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建國/口述
青少年時期
我1974年出生於寧夏的一個農村家庭，父母務農，家裡一共有4個兄弟姐妹。我和兩個弟弟的名字都是建字輩，爺爺給我取名叫建國，他沒有給我解釋過緣故，不過在那個年代，叫“建國”“建軍”的人特別多，我想人們都希望自家的孩子們能為建設國家多做貢獻吧。
父母都只上到了小學，但他們對我們兄弟姐妹的教育都非常重視。從小學到高中，父親每學期都會跟老師溝通兩三次我的學習情況，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我們甚至有一個專門的書房學習。即使在農忙季節，父親也會要求我們先做完作業，有時間再去幫忙割點麥挖點土豆。跟其他的農村家庭的小孩相比，我們很少幹農活。
小時候除了學習，我還喜歡畫畫。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奶奶有一條特別好看的手絹，我照著它在一張大紙上畫了松樹和老鷹，畫完我就放桌上了。第二天我突然發現畫上多了“鵬程萬里”幾個字，我爸笑著跟我說是他加上的。我當時的年紀，並不能理解這幾個字的寓意，就是單純的感覺到，父親是支持和讚賞我畫畫的。
我在高中二年級參加學校化學、數學競賽，獲得一等獎的獎品
受這種家庭氛圍的影響，我從小學習成績就很好。這在老家是出了名的，親戚鄰居見到我都會誇我，父母也會附和表揚我。可是對於我的未來他們並不明確，也沒有什麼規劃。我小學到初中一直在鄉下讀，高中才走出去。記得高中時學校舉行化學、數學等一系列競賽，那時在校門旁有一個專門張貼光榮榜的區域，比賽後不久，學校把成績公佈在了那上面，有三項比賽我的名字都出現在了一等獎的位置。
我一路順利地上到了高三。高三開始，學習有點不認真，成績下滑了一些，具體的原因我已記不清了。老師跟我父親說我一定能考上大學，只是好大學和一般大學的區別，他覺得只要考上大學都很好，所以他也沒有著急過。
我的高中畢業證書
高考其實是我整個高中階段考得最差的一次。我特別沮喪，一心想著復讀。家裡人勸我就算復讀也不能保證明年就會考好。最後，我還是老實填了志願。
大學時期
1992年，我在寧夏醫學院（現寧夏醫科大學）校門前，當年，我入讀臨床醫學專業
我上大學是1992年，那時候環境閉塞，接收到的信息很少，也不知道以後到底想幹嘛，但是有兩個職業是鐵了心不想做的：老師和醫生。當時有一個模糊的想法是想當兵，很想去讀軍校，碰巧看到寧夏醫科大學招生簡章裡有寫XX部隊的定向培養，於是我就填報了這所大學。我當時報的幾乎全是省外的大學，只有寧夏醫科大學是省內的。
結果，最後進的就是寧夏醫科大學，剛開學兩週，我還想著也許可以轉學。過了一段時間，學習走上正軌，自己也學的不錯，甚至在期中考試裡還考到不錯的成績，於是乾脆定下心來學醫了。
我從小對於三好學生之類的榮譽很習以為常，以為到了大學大家不會再重視這個了，結果一封老師的回信改變了我的想法。在化學課上，老師講的一個公式中的分子分母跟書本上表示方式相反，我感覺到很多同學可能都會盲目背公式，導致出錯，於是給老師專門寫了一封信夾在作業裡，跟他說了我認為可能存在的問題。
老師給我回了一封很長的信，寫了滿滿一頁紙。信的一開始，他簡單地回應了一下我提出的問題，然後寫了很多鼓勵我的話語，誇我嚴謹和上進，還說以後我一定能成為三好學生、優秀畢業生之類的話。當時剛進大學，恰恰也是這些話提醒了我在大學應該繼續努力學習。
我在大學學的是臨床醫學，醫學專業的學生都有解剖課。解剖課是我的命運轉折點。解剖學教材上有大量展示人體結構的圖片，記住這些圖片上的結構對很多同學來說有難度，但我對圖片非常敏感，而且我也時常自己畫一些結構圖，這些都非常有助於我學好解剖課。
解剖課上，很多同學對於那些泡在福爾馬林裡的器官有牴觸，而我覺得那就是形態學的知識。課程裡有些內容需要同學們自己動手解剖，很多同學只是看看卻不願意動手，我反而得到了很多實際操作的機會。大學期間很多次解剖課的考試我都接近滿分。
大學期間，我和同宿舍的同學一起練習寫字
大學的學習中，天賦只是其中一部分。只要夠認真，願意多花時間，都能學的比較好。我的天賦很平常，靠著自律，在整個大學期間保持了數一數二的成績。
我（左二）作為寧夏醫學院書畫協會副主席組織招收新會員
大學時，我還參加了學校的書畫協會，後來還成為了副會長。那時許多校內的大型節目晚會幕布都是純手繪，我經常要負責畫幕布。
1995年，我和同學們參演學校舉辦的“黃河魂”合唱比賽，舞臺後方的背景是我畫的黃河壺口瀑布
曾經有個“黃河魂”合唱比賽，當時的舞臺背景方案是黃河壺口瀑布，我們就用幾十張大白紙拼成了十幾米的一張巨大的幕布，鋪滿了整個舞臺。我參考一張紙幣上的壺口瀑布圖案，在大幕布上走來走去地畫，幾個關係好的同學幫我打下手，畫了整整三天，共同完成了我迄今為止最大的繪畫作品。
1997年，大學畢業季，我（中）與同學合影作別
由於大學期間努力學習，我的綜合測評成績全年級第一名。畢業後，我順理成章留校，成為了解剖學教研室的一員。
留校任教
從高中畢業立志堅決不當老師，再到大學畢業後留校成為老師，這個過程轉折有點突然，但是也並不難。真正瞭解醫學之後，我發現醫學很有意思。而且當了老師能把自己掌握的知識表達出來、傳授給學生，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榮譽和成就感。
我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為同學們講授“人體解剖學”課程。
大學畢業後我進入瞭解剖學教研室，剛開始的時候是擔任助教，跟著高年資教授聽課，幫教授掛圖、給學生指認標本等。
我（左一）和同學們一起觀看教室內的學習園地
後來總算等到自己上課了。之前已經跟著教授給學生們上過很多課了，正式上課後我信手拈來。而且我充分發揮自己畫畫好的優勢，講課時邊畫圖邊講解，效果很不錯。後來在學校舉辦的教師授課比賽中多次獲得一、二等獎。
每次給新同學上課前我會先點名，而點名之前我會把名單提前看一遍，把罕見字、多音字都查好讀音。那時候我記性很好，基本上點了一遍名字就能把他們全對上號了。
我對學生要求很嚴格，要求學生們必須預習和複習。有一個學期我的課是在下午，中午就能看到我們班的學生在大太陽底下背書。有不少我帶教過的學生後來變成了我的同事，也成為了老師。我曾經開玩笑問一個男生，當時提問讓他下不來臺，有沒有記仇？其實這個時候我們已經變成了關係很好的朋友。
在我的學習生涯中，只有一門課難倒過我，那就是英語。這是我從小花了很多時間學，卻始終學的不太好的課程。當老師後，學校送我去西安外國語大學學了一個學期的英語。那裡有很多外籍老師，那時候我沒有結婚，一個人無憂無慮，經常在課餘找他們交流，有時候會一起玩撲克玩遊戲，克服了對英語的恐懼，英語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為我以後的出國打下了基礎。
赴日讀博
我工作後在寧夏醫科大學讀完了碩士研究生。2006年學校推薦幾個人去日本進修一年，在學習完成後我的日本教授又幫我申請到了日本政府獎學金，隨後我2007年去日本讀博。我在日本呆了六七年，我先過去，後來妻子也帶著孩子去日本讀博士。我2001年結婚，我的妻子也是一名研究員。從結婚以來，對於我外出求學這件事她一直都是全力以赴地支持。
在日本的生活非常簡單。每天把孩子送到幼兒園後，我倆就去各自的實驗室做實驗，晚上孩子放學後，我倆一個人在家陪孩子，另一個人就繼續去學校做實驗。送孩子、做實驗、接孩子、做實驗，在日本的那幾年除了偶爾參加留學生組織的見學旅行，大部分時間我們一家人的生活都是這麼度過的。
我和妻子、孩子一家在日本的公園合影
在日本的留學生活對我的學術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日本老師對待科學研究嚴謹的態度、規範的操作流程以及精湛的技術都給我很大的啟發。我本身是做事很精細的人，之前在國內的時候，有朋友開玩笑說我做實驗簡直嚴格到變態。這種“變態”到了日本後，剛好符合日本老師的要求。不僅是做實驗、包括畫圖，教授都肯定了我。
我（前排左一）與日本島根大學的老師們一起組織學術活動併合影留念
日本實驗裡的老師們都很敬業，每個人幾乎晚上都主動加班，最早的也是晚上8點才走，還有的給孩子做完飯後又回學校繼續做實驗。這種氛圍激勵了我努力工作。我住得離實驗室很近，通常都是晚上11點才離開實驗室。
我參加在日本山梨大學召開的學術會議並通過牆報展示自己的研究結果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實驗需要給大鼠的嘴唇打針，之前這種操作都是需要兩個人配合的，別人幫了我一兩次以後，我就自己想了個辦法。找了一個網眼很小的網兜，每次打針時藉助網兜抓穩大鼠，既方便打針，又可防止大鼠咬傷自己，很容易完成操作。其他的同事們看到後異常驚訝，討論說我發明了一個“奇妙”的辦法。
我（右）作為博士研究生代表，接受由島根大學校長授予的博士學位證
在日本留學的六七年裡，我跟大家相處得很融洽，要離開的時候，大家都依依不捨。平時帶我一起做實驗的年輕助教跟我握手擁抱時都流淚了。我的教授握著我的手說：I will miss you，其他人都很驚訝地看著教授。教授平時是很嚴肅、不苟言笑的人，之前有同事跟我說日本教授很喜歡我，我還以為只是客套話。
2012年，我（右）和教授（我的博士導師）合影留念
其實，快博士畢業的時候，我有想過在國外工作，甚至已經在日本教授的推薦下開始申請一個哈佛大學項目。對於做科研的人都想去全世界最好的實驗室工作，追求自己的科研理想。正好那個時候，我的母校寧夏醫科大學跟我聯繫，希望我儘快回來工作。我跟教授表達了想放棄去哈佛，先回國工作的意願，教授支持我先回國工作。他是留學美國後又回了日本，他跟我說知識都要學以致用，我的所學最後還是要落在實際應用中，而我可以在自己的國家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回國工作
最後我選擇回了寧夏醫科大學，加入寧夏顱腦疾病重點實驗室。這個實驗室主要研究腦的結構、功能和疾病。在寧夏醫科大學校長，也是實驗室主任孫濤教授的帶領下，實驗室得到了快速發展。在我回國兩年後，寧夏醫科大學啟動了以顱腦疾病重點實驗室為主要依託平臺的“寧夏腦計劃”研究項目，並於2016年獲得了寧夏回族自治區首批“十三五”重大科技專項的支持，我能參加到這個項目中感覺很榮幸。
我在寧夏醫科大學寧夏顱腦疾病重點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
在國內工作三年後，有一個哈佛大學的教授看到了我在日本的一些實驗數據，想要我去她的實驗室幫忙，我就申請了哈佛大學的博士後。去美國前，我向寧夏醫科大學做了保證，兩年學習期滿後我一定回國。
我在約翰·哈佛銅像邊拍照留念
2016年我去了哈佛大學讀博士後。剛去哈佛的時候感覺到生活和工作都跟在日本時有很大區別。在美國生活，人與人之間相對獨立，不太多地干涉或者過問別人的事情，距離感和界限感比較明確。而日本跟中國都屬於亞洲國家，大家平時相處除了工作上，生活上也會更關心彼此。
我在哈佛大學進行科學研究
哈佛大學的教授對我做的實驗非常滿意，在日本時我學習到了細緻，在美國我學到了創新。在一個項目裡面，有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研究人員。對於同一個問題，人們自然而然地提出不同的觀點和意見。我們那個大實驗室裡有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和中國等多個國家的人一起合作，大家討論問題都很直接，氛圍很好。
兩年的學習結束後，2018年，我準備回國了，哈佛大學的教授問我能不能留下來繼續給她做實驗，我拒絕了。她進一步說工作一年也可以，哪怕半年也好。她的實驗中有一個很複雜的手術操作步驟，我完成的效果比其他人好，我想這是她想留我繼續工作的主要原因，她甚至承諾幫我解決包括簽證在內的一系列問題。最後我還是拒絕了，很多外國同事不太理解，甚至認為我有點不近人情。
我和妻子、孩子一家在哈佛大學校園合影
其實，一方面是因為我對母校寧夏醫科大學有過承諾。另一方面，我想哈佛大學人才濟濟，對他們來說，少一個我，也許實驗數據出來得會慢一些，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對於我的母校來說，我所能發揮的作用和價值要大得多，我始終認為，學習知識是為了用在更需要它的地方。目前，我已經回到寧夏醫科大學，我將全身心地投入到學校建設工作中，為母校的教育事業儘自己一份力量。
【本組照片在今日頭條獨家發佈，嚴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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