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的进步，压缩了时空，快速交通工具带来的人员流动就是传染病防控最大的挑战，鼠疫的防控同样如此。
文 | 黄 祺
中国疾控中心日前上线的英文版周报中首次披露内蒙古三例鼠疫病例详情。报告显示，来京就诊的两名原发性肺鼠疫患者为夫妻，丈夫很可能在自家农场挖土时吸入带有鼠疫菌的气溶胶感染，妻子很可能与丈夫接触而感染。另一名腺鼠疫患者给死野兔剥皮后被感染。
报告提到，前两例患者和第三例患者之间没有流行病学关联。北京和内蒙古共有447名直接接触者被隔离进行医学观察，截至2019年11月21日，所有直接接触者均已结束观察。
此外，报告显示，过去五年，内蒙古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动物疫情一直很活跃，在2019年发生了剧烈的动物疫情流行，老鼠数量众多。
至今，官方公布今冬已经确诊的鼠疫病人，一共四人，两人为肺鼠疫，另两人为腺鼠疫，没有患者死亡。最新的一例确诊时间是11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确诊1名腺鼠疫患者，其4名密切接触者在当地进行隔离医学观察，无发热等异常。
2019年初冬出现的鼠疫患者，对社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不过，鼠疫患者的零星出现却依然为我们敲响了应对古老流行病再现的警钟。
对于大多数中国城市，特别是中国南方城市来说，鼠疫是一种与今天的居民相距半个世纪的古老传染病。但是，交通发达、人员频繁流动的现代生活，也可能让古老传染病搭上穿越时空的快车。如果古老传染病再现，那么它与我们的距离可能不是半个世纪而是一扇舱门。
救护车送到北京的病人
非常意外，伴随2019年初冬北方冷空气到来的不是流感而是鼠疫——这让11月12日北京人的朋友圈泛起涟漪。
这一天，“朝阳医院出现鼠疫病人，医院已经封锁……”一类的传言，已经在北京市民的手机上流传，担忧的气氛有一些蔓延。但还好，由于官方及时公布了患者从内蒙古到北京就医的全过程，以及已经采取的医学隔离措施，担忧情绪并没有扩大，几天后就平息了下来。
11月27日，中国疾控中心举办鼠疫疫情防控暨培训视频会议
到11月21日北京市卫健委宣布，截至21日8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来京就医的两名鼠疫患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已按照标准，全部解除隔离医学观察，而两名确诊病人还在全力救治中。这个公告告诉公众两个信息：首先，这次鼠疫没有出现人间传播；其次，鼠疫是可以救治的。
回顾2019年初冬的鼠疫事件，多位专家都提及了“救护车送医”这一关键词。内蒙古病人通过救护车送到北京，可能是没有造成更多人感染的重要因素。
从北京市卫健委11月14日关于鼠疫的第二次新闻发布的内容看，内蒙古的这两位鼠疫病人，是在11月12日正式确诊的，确诊后相关部门立即启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相关医疗机构按照国家鼠疫诊疗方案，对两名确诊患者进行妥善救治，同时对鼠疫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9天的医学隔离观察。
两名病人确诊后疾控部门采取的行动，全部来自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传染病包括鼠疫和霍乱。
今年9月25日，北京市怀柔区疾控中心联合怀柔医院开展鼠疫疫情处置应急演练
病人确诊后，疫源地内蒙古，也实施了预防措施。巴彦淖尔镇的患病夫妻家，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当地疾控部门已经上门消毒。患者最初就诊的德力格尔卫生院外，也拉起警戒线。
正在北京接受救治的两名病人被诊断为“肺鼠疫”，“肺鼠疫”可以通过空气、飞沫传播，是一种容易发生传染的鼠疫，但目前看来，两名病人没有造成更多人感染。
北方时有出现，大流行告别半世纪
四名患者均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并不意外。患者所在的地区今年鼠害严重，老鼠多到经常出现在居民的院子里，对于鼠疫的发生，当地已经有所警觉。
从历史资料看，内蒙古等西北地区，是鼠疫出现相对较多的地区，中部和南方，则罕有出现。北京市疾控部门报告，北京多年开展鼠间疫情监测，鼠间未发现携带鼠疫耶尔森菌的情况。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历年卫生统计，中国近年来偶有鼠疫发病，2014年、2016年、2017年、2019年感染并死亡的数量分别为3、1、1、1例。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的《2019年9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显示，今年9月，全国报告1例鼠疫发病，1例死亡。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陈安国撰文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采取了以灭鼠灭蚤为中心的综合防治措施，仅用10年左右时间就基本控制了肆虐数百年之久的人间鼠疫流行。1950年-1999年的50年间，我国共发生人间鼠疫7.9万余例；其中头5年的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87.1% ，此后人间鼠疫得到进一步控制，80年代仅在青、藏、滇、新等省区有散发病例；但90年代以来我国的鼠疫疫情与世界总的形势一样，呈明显上升趋势，1990-1999年10年间报告的病例数(371例）是前10年（102例）的3.6倍，这期间主要与云南黄胸鼠鼠疫复燃有关。
总体而言，中国告别鼠疫大流行威胁，已经半个世纪。
浙江省疾控中心表示，浙江省自1950年以后没有再发现动物鼠疫疫情和人间鼠疫疫情，且在持续多年开展的动物间鼠疫和人间鼠疫监测中未发现异常。上海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急传科主任潘浩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介绍，上海不是鼠疫疫源地，多年的检测显示上海未发现鼠疫人间和动物间疫情。
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也曾遭受鼠疫大流行的威胁，至今一些老人口中，鼠疫还被称为“一号病”，这个称呼来自新中国成立后全民消灭鼠疫时期，说明当时鼠疫被列为传染病防控的首要对象。
大规模的卫生运动和医疗保障水平提高，让鼠疫流行在中国快速“退场”。
“从治疗的角度来说，我们今天不需要太恐惧鼠疫，因为自从抗生素出现后，鼠疫已经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我们现在只要通过口服药物，就能很好地控制，而且几乎没有耐药的情况。这与禽流感、SARS相比，鼠疫早期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对《新民周刊》说。链霉素、卡那霉素、四环素等常见的抗生素，对鼠疫菌非常有效，药物和严格的隔离措施对于鼠疫疫情的控制可以起到显著的效果。
抗菌药物出现之前的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无药可治，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给全世界带来数百年的阴影，19世纪末的香港和20世纪初的哈尔滨，都曾出现过鼠疫大流行，但这些鼠疫大爆发都出现在抗生素没有发明的时代。专家认为，今天再出现那样的人间惨剧，可能性非常小。
鼠疫未被消灭，及早发现病人仍是“要害”
抗生素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虽然抗生素对鼠疫菌有效，但如果病情发展到后期已经非常严重，鼠疫还是会带来很高的病死率。大流行也许遥远，但鼠疫的威胁并未消失。
现代科技的进步，压缩了时空，快速交通工具带来的人员流动就是传染病防控最大的挑战，鼠疫的防控同样如此。“对于今天的城市来说，鼠疫与我们的距离，可能就是一扇舱门。”潘浩说。
如果北京两名病人当初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到北京寻求治疗，那么这一次鼠疫疫情恐怕就要变得复杂很多。因此，及早发现病人和快速有效地应对疫情，是鼠疫以及类似的古老传染病防控最重要的措施。
北京输入性鼠疫患者被公布后，张文宏教授指出：“这次鼠疫疫情提示我们对于疫源地还要做充分细致的调查，并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包括对当地可能携带病菌的动物也要进行排查。”他说，因为鼠疫在最近几十年中零星散发，一线医护人员对现实中的鼠疫非常陌生，就算是疫源地的医护人员，可能也并不熟悉这种疾病。
张文宏教授认为，目前重要的工作，是对一线医护人员加强培训，医生要有能力在第一时间识别出鼠疫病人，医生没有在第一时间识别和考虑传染性疾病，就可能造成传染病的播散。一线医生需要鉴别出疑似鼠疫病人，然后将检测样本送到疾控部门进行专业检验，第一时间确诊病人后才能及时采取防控隔离措施，因此在零星散发的区域，准确发现病人显得尤为重要。“有发热等症状的患者就诊，医生要问询是否来自鼠疫疫源地，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症状，做出综合的判断。”
潘浩主任介绍，上海虽然不是鼠疫疫源地，但同样常年监测动物中的鼠疫疫情和人间鼠疫疫情，多年的监测结果表明上海未发现鼠疫疫情。在上海这样人员流动频繁的超大城市，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控一直箭在弦上，疾控部门在输入性的鼠疫疫情防控上，也有相对完善的网络。
“上海已经建成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的三级防控网络，传染病疫情防控人员24小时待命，全市有2000多个传染病各类监测点，也包括针对鼠疫的监测和管理。”潘浩说，上海疾控部门持续不断地对专业队伍开展烈性传染病的防控培训，像鼠疫、霍乱这样的一类传染病，虽然非常罕见，但也要求疫情应对人员掌握调查、处置等应对技术。“前不久举行的进博会，我们的疾控保障中就专门有针对鼠疫、炭疽等烈性传染病的相关培训。”
鼠疫与我们的距离，既远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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