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世族政治或称贵族政治，萌芽于东汉时代，亡覆于唐朝末年。于是，在一种感觉上认为：世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其间而并无反弹。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在中国的世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魏晋南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与家族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亦极重视官员的门第出身，孝文帝就曾先后两次对天下姓氏进行排名，确立尊贱，历史上“山东士族”的概念得以形成。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的大部或一部。自北魏至唐朝，“山东士族”最显赫的高门，有“四姓”和“五姓”之说。北魏时，排定的最尊贵的“四姓”，为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他们由孝文帝钦定：“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排定四姓时，陇西李氏得到消息，担心不在其中，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已定，没有陇西李氏。不过，在当时，陇西李氏仍为显贵，“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甚至“四姓”中的太原王氏，也是依靠李冲的推荐而得以居“四姓”之一。至于“五姓”的说法，则加上当时声名日隆的赵郡李氏，所谓“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到唐朝时，太原王氏的影响力减退，“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新“四姓”为：崔、卢、郑、李。这里的崔氏，不再特指清河崔氏，也包含崔氏另一望族——博陵崔氏。南北朝时，清河崔氏的影响力要大于博陵崔氏，如东魏时代的清河崔甗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唐朝时，博陵崔氏的影响力反超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唐时“四姓”中李氏，狭义上的概念，特指赵郡李氏，后来则被认为包含唐朝皇室自诩的陇西李氏。不过，更多的时候，唐朝流行“五姓”的概念，即加上太原王氏，最终构成唐朝著名的“五姓七望”：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
以前，很多人认为：至唐时，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世族政治已经崩溃，士族们失去了特权，甚至与庶族合流，再无严格的划分。实际上，仔细考量，唐朝时，人们的高门大族观念依旧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如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为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联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贞观中，太宗皇帝无法忍受高门大族的傲慢，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及建立唐朝的核心力量——“关陇集团”，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来，太宗干预，在《氏族志》中，抬高了皇室和“关陇集团”，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到高宗和武则天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实际上是对“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的双重打击），高宗时又曾颁布的《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但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依旧高傲，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到怀疑，且有胡化之风，故不为崔卢所重）。文宗时，皇帝求婚于宰相郑覃，希望其能将孙女嫁给皇太子，但未能如愿。为此，文宗道：“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也就是说，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的优势。造成的原因，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一是，在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的势力；二是皇帝的有意压制；三是在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中，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还不适应这种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且势头凶猛，比如，荥阳郑氏，在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高门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除了以荫入仕外，掌握了知贡举权是重要的一点，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高门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综观“山东士族”乃至于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南北朝时，在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称谓，无论是“崔、卢、郑、王”、“崔、卢、李、郑”，还是“崔、卢、李、郑、王”，崔、卢都排于前两位，遂有东魏崔甗之说。而郑氏，或排第三位，或排第四位，但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氏在排列中有变化。到了唐朝，高门大族，虽有“五姓”之说，但以依据整体实力看，“五姓”并非前五名的排列。有唐一代，于政治而言，真正实力意义上的“五姓”，则是赵郡李氏、博陵崔氏、荥阳郑氏、河东裴氏、京兆韦氏。唐时出任宰相的，博陵崔氏16人，赵郡李氏17人，荥阳郑氏13人，京兆韦氏16人，河东裴氏17人。前三位属于唐朝“五姓”，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则属于以韦、裴、柳、薛（地位在关中士族杨、杜之上，此两姓虽各出11和10位宰相）为成员的“关中四姓”。具体说，京兆韦氏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迟迟提到的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在唐朝时，河东裴氏更是以17位宰相而于数量上列士族之首，在质量上且有裴寂、裴炎、裴度这样的人物。之所以排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和陇西李氏，是因为博陵崔氏在影响力上已反超清河崔氏（为宰相者12人）；弃范阳卢氏（为宰相者9人）则是因为其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陇西李氏在唐时有宰相12人，且因皇室自称出自该门，而被列为官方意义的第一等高门，但实际上在士人中并不被认可；至于太原王氏，唐时任宰相者寥寥，人物的影响力不足，且其家族在唐时要次于崔、卢、郑、李。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力量也不容忽略。但随着僖宗时代的开始，黄巢暴起，广明离乱，以至公元905年的“白马之变”，收拾残唐的朱温，将崔远、裴枢、独孤损等高门朝臣一起投入滚滚黄河，一个时代也就随着远去的流水而真的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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