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有个毛病，对于西方医药学的本名基本上记不住，说是美国的一个抗病毒药到了国内，到现在也就知道个 “德”字，德在中国是褒义词，组词基本上都是好的，做人最怕无德。谁把我们的褒义词给了这个药物，有何意义呢？为何不翻译为“锐的斯韦”呢？对抗病毒多好，劲头足。
世界不是固定的实际，研究探索也是
西医药也是中国医学的组成部分，中西医不能对立
对于西方药物，我并不排斥，我觉得这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在临床上我也会在使用中医药的同时，对病人结合或不结合西医药的治疗。这都要服务于临床实际和病人的实际。很浅显的例子，病人糖尿病多年，已经吃了好几年的西医药，来看中医，直接宣布停了？这事做不出来，要权衡利弊，有效调整。不过遗憾的是，确实有这样的人，随意的停用药，其实不好。但治疗的目的是为了不吃药，这就是中医药的优势了。
当然有各路的高手，觉得自己不这么做也可以，这我也不反对，有人坚持排外，奈他如何？有人坚持不用中医，这又何必？
实际上近代很多药物在人类疾病的对抗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抗生素，这类药物基本上改变了历史，不论我们过去说的多么伟大，但就在防止感染方面也就是一百来年的事情，1908年有人合成了磺胺，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首先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这都是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人类对于止血药物、麻醉药物的发明直接推动了外科医学的发展。在过去很多病，得了就废了，这是事实，比如结核病，在五六十年到八十年代还是很多，这病喜欢体质虚弱的人，但也有克星，就是链霉素、利福平、异烟肼，这几个药物的结合基本上消灭了结核病，虽然现在也有，也有一些顽固性的耐药菌株不好控制，但是人类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控制的了结核病。
西药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何必伤害呢？
因此，对于医学来讲，来自一西方的也是好的，这也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在讲《环境医学概论》的时候，就特别的讲到西医学的发生历程，说实在充满着血腥和压制，这些历史后来人们都懂，西方也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教会的力量控制了国家，教会宣扬自己是上帝的执行者，要人们相信国家是上帝给的，国家国王也是上帝给的，教皇的权利很大，这样一切的关于新生事物的发现者都可能对抗了宗教，所以我们现在看茫茫宇宙，会教育孩子们人不过就是一粒尘埃，宇宙无限的大，大的能装下许多许多的地球、月球、太阳，这就是认识，今天习以为常了，可是过去充满了血腥和牺牲，布鲁诺坚持的至今看来是错误的，但是他牺牲了，在罗马广场被活活烧死了，这就是探索的精神。
关于宇宙的探索并没有停止，科学的精神对于医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慢慢的觉醒了。人们发现我们发现人之所以活着，是和心脏关系密切的，而心脏里流动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了是空气，然后有人就不信了，怎么办，解剖开看看，结果发现了血管、小循环、体循环。这个进步科学家也是付出了巨大牺牲，一些人被杀了。
这个历程是艰辛的历程，对于西方医学的发生成长也是与愚昧斗争了多年的成果，逐渐的在全世界展开，对于我国国来讲，是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然后西方医学随之进来了。这样的医学体系我一直觉得挺好，对于我国人民来讲是好的，能够解决很多疾病，所以中国人民并不排斥它，相反随着国家的强大，西方医学已经落地生根，成为中国医学的一部分。
对于西医来讲，不是老百姓的敌人，老百姓是愿意接受的，这是客观事实；国家也是接受的，因为是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医来讲，也不反对，因为中西医都有优势，都能够解决医学问题，但是也都有不足，这样中西合璧，就是中国的医学特色。
多一把武器，多一份力量，中西合璧中国人的福气
因此，作为医务工作者，实际上都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对于中西方医学，必须有正确的态度。过去西方医学进来的时候确实是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而来的，一些传教士其实也是政治人物也是医生，但历史已经翻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独立自主变得强大。对于中医学流传了几千年，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所以，作为中国人真幸福，看病可以自由转换，想看中医看中医，想看西医看西医，多了一套保障体系，这就是生活在中国的福分。
对苯酚和瑞德西韦的研究应该宽容
所以这就回到了题目上来，前边放的是苯酚，后边是抗病毒的药物。这两个都是化学药物，那么按照中国医学的理论，有朝一日也是可以按照性味归经纳入中医药范围的，这只是迟早的事情。
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于这样的药物，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近些时间来，这两个要炒的热热闹闹，一个是因为一名武汉的医生，本来也不是默默无闻，没有医师证但是一直坚持开门诊，这里边是法律的内容，作为医生依法行医是必须的，毕竟我们是法治社会，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医学的发展必须坚定一步的法制化，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但是在这里就有了一种宣传的疗法，中医的经络学说加上西方的化学药品，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就几个有没有效果呢？至今并没有官方的发布。二个是一种抗病毒的药物，据说是美国的总统同意才送过来的，实际上我不了解，知道的是中国人接纳了它，在没有抗病毒特效药物的情况下，很多药物都纳入了研究，包括青蒿素、氯喹等，这很正常，而且药物的研发和新发现也一直在进行中。
这里对于苯酚和抗病毒瑞德西韦来讲，其实都是观察的对象，对于病人来讲都是尝试，但是因为操作这不同而有了不一样的命运。一个是因为非法行医被禁止了；另一个是来自于美国曾经被宣传为神药来推荐。同样药物，命运不同，令人感慨。
现在如何的决定这两者的命运呢？一个抗病毒的药物，进入中国就是特事特办，研究起来也是需要时间的，开发药物不是玩，提出来四期的观察，而研究起来是需要周期的。所以目前这个药物并不做乐观的考虑，就是证明有效，而对于已经不断胜利的中国人民来讲，可能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所以，无论如何，是不是特效药物，记住记不住都可以。苯酚的使用，如何了结呢？近些天争论很大，主要是非法行医的处理问题，这一点没有悬念。但对于医学技术怎么办？这里的最好办法就是验证，既然全国都在找寻有效的治疗方法，而这个医生已经通过一些实践证明了有效果，那么对于这样发端于草根的方法不能够忽视。
这里看了叶天士的电影，《医痴叶天士》中间就有桥段治疗霍乱，叶天士也没有招数，只是有个随从讲到了当地用土治疗拉肚子，茅塞顿开，后来黄土汤加了酸菜卤控制住了。这里边说的意思很明白，有时候伟大的发现其实也就在草莽之间。
实际上磺胺的发明也是如何？看看这段百度百科的资料：
在磺胺问世之前，西医对于炎症，尤其是对流行性脑膜炎、肺炎、败血症等，都因无特效药而感到非常棘手。1932年，德国化学家合成了一种名为"百浪多息"的红色染料，因其中包含一些具有消毒作用的成分，所以曾被零星用于治疗丹毒等疾患。然而在实验中，它在试管内却无明显的杀菌作用，因此没有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同年，德国生物化学家格哈特·杜马克在试验过程中发现，"百浪多息"对于感染溶血性链球菌的小白鼠具有很高的疗效。后来，他又用兔、狗进行试验，都获得成功。这时，他的女儿得了链球菌败血病，奄奄一息，他在焦急不安中，决定使用"百浪多息"，结果女儿得救。令人奇怪的是"百浪多息"只有在体内才能杀死链球菌，而在试管内则不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特雷富埃尔和他的同事断定，"百浪多息"一定是在体内变成了对细菌有效的另一种东西。于是他们着手对"百浪多息"的有效成分进行分析，分解出"氨苯磺胺"。其实，早在1908年就有人合成过这种化合物，可惜它的医疗价值当时没有被人们发现。
磺胺的名字很快在医疗界广泛传播开来。1937年制出"磺胺吡啶"，1939年制出"磺胺噻唑"，1941年制出了"磺胺嘧啶" ……这样，医生就可以在一个"人丁兴旺"的"磺胺家族"中挑选适用于治疗各种感染的药了。1939年，格哈特·杜马克被授予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再看看青霉素如何？看看这段百度百科的资料：
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类一直未能掌握一种能高效治疗细菌性感染且副作用小的药物近代，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首先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亚历山大·弗莱明由于一次幸运的过失而发现了青霉素。
1928年，英国科学家Fleming在实验研究中最早发现了青霉素，但由于当时技术不够先进，认识不够深刻，Fleming并没有把青霉素单独分离出来。1929年，弗莱明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发表后一直没有受到科学界的重视。
1938年，德国化学家恩斯特钱恩在旧书堆里看到了弗莱明的那篇论文，于是开始做提纯实验。弗洛里和钱恩在1940年用青霉素重新做了实验。1940年冬，钱恩提炼出了一点点青霉素，这虽然是一个重大突破，但离临床应用还差得很远。1941年，青霉素提纯的接力棒传到了澳大利亚病理学家瓦尔特弗洛里的手中。在美国军方的协助下，弗洛里在飞行员外出执行任务时从各国机场带回来的泥土中分离出菌种，使青霉素的产量从每立方厘米2单位提高到了40单位。1941年前后英国牛津大学病理学家霍华德·弗洛里与生物化学家钱恩实现对青霉素的分离与纯化，并发现其对传染病的疗效，但是青霉素会使个别人发生过敏反应，所以在应用前必须做皮试。所用的抗生素大多数是从微生物培养液中提取的，有些抗生素已能人工合成。由于不同种类的抗生素的化学成分不一，因此它们对微生物的作用机理也很不相同，有些抑制蛋白质的合成，有些抑制核酸的合成，有些则抑制细胞壁的合成。
通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实验，弗洛里、钱恩终于用冷冻干燥法提取了青霉素晶体。之后，弗洛里在一种甜瓜上发现了可供大量提取青霉素的霉菌，并用玉米粉调制出了相应的培养液。在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动下，美国制药企业于1942年开始对青霉素进行大批量生产。到了1943年，制药公司已经发现了批量生产青霉素的方法。当时英国和美国正在和纳粹德国交战。这种新的药物对控制伤口感染非常有效。
如果再看青蒿素的发现，也是这样的道理。
屠呦呦的研究团队历经了很多波折，用了很多药物、很多方子，最后选择低温萃取原来才是最有效果的，而这经验在古人的著作中就有，从东晋葛洪到现在，这算是一个了结吧。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任何的探索都不要直接的予以否定，就行美国来的新药一样，并不反对，如果真的十分有效，能够快速控制病情，也是百姓之福。就是没有效果，也应该宽容，毕竟任何的研究都是有风险的。而李跃华的苯酚其实也与此一样，应该给予研究的机会。如果真的有价值，这也是不枉其多年在自身实验的代价吧！
人应该学会宽容，只要一心向善，不恶于人，不害于人。对于医疗也是这样，当我们习惯了各种严肃处理的时候其实也想一想曾经的李文亮医生，实际上在对于具有探索精神的人不论是医生、还是科学家、还是工人、农民或者教师等的处理上，应该越发慎重。当前疫情肆虐，对抗疫情就是最大的工作和任务，一切中心重心都应该向这里靠拢，遗憾的是武汉两个医生的处理则替代了广大医务工作者在前线的牺牲与汗水，抢了镜头，让战斗消失了光环，这是极其不应该的，当前应该把注意力重新聚焦在即将胜利的战斗中，这些争议放一放再处理又能如何呢？事实已经发生了，那又何必在这一段时间非要辨别清楚呢？
个人观点，不做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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