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义的形式”，正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
在《美的历程》一书中，作者李泽厚先生在《先秦理性精神》一章最先论述的便是“儒道互补”。
先生提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都是先秦理性精神在当时的思想和文艺领域的重要表现。
接下来,先生分别对这两种学说作了一番精审的分析。尤其是儒道思想对后世士人在入世还是出世的人生选择上，以及在乐观进取还是消极退避的人生态度上产生的影响，先生的观点可谓偏辟入里。
但是，就在我不断欣赏和反复阅读中，发现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在这一节里，先生直接把“儒道互补”作为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否妥当？
既然是“互补”，那么二者之间必定存在相互渗透、补充协调的成分。但是在那百家蜂起，诸子争鸣的时期，这两种思想的互补性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儒家和道家作为两个学派更多的是分流，是对立。
我认为真正的儒道互补，应该是在后世士大夫那里才淋漓尽致的显现出来，正如先生所言“‘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
所以，更准确的说，先生这里强调的“儒道互补”应该是，后世思想和文艺领域里呈现出来的重要特征，而先秦理性精神下的“儒”和“道”作为两种对立存在的学说，二者在此时的冲突和摩擦，应该是它们在后世走向融合和协调状态的前阶段。
郁陶思君未敢言，寄书浮云往不还。
那么，原本离异的“儒”“道”又是怎么朝着互补阶段发展的呢？
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
出世和入仕、积极与避退，士人是何如在二者间抉择呢？
士人又是怎样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中找到契合点？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下面，我试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如我们所知，某一思想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之间，其间必有一个曲折往复、由暗转明的过程。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文士从文化人大类中分离出来，士大夫群体转向文学创作，文士地位的提升以及文士和士大夫两重身份的叠合等等问题，都是绝不能忽视的。下面，我仅就汉末和曹魏文士地位改变的情况，简略谈谈我的想法。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成为唯一具有正统地位的学说。不管是汉武帝时期的御用文人，东观文人还是鸿都门学士们，他们都是有别于士大夫身份的“俳优”、“小人”，他们无一不向正统的经学靠拢，唯此，才能获得上层士大夫的认可。
而另一方面，汉末经学衰微，儒学已经失去了经世致用的现实效力，两次党禁又使士人入仕的热情消减，为文章之事的趋势大增。
以前从属于儒学的文学不必再向经世致用的方向看齐；士人写作的内容也不必再限定于儒家经典之中，而是转向了新内容。士人丢弃章句之学，转而选择更能表情达意的文章之事，社会对文章之事的改观必然引起文士社会地位的改变。文人地位的改变，也有利于代表下层人士思想的学说观点向主流思想渗透。
燕雀戏藩柴，安知鸿鹄游？
而文人地位的明显提升，要从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说起。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使文章依附孔业，抬升了文学和文士的地位。曹氏父子对文章之事的提倡和践行都是对汉灵帝置鸿都门学的延续，统治者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对文人、文学的接受。曹氏在重视传统德行的同时，对文人地位的提升和文化价值的引导是重才艺的表现，德行与才艺并重也是对文人地位的认可。就像“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章之事放到与传统经学同等的位置，同样提升了文人和文学的社会地位。
所以，曹丕在《论文》中才会把写作的追求和情感基调往传统的方向上引领。以此，把文学从不被普遍接受的“个体自觉”，上升为一种“集体自觉”的追求。
曹氏提升文章地位，把文章之事与儒家立言不朽相挂钩，承认其合法地位，相当于引导士人可为的方向。这种文化价值既接近民众立场的“士人君子”，又在向传统靠拢的同时缩小了曹氏统治阶级自身与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差距。
这样一来，下层文士在感慨周遭时也把儒家济世情怀融入实际创作，在笔墨之间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济世情怀，这不但引起了士人的共鸣，反应了士人的心理需求，而且正与传统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相吻合；继两次党锢之后，传统士大夫在失意之时也更加愿意寄托于文章之事，给自己开辟一片安放心灵的净土——精神家园。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接下来的竹林七贤（“越名教而任自然”）、陶渊明（田园诗）、谢灵运（山水诗）等又为士人的精神家园开垦了可供耕耘的“土地”，这才使得后世士大夫在官场失意后寄情于山水成为可能。
由此，不能不说这是士人儒道互补思想的雏形阶段。
于我而言，“儒道互补”显然是个无法驾驭的大命题，因自己才力有限，又碍于学识浅薄，只能就一两个小问题简单地说说自己的想法，其发展的前因后果，还有待我日后继续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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