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中，无论引入多少理论，无论用什么方法，要治好病，必须落实到方证。
证是可以确定的，也是必须确定的。
证既然可以确定，就要努力寻找针对证的、有特效的方，也就是“特异性方证”。张仲景已经为我们找到了很多，后世的一些医家也找到了一些，说明针对证的特效方是可以找到的。对于那些还没有找到的，医学界要努力地去寻找。
一
证，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人体所产生的反应，也就是由此导致的人体状态的变化。
证反应了所有致病因素对人体的影响，现在中医所强调的整体观念、三因制宜等，都已经在证中得到了体现，并不需要另加考虑。
如同样是感觉了寒邪，体质强壮的人就表现为太阳伤寒的麻黄汤证，脾胃虚弱的人就表现为太阳中风的桂枝汤证。
如第37条同样是太阳病十日已去，有的人表现为欲解，显然是正气强壮，抗病力强而自愈；
有的人表现小柴胡汤证，就是少阳之气本弱的人；
有的人表现为麻黄汤证仍在，是正气较强，病尚未向里传变。
第149条同样是太阳传至少阳误下以后，有人是柴胡证仍在，这是体质较强壮的人，没有因为误下而变化；
有人是大陷胸汤证，则可能是胃阳旺盛，素有水饮内停者，因误下而化热入里，水热互结，形成了结胸；
有的人表现为半夏泻心汤证，是素体脾胃虚弱，误下更伤脾胃，导致气机升降紊乱，壅塞于中，而成了痞证。
所以，证，是中医的核心问题。证，就是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以后的综合表现。抓住了证，才算抓住了根本。 医学的任务就是寻找解决证的特效方，就是寻找“特异性方证”。
二
后来的一些医生，不明白张仲景的方证体系和“特异性方证”，还自以为是地根据季节和方位对仲景的方进行加减，这种无知的做法还得到很多人的赞赏，认为是比仲景进步了。
如北宋的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叙论”中说：
“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地偏暖处，惟冬及春可行之。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麻黄、青龙内宜加黄芩也。自夏至以后，桂枝内故须随证增加知母、大青、石膏、升麻等辈取汗也。”
难道证的寒热仅仅是因为季节和方位吗？
难道夏季和南方就没有麻黄汤证吗？
难道冬季和北方就没有白虎汤证吗？
自然界的气候寒冷人体就一定要感受寒邪、表现为寒证吗？
自然界的气候炎热人体就一定要感受热邪、表现为热证吗？
较庞安时稍晚的朱肱在《类证活人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证可加黄芩半两；夏至后，有桂枝证，可加知母一两、石膏二两，或加升麻半两。”
桂枝汤内加石膏、知母，那就是白虎汤的方义，难道夏至以后的桂枝汤证的病人就变成太阳阳明合病了？以此类推，冬至以后白虎汤证的病人，是不是应该加附子、干姜呢？
这种自以为比张仲景高明的狂人并不少。正是因为这些无知而狂妄的人，张仲景的《伤寒论》被弄得面目全非，
奇怪的是，他们却还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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