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溟承教育廳之約至此地講演，是很榮幸的。本來，去年教育廳約過我一次，我已從上海首途，適值直皖戰爭，火車到徐州就不通行，所以，我又折回去沒有得來。今年復承此約，終究得來，似乎我們今日之會並非偶然！今日在大雨的時候承大家來聽，在我對於大家的意思應當聲謝！
一般人對這問題的意思
此次預備講演的題目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個題目看起來似乎很浮誇，堂皇好看，而我實在很不願意如此引導大家喜歡說浮誇門面，大而無當的話。或者等我講完之後，大家可以曉得我不是喜歡說大的堂皇的門面話。大概社會上喜歡說好聽的門面話的很多，這實在是我們所不願意的。去年將放暑假的時候，北京大學的蔡孑民先生還有幾位教授都要到歐美去，教職員開歡送會。那時候我記得有幾位演說，他們所說的話大半都帶一點希望這幾位先生將中國的文化帶到歐美而將西洋文化帶回來的意思。我當時聽到他們幾位都有此種言論，於是我就問大家：“你們方才對於蔡先生同別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謂將中國文化帶到西方去是帶什麼東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問——而所謂中國文化究竟何所指呢？”當時的人卻都沒有話回答，及至散會後，陶孟和先生同胡適之先生笑著對我說：“你所提出的問題很好，但是天氣很熱，大家不好用思想。”我舉此例就是證明大家喜歡說好聽、門面、虛偽的話。如果不曉得中國文化是什麼，又何必說他呢！如將“中國文化”當做單單是空空洞洞的名詞而毫無意義，那麼，他們所說的完全是虛偽，完全是應酬！非常無味，非常要不得！
大約兩三年來，因為所謂文化運動的原故，我們時常可以在口頭上聽到，或在筆墨上看到“東西文化”這類名詞。但是雖然人人說得很濫，而大家究竟有沒有實在的觀念呢？據我們看來，大家實在不曉得東西文化是何物，僅僅順口去說罷了。大約自從杜威來到北京，常說東西文化應當調和；他對於北京大學勉勵的話，也是如此。後來羅素從歐洲來，本來他自己對於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難免說中國文化如何的好。因此常有東西文化的口頭說法在社會上流行。但是對於東西文化這個名詞雖說的很濫，而實際上全不留意所謂東方化所謂西方化究竟是何物？此兩種文化是否像大家所想像的有一樣的價值，將來會成為一種調和呢？
後來梁任公從歐洲回來，也很聽到西洋人對於西洋文化反感的結果，對於中國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種羨慕。所以梁任公在他所作的《歐遊心影錄》裡面也說到東西文化融合的話。於是大家都傳染了一個意思，覺得東西文化一定會要調和的，而所期望的未來文化就是東西文化調和的產物。但是這種事業很大，總須俟諸將來，此刻我們是無從研究起的！
我當初研究這個問題是在民國六七年的時候。那時我很苦於沒有人將東西文化並提著說，也沒有人著眼到此地，以為如果有人說，就可以引起人研究，但是現在看來，雖然有人說而仍舊並沒有人研究，在我研究的時候，很有朋友勸我，說這個問題範圍太廣，無從著手，如張崧年先生屠孝實先生都有此意。然而在我覺得上面所述的三個意思都是不對的。第一個意思，沒有說出東西文化所以調和之道而斷定其結果為調和，是全然不對的。第二個意思，覺得此問題很大，可以俟諸將來，也非常不對；因為這個問題並非很遠的事情，雖然我們也曉得這件事的成功要在未來，而問題卻是目前很急迫的問題！我們從此開始作起，或者才有解決——他們所說的調和我們現在姑且說作解決——之一日。所以這種事業雖遠，而這個問題卻不遠的。第三個意思，以為問題範圍太大，如哲學、政治制度、社會習慣、學術、文藝，以及起居、物質生活，凡是一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在研究的範圍之內，恐怕無從著手；這個意思也不對，實在並非沒有方法研究。我們上來所述僅僅指出這三個意思的不對，以下再說這三個意思為什麼不對。
以為這問題還遠的不對
第一，我們先說這個問題是很急迫的問題，並非是很遠的問題，可以俟諸將來再解決的。我們現在放開眼去看，所謂東西文化的問題，現在是怎樣情形呢？我們所看見的幾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歐美等國完全是西方化的領域，固然不須說了。就是東方各國，凡能領受接納西方化而又能運用的，方能使它的民族、國家站得住；凡來不及領受接納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強力所佔領。前一種的國家，例如日本，因為領受接納西方化，故能維持其國家之存在，並且能很強勝的立在世界上；後一種的國家，例如印度、朝鮮、安南、緬甸，都是沒有來得及去採用西方化，結果遂為西方化的強力所佔領。而唯一東方化發源地的中國也為西方化所壓迫，差不多西方化撞進門來已竟好幾十年，使秉受東方化很久的中國人，也不能不改變生活，採用西方化！幾乎我們現在的生活，無論精神方面、社會方面和物質方面，都充滿了西方化，這是無法否認的。所以這個問題的現狀，並非東方化與西方化對壘的戰爭，完全是西方化對於東方化絕對的勝利，絕對的壓服！這個問題此刻要問：
東方化究竟能否存在？
隨便持調和論的不對
第二，我們所要說的，就是，我們從如此的情形看出這個問題的真際究竟在什麼地方？換言之，就是，東方化還是要連根的拔去，還是可以翻身呢？此處所謂翻身，不僅說中國人仍舊使用東方化而已，大約假使東方化可以翻身亦是同西方化一樣，成一種世界的文化——現在西方化所謂科學（science） 和“德謨克拉西” 之二物，是無論世界上那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所以，此刻問題直截了當的，就是東方化可否翻身成為一種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為世界文化則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當然不能僅只使用於中國而須成為世界文化。但是從大概情形來看，僅能看出東方化將絕根株的狀況，而看不出翻身之道。照我們以前所說東方化的現狀，一般頭腦明利的人都覺得東方化不能存留；假如採用西方化，非根本排斥東方化不可。近三四年來如陳仲甫等幾位先生全持此種論調，從前的人雖然想採用西方化，而對於自己根本的文化沒有下徹底的攻擊。陳先生他們幾位的見解，實在見的很到，我們可以說是對的；譬如陳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裡面，主張我們現在應將一切問題撇開，直接的改革倫理思想，因此他將中國倫理思想最根本的孔子教化，痛下攻擊！他在另外一篇文章裡說道：
倘吾人以中國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組織吾之國家，支配吾之社會，使適於今日世界之生存，則凡十餘年來之變法維新、流血革命、設國會、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無一非多事，應悉廢罷，萬一欲建設新國家新社會，則對於此新國家新社會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勇猛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陳君這段話也可以說是痛快之至，在當時只有他看的如此之清楚！
東方文化的兩大支，是中國化和印度化。以上所說是對於中國化。對於印度化，如李守常先生說：印度“厭世的人生觀不合於宇宙進化之理”，則又是將印度化一筆勾銷了！李先生是主張將“靜的精神”根本掃蕩的，而他所以詮釋東方文化者即此四字，就是根本不要東方化了！這種主張從根本上不要東方化是很對的；而不能說出所以然，就胡亂主張兩文化將來必能融通，實在不對。
現在我們進一層替他們兩位發揮未盡的意思：據我們看，所謂一家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總括起來，不外三方面：
（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等是。宗教、文藝是偏於情感的，哲學、科學是偏於理智的。
（二）社會生活方面，我們對於周圍的人——家族、朋友、社會、國家、世界——之間的生活方法都屬於社會生活一方面，如社會組織、倫理習慣、政治制度及經濟關係是。
（三）物質生活方面，如飲食、起居種種享用，人類對於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種是。
我們人類的生活大致不外此三方面，所謂文化亦可從此三方面來下觀察。如果就此三方面觀察東西文化，我們所得到的結果：第一，精神生活方面，東方人的宗教——雖然中國與印度不同——是很盛的，而西方人的宗教則大受批評打擊；東方的哲學還是古代的形而上學，而西洋人對於形而上學差不多棄去不講；即不然，而前途卻是很危險的。此種現象，的確是西洋人比我們多進了一步的結果。西洋人對於宗教和形而上學的批評，我們實在不能否認，中國人比較起來，明明還在未進狀態的。第二，社會生活方面，西洋比中國進步更為顯然。東方所有的政治制度也是西方古代所有的制度，而西方卻早已改變了；至於家庭、社會，中國也的確是古代文化未進的樣子，比西洋少走了一步！第三，物質生活方面，東方之不及西方尤不待言。我們只會點極黑暗的油燈，而西洋用電燈；我們的交通上只有很笨的騾車，而西洋人用火車飛艇。可見物質方面的不濟更為顯著了！由此看來，所謂文化只有此三方面，而此三方面中東方化都不及西方化，那麼，東方化明明是未進的文化，而西方化是既進的文化。所謂未進的文化大可以不必提起，單採用既進的文化好了！我記得有一位常乃德先生說西方化與東方化不能相提並論，東方化之與西方化是一古一今的；是一前一後的；一是未進的，一是既進的。照我們從生活三方面觀察所得的結果看來，常君這種論調是不錯的。我們看東方文化和哲學，都是一成不變的，歷久如一的，所有幾千年後的文化和哲學，還是幾千年前的文化，幾千年前的哲學。一切今人所有，都是古人之遺；一切後人所作，都是古人之餘；然則東方化即古化。西方化便不然；思想逐日的翻新，文化隨時闢創，一切都是後來居上，非復舊有，然則西方化就是新化。一古一今不能平等而觀，是很對的。假使說東方化能翻身，即是說古化能大行於今後未來之世界；這話誰敢信呢？一般人或以為東方在政治制度，社會的風俗習慣，以及物質的享用雖不及西方人，而精神方面比西方人要有長處的。這種說法不單舊派人如此，幾乎有些新派的人亦有此種意思。
但是我要反問一句：現在對於東西文化的問題既然問到最後的根本，不是已然看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宗教、哲學、道德、藝術根本上不對麼？不是要做思想的改革，哲學的更新麼？怎樣又可以說精神方面中國人有長處呢？所以一般人的意思，全然不對！而胡適之先生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亦持很客套的態度，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導言上說：
世界上的哲學，大概可分為東西兩支。東支又分印度、中國兩系。西支也分希臘、猶太兩系。初起的時候，這四系都可算獨立發生的。到漢以後猶太系加入希臘系成了歐洲的中古哲學。印度系加入中國系成了中國的中古哲學。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勢力漸衰，儒家復起，遂產生了中國近世的哲學。歷宋、元、明、清，直到如今。歐洲思想漸漸脫離猶太系的勢力，遂產生了歐洲的近古哲學。到了今日這兩大支的哲學互相接觸互相影響，五十年後一百年後或竟能發生一種世界的哲學也未可知。
胡先生這樣將東方與西洋兩派哲學相提並論，同樣尊重的說話，實在太客套了！我們試看中國的哲學，是否已經經過西洋哲學的那樣批評呢？照胡先生所講的中國古代哲學，在今日哲學界可有什麼價值呢？恐怕僅只做古董看著好玩而已！雖然《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後半部還沒有作出來，而胡先生的論調卻是略聞一二的。像這種堂皇冠冕的話恐怕還是故相揶揄呢！
所以大家一般人所說精神方面比較西方有長處的說法，實在是很含混不清，極糊塗、無辨別的觀念，沒有存在的餘地！
論到此處可以看出，大家意思要將東西文化調和融通，另開一種局面作為世界的新文化，只能算是迷離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確切的論斷。像這樣糊塗、疲緩、不真切的態度全然不對！既然沒有曉得東方文化是什麼價值，如何能希望兩文化調和融通呢？如要調和融通總須說出可以調和融通之道，若說不出道理來，那麼，何所據而知道可以調和融通呢？大概大家的毛病，因為西洋經大戰的影響對於他們本有的文化發生反感，所以對於東方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羨慕，譬如杜威羅素兩先生很不看輕中國的文化，而總覺得東西文化將來會調和融通的。大家聽了於是就自以為東方化是有價值了。但假使問他們如何調和融通，他們兩先生其實也說不出道理來。又梁任公先生到歐洲也受這種影響，在《歐遊心影錄》上面說，西洋人對他說“西方化已經破產，正要等到中國的文化來救我們，你何必又到我們歐洲來找藥方呢！”他偶然對他們談到中國古代的話，例如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四海之內皆弟兄也”以及墨子的“兼愛”，西洋人都歎服欽佩以為中國文化可寶貴。梁先生又說柏格森倭鏗等人的哲學都為一種翻轉的現象，是要走禪宗的路而尚未走通的。如此種種扢揚中國文明。其實任公所說，沒有一句話是對的！他所說的中國古話，西洋人也會說，假使中國的東西僅只同西方化一樣便算可貴，則仍是不及人家，毫無可貴！中國化如有可貴，必在其特別之點，必須有特別之點才能見長！他們總覺得旁人對我稱讚的，我們與人家相同的，就是可寶貴的；這樣的對於中國人文化的推尊，適見中國文明的不濟，完全是糊塗的、不通的！我們斷然不能這樣糊糊塗塗的就算了事，非要真下一個比較解決不可！
所以照我們看這個問題，西洋人立在西方化上面看未來的文化是順轉，因為他們雖然覺得自己的文化很有毛病，但是沒有到路絕走不通的地步，所以慢慢的拐彎就會走上另一文化的路去；至於東方化現在已經撞在牆上無路可走，如果要開闢新局面必須翻轉才行。所謂翻轉自非努力奮鬥不可，不是靜等可以成功的。如果對於這問題沒有根本的解決，打開一條活路，是沒有辦法的！因此我們對於第二種意思——調和融通的論調——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
來源：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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