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新罗地处朝鲜半岛西南部，古称海东。在地理上新罗与中国东面隔海相望，北面相邻，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唐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力量都达到了极为先进的水平，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周边国家纷纷前往，形成“万国衣冠朝长安”的盛况。向来号为“君子之国”的新罗，作为中国的近邻，自然也不例外，频繁的与唐朝进行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范围涉及到各个领域并深受唐朝文化影响，成为汉文化圈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疆域辽阔，国力强大，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在对外交流上表现得更为显著，有唐一代，许多周边国家都与之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新罗与唐朝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尤其是两国书籍交流，从三国时期到统一新罗时期，通过两国书籍交流东传新罗的书籍，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影响之深，世所罕见。
唐罗书籍交流发生的原因
新罗由于地理上与中国的结缘关系，很早就接触到汉文化并深受其影响。据《韩国文学史》记载：
“所谓接触汉文化，实际上就是接触汉字和汉文。在汉字汉文传入时，汉字的传入要先于汉文，汉文的传入又先于汉籍。”
汉字和汉籍何时传入新罗尚不可知，但关于汉籍东传朝鲜半岛及其影响，史书早有记载。《隋书》卷八十一《新罗传》记载：
“开皇十四年，兴王二十六年，陈遣使刘思与僧明观，送释氏经论千七百余卷。”
《东南夷传》，也记载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时代的士人已“知读‘五经’”。到了唐朝时期，唐与新罗的书籍交流活动更加频繁。
一、 唐罗书籍交流的外在条件
1、汉语教育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在中国与其他各国的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唐朝时期，很多周边国家和民族已经受到中华文化的浸染，不仅在与中国的外交活动中使用汉字和汉文，而且国家内部的交往和生活也有使用汉字和汉文的情况。因此，在当时的东亚各国，汉字既是各种交际生活的主要用语，又是书写官方文书和文人学习和创作的重要工具。新罗由于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山水毗连的原因，两国早就有直接的接触和交往活动。在中韩两国长期的相互交往中，汉字汉文传入新罗，经过漫长的过程，逐渐被新罗各阶层所接受，并成为新罗统治阶级的官方文字、文人进行文学创作以及人们学习和书写活动的工具，广泛运用于新罗社会各个方面。
2、交通便利
朝鲜半岛与唐接邻，山水相依，两国之间的陆路、海路交通十分发达。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可见，唐朝与四夷之间交通的发达。而“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这两条大道是可以通往新罗的。其中，“营州入安东道”是陆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是海路。而且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
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
据此，使往新罗的船只需两三日就可到达，此处应该是通往新罗最快的路径。也正是。新罗与唐朝之间发达的海陆交通，为唐罗书籍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政策开放
唐与新罗书籍交流的发生，还得益于两国政策的开放。据《旧唐书》记载：
“贞观二年，……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
可见唐朝初期就已经实行较为开放的教育留学政策。到了开元三年十二月，唐玄宗又颁布《令蕃客国子监观礼教敇》云：
“国学者，立教之本，……今远方纳款，相率归朝，慕我华风，孰先儒礼。由是执于干羽，常不讨而来宾；事于俎豆，庶几知而往学。”
这种开放的教育政策无疑对新罗留学之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唐朝的开放政策，新罗对先进文化也采取主动接受和吸收的外交政策。早在南朝齐梁时期，中国书籍就传播到朝鲜半岛。
据《南史·百济传》记载：“（梁）中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并给之。”
真平王时代也有高僧智明、圆光、昙育等人入中国求法。善德王时期，僧慈藏入唐，学成返回新罗，创建黄龙寺九层佛塔，成为新罗护国三宝之一。新罗也不断地利用两国宗藩关系这一特殊政治条件，尽可能派遣更多的子弟入唐学习，主动吸取唐朝先进的制度与文化。新罗对文化的吸收，除了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入唐外，还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的唐文化受容运动，这从新罗国家政策上充分的体现出来。据《真德王本纪》记载：
“真德王三年，始服中朝衣冠”。“真德王四年，下教：以真骨在位者，执牙笏”
此外，新罗还鼓励人们学习汉籍，对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官方多予以重用。甚至把“入唐为学生”作为新罗学子出仕的重要方式。因此，新罗对先进文化和制度的主动接纳和吸收也是唐罗书籍交流发生的重要方面。
二、唐罗书籍交流的内在因素
1、唐朝势力扩张需要
唐朝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作为文化大国，在与周边国家进行各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消化和吸收，另一方面则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对外宣扬其大国文化的风采。
其一，通过赐书以表宗主国地位。唐朝历代都坚持以李唐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让周边臣属国定期差使进贡，以突显其正统地位。基于“中国”与“夷狄”的外交观念，唐朝往往通过对臣属国赐书这一方式，强调其宗主国地位。如贞观二十二年，新罗金春秋入唐朝拜，唐太宗李世民赐以所制《温汤铭》、《晋祠碑》及《晋书》。和据《景德王本纪》记载：
景德王十五年春二月，“遣使入唐，玄宗赐御制御书五言十韵诗”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唐对臣属国赐书是唐朝强调其宗主国地位的方式之一。
其二，文化宣扬的需要。唐王朝以其大国文化的优势和开放的气度使唐文化不断输出到周边各国，促进了周边各国的发展。然而，唐王朝向周边各国输出其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包含有宣扬自身文化、宣扬国威的成分。如开元年间，吐蕃奏请《毛诗》、《礼记》、《左转》、《文选》各一部，玄宗诏秘书写赐，于休烈上书极力反对。但侍中裴光庭予以反驳，因为他认为通过书籍可以向周边国际宣扬儒家思想，促进唐与周边国家文化传播的同时，承认唐的宗主国地位。 同时，唐王朝在对使者的选择上非常讲究，不仅要求有才学，还要能宣扬唐王朝先进的大国文化，以达到宣扬国威的目的。据《旧唐书· 东夷传》记载：
“开元二十五年，兴光卒，诏赠太子太保，仍遣左赞善大人邢踌摄鸿肪少卿，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
邢踌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其才学出众，而且“善与讲论”，因此，派遣他出使新罗除了能够完成吊祭册立的任务外还能达到“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的目的，宣扬国威。由此可见，唐王朝之所以如此选拔使者一方面是迎合了新罗敬慕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的心理， 同时也含有向新罗演示礼仪之邦的丰彩、炫耀中国文化的成份。
二、新罗国家发展需要
在三国鼎立时期，为了摆脱高句丽、百济以及日本等国的外部夹击，实现三国统一的夙愿，新罗紧紧抓住了中原王朝这一关键，不仅主动请书，表达对唐的臣服以求得唐的支持。同时，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直到新罗统一三国之后，唐朝及其先进的文化制度都是新罗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
其一，请书的文化传统。唐朝基于“中国”与“夷狄”的外交观念，有对臣属国赐书，以确定其宗主国地位。而臣属国一方面是源于对中华文化的钦慕，另一方面则为了巩固各国政权，往往通过向唐朝请书和献书的方式，向唐示好、表臣服，以获得唐朝这一大国的支持。新罗需要通过书籍采取一种“事唐”姿态，保持与唐的亲密交往关系以获得唐朝的支持。
其二，对先进文化的迫切需要。三国鼎立时期，新罗在三韩中势力最弱，不断受到高句丽和百济甚至日本的夹击。然而，新罗却抓住中原王朝这一关键，先后消灭了百济和高句丽，再对朝鲜半岛上的唐朝力量进行排挤，同时又适时向唐求和效忠，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最终统一朝鲜半岛，自此，新罗不断的强大起来。毫无疑问，新罗能够成为朝鲜半岛的实际统治者，与唐朝的军事援助分不开。然而，除了唐朝的军事援助外，学习唐朝先进的制度与文化也是新罗成功统一三国的重要原因。 如《真德王本纪》记载：
“春秋请诣国子学，观释尊及讲论，太宗许之。春秋又请改其章服，以从中华制。于是，内出珍服，赐春秋及其从者”
可见，金春秋此次赴唐，请兵无疑是其主要目的。但除了请兵外还有朝贡和文化输入的使命。或许金春秋认为，除了直接的军事支援外，还需引进唐朝先进的制度与文化，使国家从整体上强大起来，才能改变其不利地位。新罗统一三国之后，虽然暂时免受高句丽、百济以及日本等国的外部威胁。然而，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新罗在内部上的人力财力物力等消耗严重，国家各方面都有待复兴和发展，王权也急需巩固和扩大，因此，迫切需要引进各种治理国家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经验和方法，而这些经验和方法则主要从书籍中获得。 唐朝先进的制度与文化都是新罗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书籍是制度文化的载体，因此，唐与新罗书籍交流自然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唐罗书籍交流对新罗的影响
一、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开科取士
随着遣唐使、留学生的入唐学习，大量的儒学书籍传入新罗。新罗仿照唐朝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并确立以“国学”为中心，以儒家经典为教授内容的教育政策。 据《神文王本纪》记载：
“神文王二年六月，立国学，置卿一人”
新罗开始设立国学。再根据《三国史记》卷三八职官志上，景德王改国学为大学监。设有博士、助教若干人，大舍两人。景德王六年，置国学诸业博士、助教。据《三国史记》记载：
“《尚书》、《周易》、《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
学生读书，以三品出身。学制限九年，与唐的学制相同。据《三国史记》记载：
“若朴鲁不化者罢之，若才器可成而未熟者，虽逾九年许在学”。
设立了以儒家经典作为考察内容的“读书三品科”制度。 除了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教授学生外，新罗国内一些儒学家对儒学的重视和推崇，如弘儒侯薛聪“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魁然为一时之杰”的儒学家强首在国学中教授儒家经典，进一步的促进了儒学在新罗的普及教育。 这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的教育制度，直接与新罗的人才选拔相关。换句话说，即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开科取士，充分显示出儒家经典在新罗教育政策改革与人才选拔中的重要意义。
二、以官制为中心开展制度研习
新罗对于先进制度一向采取积极主动的吸收方式。早在唐朝建立以前，据《三国史记》记载：
智证王四年仿中国定国号，智证王五年，制丧服法，颁行。智证王十五年，王薨，谥号智证。
新罗就开始使用中国谥法。到了唐朝时期，其中央集权体制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形成了非常完备的政治体系 。新罗对唐文化的接受和效仿更加明显，尤其是621年新罗与唐朝正式建立紧密的外交关系后，新罗开始大规模地从整体上以官制为中心，开展对唐朝的制度研习。《三国史记》记载：
善德王“三年春正月，始服中朝衣冠”。善德王“四年夏四月，下教：‘以真骨在位者，执牙笏’”。
很显然，这是模仿唐朝三品以上官员执牙笏的礼仪而制定的。 并在同一年行中国年号，据《三国史记》记载：
“是岁，始行中国永徽年号。”
继沿用唐帝年号纪年之后，据《三国史记》记载：
“善德王五年春正月朔，王御朝元殿，受百官正贺。贺正之礼始于此。”
新罗还仿唐设“读书出身科”以科举制选拔官吏，以官制为中心，扩展到新罗制度的各个方面，整体效仿唐朝。 在中央官制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度，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吏、户、兵、刑、礼、工”六部。而新罗在中央设执事省。关于执事省，《三国史记》职官志载：
“执事部,本名禀主 ,真德王五年改为执事部,兴德王四年又改为省。中侍一人，真德王五年置，景德王六年改为侍中”。
其主要职能相当于唐朝时期的“三省”。新罗又仿唐朝“六部”设立兵部、礼部、仓部、位和府、例作府、左右理方府，分别掌管军事、外交和礼仪、财税、官吏、工事、刑律等各方面事物，其职能与唐朝“六部”相同。新罗也仿照唐朝的内侍省而设内省。据《三国史记》记载：
“真平王四十四年，二月，初，王七年，大宫、梁宫、沙梁宫三所，各置私臣。至是，至内省私臣一人，兼掌三宫。”
新罗还于太宗王六年置司正府，景德王改为肃正台。其职能相当于唐朝的御史台。在经济制度方面，新罗仿唐之均田制实行了丁田制，并仿唐实行租庸调法和户籍制。此外，新罗还效仿唐朝对文武百官实行食邑制。这些经济制度的实行促进了新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在文化教育方面 ，新罗仿唐设国学，招收贵族子弟入学，讲授儒家经典 ，促进了儒家思想在新罗的传播。在人才的选拔上，仿唐设“ 读书出身科”，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和考核内容选拔人才。 新罗积极引进唐朝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天文历法、医学、算学、漏刻等知识不断传入朝鲜半岛，新罗开设了天文、医学、算学、漏刻等课程以教授学生各方面的知识。此外，在建筑、造纸术、印刷术、武器等方面新罗也都承袭了唐朝的模式，这些都促进了新罗科学技术的发展。 新罗王朝至此，完全接受唐朝典章制度并不断效仿。 正如《三国史记》作者所论的“新罗一意事中国”者耶。整个国家政治体制上完全以唐朝官制为中心，扩展到衣冠 、朝廷制度(执牙笏 、贺正)、年号等各个方面。至景德王时，新罗的国家政治体制已基本完善。
结语：
唐朝与新罗进行的各种书籍交流活动，无论是在新罗的三国时期，还是统一新罗时期，书籍传入新罗都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从汉文书籍的传入到新罗对汉籍的吸收和利用，可以看出书籍交流对古代新罗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同时也体现出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在新罗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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