北方的戎狄，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会详细讲述。
回到商王国这边。
巩固好与周人的关系之后，商王武乙暂时把犬戎、鬼戎的威胁放在一边，集中精力反攻方戎。
在正式出兵之前，武乙事先进行了严密的战略策划。
首先，在方戎大批出动侵扰的情况下，商王考虑在北土派驻官员，官职称作“史”，相当于后世巡抚、总督之类的封疆大吏。经过一番考虑，最终成为北土之史的人选，落在了犬侯彳止的身上。
排除北史之后，商国开始考虑调动中央军。
从武丁晚期到武乙的父亲康丁时期，商王国逐渐建立了常备军制度，但只限于边境的戍边部队，在王畿内，还没有常备军。如果遇到戍边部队搞不定的情况，还需要临时征兵，战事结束后，军队解散，各回各个宗族。
不过边境常备军已经建立，中央的常备军迟早也要建立。武乙时期，这种最早的中央常备军可能就已经建立了，甲骨卜辞称之为「众」，调动中央军队，也就称作「爯众」。
中央军随时待命，戍边部队把守各处要塞，在这种情况下，北史犬彳止在边境地区广布情报人员。甲骨卜辞就有记录，这一时期，方戎的动向都会从北部边境呈报到商国的王庭。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祭祀祖先，准备出兵。
甲骨卜辞显示，主动反击方戎的战争有两次，一次是武乙时期，一次是武乙的儿子文丁时期。
比如“告方于父丁”“方出从北土，弗北土，贞，又来苦，从北工……其燎告于祖乙、父丁”，就是武乙向其父康丁占卜的卜辞（武乙称康丁为父）。
而「于父乙告牛」，就是文丁向其父武乙占卜的卜辞（文丁称武乙为父）。
在反攻战正式打响之后，商王国出动的将领有□（追字右半部）、犬彳止、□（匕+卤+厶）、沚戓（gē）、子画等。卜辞中很少有防御类的记录，常见的是征、伐、臿（追击）等记录，表明商军在战争过程中，多数保持主动进攻的态势。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武乙时期，也有可能是在文丁时期，方戎被商军打败。与武丁时期方戎被打败后便臣服于商王国不一样，这一次，商军抓住了方戎的首领，并将他带回商王都，献祭给商人的祖先。
前文中我们说过，方戎可能位于晋西北的大同盆地一带，处在农牧分界线附近。武乙的曾祖父武丁征伐方戎时，很少能抓到方戎俘虏，可见方戎的游牧性质比较多，拥有很多的马匹，以及很强的机动能力。
也就是说，商军很难彻底打败方戎。果不其然，到文丁之后的帝乙、帝辛时代，方戎仍然会偶尔侵扰商国。
相比方戎，另外一个叛离商国的部族，就没有这个优势了。
这个部族就是召方。
召方可能位于晋中太原盆地一带。在「周人起源」一节中我们说过，召方与周方可能源出一族，都是姬姓。商王大庚时期，商国西征，姬姓族群一分为二，西迁关中豳地的成为周人，北迁晋中的成为召方。
链接：周人的祖先来自哪里，山西还是陕甘？
商王武丁时期，召方与邻近的沚方一样，成为商王国的藩属。但不同的是，沚方成为商的紧密盟友，经常协助商军征伐西北，而召方的臣服则可能流于表面，几乎从没与商军协同作战。
武丁晚期到康丁时期，召方利用商国五十余年没有用兵西北的机会，逐渐兼并、臣服周边的小部族，成为晋中地区的小霸。
到武乙时期，商军集中兵力对付方戎的时候，召方对商国进行了试探进攻。甲骨卜辞中的「召方其出」「召方来，告于父丁」，就是召方侵扰商国留下的记录。
征伐方戎的战争在武乙后期曾告一段落，商军得以腾出精力，全力应对召方的威胁。
根据甲骨卜辞的记录，商王征调了沚方君主戓（gē）、武将□（匕+卤+厶）、□（惠上半部）般、王族、三族等力量攻打召方。
王比沚戓（gē）伐召方受又
令□（匕+卤+厶）以众臿召方
□（惠上半部）般以众…召方
令王族其追召方
三族王其令追召方
由于召方本是农耕定居族群，迁居的太原盆地也适合农耕，所以仍然以定居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缺乏像方戎那样的机动能力。最终，召方被商军打败，一部分部众被商人作为人牲献祭祖先，另一部分部众向西逃散，混入到晋西山区和陕北高原的“鬼戎”各部中。
后世的东周前期（春秋时期），白狄兴起于陕北和晋中地区，其中的狐氏之戎、鲜于（建立中山国的王族），就和周人一样，以姬为姓。
除了这两个去向以外，还有一部分召方族人，有幸与同姓的周族人相遇，并跟随周人返回周原，在岐邑附近的地方定居，仍然以召为地名。
周文王时期，文王收召方的年轻首领奭（shì）为义子，武王时期册封奭（shì）为召公。周灭商（二次东征）后，召公奭（shì）被分封为燕国君主，因为召公需要在朝辅政，召公的长子克成为燕国第一代君主，这便是燕国的由来。
那么，召公奭这一支召方族人，又是如何有幸遇见同姓的周族人，并跟随他们返回周原的呢？
这个问题，我们下节继续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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