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茜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闡明瞭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明確了國家治理的任務、路徑和舉措，是我們黨系統推進“中國之治”的重要體現。
整體推進“中國之治”，《決定》對“中國之治”整體結構的認識抓住3個重點。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能力是“中國之治”的重要構成。其次，“中國之治”涵蓋了所有領域。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對全面深化改革進行說明時強調，之所以決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這個問題，不是推進一個或幾個領域改革，而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就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總體角度考慮的。第三，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複雜巨系統。比如組織領導體系，就包括黨的領導體系、政權結構體系、國家法治體系、政府治理體系、武裝力量體系、群團工作體系等。
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是針對“中國之治”這一全領域巨系統採取的治理之道，發揮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制度優勢。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旨在增進凝聚力、提高管理效能，彰顯了我們黨的政治智慧。
協同推進“中國之治”，《決定》對“中國之治”各部分關係的認識抓住了3個方面：首先，國家制度是治理的根本依據，起到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的作用。其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國家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國家制度落實到國家治理中的具體化、實體化，包括國家治理的組織領導體系、政策法規體系、力量構成體系、資源構成體系等。第三，國家治理體系不等於國家治理能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治理體系與國家治理能力有緊密聯繫，但又有所不同。兩者聯繫表現在，好的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治理能力才能更好發揮治理體系的效能。兩者不同表現在，各國有其治理體系，但是否體現為一定治理能力，還取決於客觀情況和主觀努力。進一步地說，好的治理體系是好的治理能力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中國之治”的良性運行既要求各領域更好發揮作用，又要求多領域充分協作。《決定》體現了協同推進的系統特徵。首先，區分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通過釐清制度的邏輯關係，促進制度協同發展。其次，形成了體現扛大旗、夯基礎、保公平、辦大事為特徵的四大體系（黨的領導體系、人民當家做主制度體系、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政府治理體系）的協同發展之勢。第三，形成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五大體系的協同發展之勢。第四，形成了內部強調和平統一、外部強調獨立自主的協同發展之勢。
有序推進“中國之治”，《決定》凸顯了“中國之治”的時間表，體現在3個方面。首先，明確了分步走的總體目標。從制度來看，2021年是更加成熟定型，2035年是更加完善，2049年是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體現。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來看，2035年是“基本實現”，2049年是“全面實現”。其次，更好地對接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決定》強調，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既能持續推動中國進步和發展，也能確保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第三，更好地對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我們黨長期執政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本色，堅定黨的初心和使命。只有堅持初心和使命，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擁有未來。
實現中國良治和善治，要立足發展實際，強化有序推進。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對制度建設的認識不斷深入，從早期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建設到經濟體制改革，從政治、經濟領域向社會、文化和生態領域覆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更是把制度建設放到突出位置。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我國國家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的發展，體現了“中國之治”堅持與完善的過程，確保了守正和創新的辯證統一。
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途不可以應萬方。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治理客體的公共性、治理介體的綜合性，增加了“中國之治”的難度。不斷開闢“中國之治”新境界，需要我們從整體定位去把握局部，從局部改善去服務大局，發揮各個領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系統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開闢“中國之治”新境界。
（作者系省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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