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謂“有意義的形式”，正在於它是積澱了社會內容的自然形式。
在《美的歷程》一書中，作者李澤厚先生在《先秦理性精神》一章最先論述的便是“儒道互補”。
先生提到，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和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學說，都是先秦理性精神在當時的思想和文藝領域的重要表現。
接下來,先生分別對這兩種學說作了一番精審的分析。尤其是儒道思想對後世士人在入世還是出世的人生選擇上，以及在樂觀進取還是消極退避的人生態度上產生的影響，先生的觀點可謂偏闢入裡。
但是，就在我不斷欣賞和反覆閱讀中，發現這裡存在一個問題：在這一節裡，先生直接把“儒道互補”作為這一時期的特徵是否妥當？
既然是“互補”，那麼二者之間必定存在相互滲透、補充協調的成分。但是在那百家蜂起，諸子爭鳴的時期，這兩種思想的互補性並沒有一個很好的體現，儒家和道家作為兩個學派更多的是分流，是對立。
我認為真正的儒道互補，應該是在後世士大夫那裡才淋漓盡致的顯現出來，正如先生所言“‘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常是後世士大夫的互補人生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也成為中國曆代知識分子的常規心理及其藝術意念”。
所以，更準確的說，先生這裡強調的“儒道互補”應該是，後世思想和文藝領域裡呈現出來的重要特徵，而先秦理性精神下的“儒”和“道”作為兩種對立存在的學說，二者在此時的衝突和摩擦，應該是它們在後世走向融合和協調狀態的前階段。
鬱陶思君未敢言，寄書浮雲往不還。
那麼，原本離異的“儒”“道”又是怎麼朝著互補階段發展的呢？
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又是什麼？
出世和入仕、積極與避退，士人是何如在二者間抉擇呢？
士人又是怎樣在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中找到契合點？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還存在哪些至關重要的問題？
下面，我試對以上幾個問題進行簡要分析。
如我們所知，某一思想的形成並非是一朝一夕之間，其間必有一個曲折往復、由暗轉明的過程。我想，在這個過程中，文士從文化人大類中分離出來，士大夫群體轉向文學創作，文士地位的提升以及文士和士大夫兩重身份的疊合等等問題，都是絕不能忽視的。下面，我僅就漢末和曹魏文士地位改變的情況，簡略談談我的想法。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成為唯一具有正統地位的學說。不管是漢武帝時期的御用文人，東觀文人還是鴻都門學士們，他們都是有別於士大夫身份的“俳優”、“小人”，他們無一不向正統的經學靠攏，唯此，才能獲得上層士大夫的認可。
而另一方面，漢末經學衰微，儒學已經失去了經世致用的現實效力，兩次黨禁又使士人入仕的熱情消減，為文章之事的趨勢大增。
以前從屬於儒學的文學不必再向經世致用的方向看齊；士人寫作的內容也不必再限定於儒家經典之中，而是轉向了新內容。士人丟棄章句之學，轉而選擇更能表情達意的文章之事，社會對文章之事的改觀必然引起文士社會地位的改變。文人地位的改變，也有利於代表下層人士思想的學說觀點向主流思想滲透。
燕雀戲藩柴，安知鴻鵠遊？
而文人地位的明顯提升，要從曹丕《典論·論文》提出“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說起。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使文章依附孔業，抬升了文學和文士的地位。曹氏父子對文章之事的提倡和踐行都是對漢靈帝置鴻都門學的延續，統治者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對文人、文學的接受。曹氏在重視傳統德行的同時，對文人地位的提升和文化價值的引導是重才藝的表現，德行與才藝並重也是對文人地位的認可。就像“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將文章之事放到與傳統經學同等的位置，同樣提升了文人和文學的社會地位。
所以，曹丕在《論文》中才會把寫作的追求和情感基調往傳統的方向上引領。以此，把文學從不被普遍接受的“個體自覺”，上升為一種“集體自覺”的追求。
曹氏提升文章地位，把文章之事與儒家立言不朽相掛鉤，承認其合法地位，相當於引導士人可為的方向。這種文化價值既接近民眾立場的“士人君子”，又在向傳統靠攏的同時縮小了曹氏統治階級自身與傳統士大夫的身份差距。
這樣一來，下層文士在感慨周遭時也把儒家濟世情懷融入實際創作，在筆墨之間抒發自己建功立業的濟世情懷，這不但引起了士人的共鳴，反應了士人的心理需求，而且正與傳統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相吻合；繼兩次黨錮之後，傳統士大夫在失意之時也更加願意寄託於文章之事，給自己開闢一片安放心靈的淨土——精神家園。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接下來的竹林七賢（“越名教而任自然”）、陶淵明（田園詩）、謝靈運（山水詩）等又為士人的精神家園開墾了可供耕耘的“土地”，這才使得後世士大夫在官場失意後寄情于山水成為可能。
由此，不能不說這是士人儒道互補思想的雛形階段。
於我而言，“儒道互補”顯然是個無法駕馭的大命題，因自己才力有限，又礙於學識淺薄，只能就一兩個小問題簡單地說說自己的想法，其發展的前因後果，還有待我日後繼續研究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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