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新羅地處朝鮮半島西南部，古稱海東。在地理上新羅與中國東面隔海相望，北面相鄰，自古以來就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唐朝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力量都達到了極為先進的水平，走在當時世界各國的前列，周邊國家紛紛前往，形成“萬國衣冠朝長安”的盛況。向來號為“君子之國”的新羅，作為中國的近鄰，自然也不例外，頻繁的與唐朝進行各種文化交流活動，範圍涉及到各個領域並深受唐朝文化影響，成為漢文化圈內的重要組成部分。
唐朝疆域遼闊，國力強大，其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方面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在對外交流上表現得更為顯著，有唐一代，許多周邊國家都與之有密切的關係。其中，新羅與唐朝的文化交流更為頻繁，尤其是兩國書籍交流，從三國時期到統一新羅時期，通過兩國書籍交流東傳新羅的書籍，其數量之大、種類之多、影響之深，世所罕見。
唐羅書籍交流發生的原因
新羅由於地理上與中國的結緣關係，很早就接觸到漢文化並深受其影響。據《韓國文學史》記載：
“所謂接觸漢文化，實際上就是接觸漢字和漢文。在漢字漢文傳入時，漢字的傳入要先於漢文，漢文的傳入又先於漢籍。”
漢字和漢籍何時傳入新羅尚不可知，但關於漢籍東傳朝鮮半島及其影響，史書早有記載。《隋書》卷八十一《新羅傳》記載：
“開皇十四年，興王二十六年，陳遣使劉思與僧明觀，送釋氏經論千七百餘卷。”
《東南夷傳》，也記載了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時代的士人已“知讀‘五經’”。到了唐朝時期，唐與新羅的書籍交流活動更加頻繁。
一、 唐羅書籍交流的外在條件
1、漢語教育
漢字作為中華文化傳承的載體，在中國與其他各國的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唐朝時期，很多周邊國家和民族已經受到中華文化的浸染，不僅在與中國的外交活動中使用漢字和漢文，而且國家內部的交往和生活也有使用漢字和漢文的情況。因此，在當時的東亞各國，漢字既是各種交際生活的主要用語，又是書寫官方文書和文人學習和創作的重要工具。新羅由於地理位置上與中國山水毗連的原因，兩國早就有直接的接觸和交往活動。在中韓兩國長期的相互交往中，漢字漢文傳入新羅，經過漫長的過程，逐漸被新羅各階層所接受，併成為新羅統治階級的官方文字、文人進行文學創作以及人們學習和書寫活動的工具，廣泛運用於新羅社會各個方面。
2、交通便利
朝鮮半島與唐接鄰，山水相依，兩國之間的陸路、海路交通十分發達。 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
“其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
可見，唐朝與四夷之間交通的發達。而“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中的這兩條大道是可以通往新羅的。其中，“營州入安東道”是陸路，“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是海路。而且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
登州牟平縣唐陽陶村之南邊，去縣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從此東有新羅國。得好風，兩三日得到
據此，使往新羅的船隻需兩三日就可到達，此處應該是通往新羅最快的路徑。也正是。新羅與唐朝之間發達的海陸交通，為唐羅書籍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3、政策開放
唐與新羅書籍交流的發生，還得益於兩國政策的開放。據《舊唐書》記載：
“貞觀二年，……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
可見唐朝初期就已經實行較為開放的教育留學政策。到了開元三年十二月，唐玄宗又頒佈《令蕃客國子監觀禮教敇》雲：
“國學者，立教之本，……今遠方納款，相率歸朝，慕我華風，孰先儒禮。由是執於幹羽，常不討而來賓；事於俎豆，庶幾知而往學。”
這種開放的教育政策無疑對新羅留學之風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除了唐朝的開放政策，新羅對先進文化也採取主動接受和吸收的外交政策。早在南朝齊梁時期，中國書籍就傳播到朝鮮半島。
據《南史·百濟傳》記載：“（梁）中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並請《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並工匠畫師等，並給之。”
真平王時代也有高僧智明、圓光、曇育等人入中國求法。善德王時期，僧慈藏入唐，學成返回新羅，創建黃龍寺九層佛塔，成為新羅護國三寶之一。新羅也不斷地利用兩國宗藩關係這一特殊政治條件，儘可能派遣更多的子弟入唐學習，主動吸取唐朝先進的制度與文化。新羅對文化的吸收，除了派遣使者和留學生入唐外，還在國內開展大規模的唐文化受容運動，這從新羅國家政策上充分的體現出來。據《真德王本紀》記載：
“真德王三年，始服中朝衣冠”。“真德王四年，下教：以真骨在位者，執牙笏”
此外，新羅還鼓勵人們學習漢籍，對學成歸國的留學生，官方多予以重用。甚至把“入唐為學生”作為新羅學子出仕的重要方式。因此，新羅對先進文化和制度的主動接納和吸收也是唐羅書籍交流發生的重要方面。
二、唐羅書籍交流的內在因素
1、唐朝勢力擴張需要
唐朝是中國最強盛的時代之一，作為文化大國，在與周邊國家進行各種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一方面對各種外來文化進行消化和吸收，另一方面則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對外宣揚其大國文化的風采。
其一，通過賜書以表宗主國地位。唐朝歷代都堅持以李唐為中心的外交政策，讓周邊臣屬國定期差使進貢，以突顯其正統地位。基於“中國”與“夷狄”的外交觀念，唐朝往往通過對臣屬國賜書這一方式，強調其宗主國地位。如貞觀二十二年，新羅金春秋入唐朝拜，唐太宗李世民賜以所制《溫湯銘》、《晉祠碑》及《晉書》。和據《景德王本紀》記載：
景德王十五年春二月，“遣使入唐，玄宗賜御製御書五言十韻詩”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唐對臣屬國賜書是唐朝強調其宗主國地位的方式之一。
其二，文化宣揚的需要。唐王朝以其大國文化的優勢和開放的氣度使唐文化不斷輸出到周邊各國，促進了周邊各國的發展。然而，唐王朝向周邊各國輸出其先進文化的同時，也包含有宣揚自身文化、宣揚國威的成分。如開元年間，吐蕃奏請《毛詩》、《禮記》、《左轉》、《文選》各一部，玄宗詔秘書寫賜，於休烈上書極力反對。但侍中裴光庭予以反駁，因為他認為通過書籍可以向周邊國際宣揚儒家思想，促進唐與周邊國家文化傳播的同時，承認唐的宗主國地位。 同時，唐王朝在對使者的選擇上非常講究，不僅要求有才學，還要能宣揚唐王朝先進的大國文化，以達到宣揚國威的目的。據《舊唐書· 東夷傳》記載：
“開元二十五年，興光卒，詔贈太子太保，仍遣左贊善大人邢躊攝鴻肪少卿，往新羅弔祭，並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
邢躊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其才學出眾，而且“善與講論”，因此，派遣他出使新羅除了能夠完成弔祭冊立的任務外還能達到“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的目的，宣揚國威。由此可見，唐王朝之所以如此選拔使者一方面是迎合了新羅敬慕中國文化、學習中國文化的心理， 同時也含有向新羅演示禮儀之邦的豐彩、炫耀中國文化的成份。
二、新羅國家發展需要
在三國鼎立時期，為了擺脫高句麗、百濟以及日本等國的外部夾擊，實現三國統一的夙願，新羅緊緊抓住了中原王朝這一關鍵，不僅主動請書，表達對唐的臣服以求得唐的支持。同時，學習唐朝先進文化。直到新羅統一三國之後，唐朝及其先進的文化制度都是新羅國家發展的迫切需要。
其一，請書的文化傳統。唐朝基於“中國”與“夷狄”的外交觀念，有對臣屬國賜書，以確定其宗主國地位。而臣屬國一方面是源於對中華文化的欽慕，另一方面則為了鞏固各國政權，往往通過向唐朝請書和獻書的方式，向唐示好、表臣服，以獲得唐朝這一大國的支持。新羅需要通過書籍採取一種“事唐”姿態，保持與唐的親密交往關係以獲得唐朝的支持。
其二，對先進文化的迫切需要。三國鼎立時期，新羅在三韓中勢力最弱，不斷受到高句麗和百濟甚至日本的夾擊。然而，新羅卻抓住中原王朝這一關鍵，先後消滅了百濟和高句麗，再對朝鮮半島上的唐朝力量進行排擠，同時又適時向唐求和效忠，雙管齊下，軟硬兼施，最終統一朝鮮半島，自此，新羅不斷的強大起來。毫無疑問，新羅能夠成為朝鮮半島的實際統治者，與唐朝的軍事援助分不開。然而，除了唐朝的軍事援助外，學習唐朝先進的制度與文化也是新羅成功統一三國的重要原因。 如《真德王本紀》記載：
“春秋請詣國子學，觀釋尊及講論，太宗許之。春秋又請改其章服，以從中華制。於是，內出珍服，賜春秋及其從者”
可見，金春秋此次赴唐，請兵無疑是其主要目的。但除了請兵外還有朝貢和文化輸入的使命。或許金春秋認為，除了直接的軍事支援外，還需引進唐朝先進的制度與文化，使國家從整體上強大起來，才能改變其不利地位。新羅統一三國之後，雖然暫時免受高句麗、百濟以及日本等國的外部威脅。然而，由於受到戰爭的影響，新羅在內部上的人力財力物力等消耗嚴重，國家各方面都有待復興和發展，王權也急需鞏固和擴大，因此，迫切需要引進各種治理國家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經驗和方法，而這些經驗和方法則主要從書籍中獲得。 唐朝先進的制度與文化都是新羅國家發展的迫切需要。而書籍是制度文化的載體，因此，唐與新羅書籍交流自然成為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
唐羅書籍交流對新羅的影響
一、以儒家經典為中心開科取士
隨著遣唐使、留學生的入唐學習，大量的儒學書籍傳入新羅。新羅仿照唐朝進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並確立以“國學”為中心，以儒家經典為教授內容的教育政策。 據《神文王本紀》記載：
“神文王二年六月，立國學，置卿一人”
新羅開始設立國學。再根據《三國史記》卷三八職官志上，景德王改國學為大學監。設有博士、助教若干人，大舍兩人。景德王六年，置國學諸業博士、助教。據《三國史記》記載：
“《尚書》、《周易》、《毛詩》、《禮記》、《春秋左氏傳》、《文選》分而為之業，博士若助教一人。”
學生讀書，以三品出身。學制限九年，與唐的學制相同。據《三國史記》記載：
“若樸魯不化者罷之，若才器可成而未熟者，雖逾九年許在學”。
設立了以儒家經典作為考察內容的“讀書三品科”制度。 除了以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教授學生外，新羅國內一些儒學家對儒學的重視和推崇，如弘儒侯薛聰“以方言讀九經，訓導後生”“魁然為一時之傑”的儒學家強首在國學中教授儒家經典，進一步的促進了儒學在新羅的普及教育。 這種以儒家經典為主要考試內容的教育制度，直接與新羅的人才選拔相關。換句話說，即以儒家經典為中心開科取士，充分顯示出儒家經典在新羅教育政策改革與人才選拔中的重要意義。
二、以官制為中心開展制度研習
新羅對於先進制度一向採取積極主動的吸收方式。早在唐朝建立以前，據《三國史記》記載：
智證王四年仿中國定國號，智證王五年，制喪服法，頒行。智證王十五年，王薨，諡號智證。
新羅就開始使用中國諡法。到了唐朝時期，其中央集權體制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 ，形成了非常完備的政治體系 。新羅對唐文化的接受和效仿更加明顯，尤其是621年新羅與唐朝正式建立緊密的外交關係後，新羅開始大規模地從整體上以官制為中心，開展對唐朝的制度研習。《三國史記》記載：
善德王“三年春正月，始服中朝衣冠”。善德王“四年夏四月，下教：‘以真骨在位者，執牙笏’”。
很顯然，這是模仿唐朝三品以上官員執牙笏的禮儀而制定的。 並在同一年行中國年號，據《三國史記》記載：
“是歲，始行中國永徽年號。”
繼沿用唐帝年號紀年之後，據《三國史記》記載：
“善德王五年春正月朔，王御朝元殿，受百官正賀。賀正之禮始於此。”
新羅還仿唐設“讀書出身科”以科舉制選拔官吏，以官制為中心，擴展到新羅制度的各個方面，整體效仿唐朝。 在中央官制上，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唐朝實行三省六部制度，即“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吏、戶、兵、刑、禮、工”六部。而新羅在中央設執事省。關於執事省，《三國史記》職官志載：
“執事部,本名稟主 ,真德王五年改為執事部,興德王四年又改為省。中侍一人，真德王五年置，景德王六年改為侍中”。
其主要職能相當於唐朝時期的“三省”。新羅又仿唐朝“六部”設立兵部、禮部、倉部、位和府、例作府、左右理方府，分別掌管軍事、外交和禮儀、財稅、官吏、工事、刑律等各方面事物，其職能與唐朝“六部”相同。新羅也仿照唐朝的內侍省而設內省。據《三國史記》記載：
“真平王四十四年，二月，初，王七年，大宮、梁宮、沙梁宮三所，各置私臣。至是，至內省私臣一人，兼掌三宮。”
新羅還於太宗王六年置司正府，景德王改為肅正臺。其職能相當於唐朝的御史臺。在經濟制度方面，新羅仿唐之均田制實行了丁田制，並仿唐實行租庸調法和戶籍制。此外，新羅還效仿唐朝對文武百官實行食邑制。這些經濟制度的實行促進了新羅經濟的發展和繁榮。
在文化教育方面 ，新羅仿唐設國學，招收貴族子弟入學，講授儒家經典 ，促進了儒家思想在新羅的傳播。在人才的選拔上，仿唐設“ 讀書出身科”，以儒家經典為教材和考核內容選拔人才。 新羅積極引進唐朝先進的科學技術。中國天文曆法、醫學、算學、漏刻等知識不斷傳入朝鮮半島，新羅開設了天文、醫學、算學、漏刻等課程以教授學生各方面的知識。此外，在建築、造紙術、印刷術、武器等方面新羅也都承襲了唐朝的模式，這些都促進了新羅科學技術的發展。 新羅王朝至此，完全接受唐朝典章制度並不斷效仿。 正如《三國史記》作者所論的“新羅一意事中國”者耶。整個國家政治體制上完全以唐朝官制為中心，擴展到衣冠 、朝廷制度(執牙笏 、賀正)、年號等各個方面。至景德王時，新羅的國家政治體制已基本完善。
結語：
唐朝與新羅進行的各種書籍交流活動，無論是在新羅的三國時期，還是統一新羅時期，書籍傳入新羅都是兩國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從漢文書籍的傳入到新羅對漢籍的吸收和利用，可以看出書籍交流對古代新羅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影響，同時也體現出書籍作為文化的載體在新羅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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