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代中期的火器研制家与统兵将领，在抗倭御虏的军事形势下，极为重视火器制造，把它放在御侮战争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地位加以研究。
明军抗倭图
一、明代中期从战略高度倡导火器的发展
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统一和维护明廷的统治，他们纷纷从战略高度出发倡导火器的发展。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在奏议收复河套时，认为，同蒙古骑兵相比，明军的优势“莫先于火器”，这是“所以保国家而卫生民”的根本；又说“中国长技，火器为最”。为此，他建议在陕西三边组建20个装备霹雳炮(此处的霹雳炮是一种管射火炮的名称)的战车营，每营编5000人，共10万人。每营装备霹雳战车20辆，每辆战车装备霹雳炮18门、大连珠炮1门、二连珠炮1门、手把铳2支、火箭200支，以及各种火器所需要的铅弹与火药。尔后将这20个齐装满员的霹雳战车营，配合步骑兵，依托长城要塞，防御蒙古骑兵的袭扰。
戚继光海防图
戚继光无论是在东南沿海抗倭还是到北方练兵守边，都极为注重火器的研制和使用，认为“五兵之中，唯火最烈”，“守险全恃火器”，火炮“可当虏聚冲”，把火器看成是作战致胜和守边御敌的重要条件。他的戎马生涯和留下的军事论著，都充分表明他是一位注重火器研制和使用的军事家。
火器研制家赵士桢虽身无疆场之寄，肩无三军之任，但却以国家兴亡为己责，频频上奏朝廷，多方制造舆论，请求朝廷大力发展火器制造，改善军队的装备与国防设施。他认为当时的海中之国日本，戒心已生，祸胎已萌，在蚕食朝鲜之后，必“尽朝鲜之势窥我内地”;北方少数民族与我仅一墙(指长城)之隔，内犯之势必不可免。因此都要加强防御，要根据他们的作战特点，大力制造枪炮和战车，才能“挫凶锋”，“张国威”。
不仅如此，赵士桢还建议朝廷把发展火器制造之事同固国安邦的长远打算结合起来，认为讲究“神器，非一朝一夕之深，而是国家万世之利”的大计，能使“国家聚不饷劲兵，储无敌飞将”，“传之百世无弊，用之九边具宜”。如果京营增加火器，“可以壮居重御轻之勢，广之边方，可以张折冲御侮之威”。
为此，他要求当局者不要被无真知灼见的言论所动摇，把发展火器制造之事同为国“灭贼”之举结合起来，坚持下去，使国家迅速转弱为强，兵精器利，使敌人胆落心寒，不敢来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二、明代中期坚持创新的观点发展火器
明代中期的火器研制家与统兵将领，在发展火器制造中，摒弃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陈腐观念、坚持不断发展创新的观点。他们认为火器固然是我之长技，太祖和成祖也已在火的制造和使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战争规模和水平的发展，敌情的变化，火器以及其他各种兵器也应随之发展，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和国防的改善。
为此，戚继光主张“器械旧有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设之；原未有者创造之”。“五兵之制固多种，古今所不同，在于因敌变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的部队最有效地研制和使用了各种新式火器，他在东南沿海抗倭作战中，根据地形和倭寇作战的特点，及时组织人员创制了适用于山地和水网地进行机动作战的虎蹲炮，适用于水战的喷筒、火桶、架射火箭(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以及大量采用仿制的佛郎机、铜发烦、鸟铳等先进火器。
火器铸造图
隆庆二年(1568年)他奉命到蓟镇练兵以后，除了将在南方已用有成效的部分火器移用于北方外，又根据北方作战地形和对付骑兵作战的特点，及时组织人员研制成适用于北方进行作战的快枪、骑兵用的三眼铳；适用于守城战需要的石炮和引爆地雷的机械式钢枪轮发火装置。
翁万达在《置造火器疏》中认为，制造火器要因旧创新，合于时用。在此思想指导下，他组织人员在改造旧式火器的基础上，创制了四种新式火器。其中有：提高明初火铳射速的单兵枪“三出连珠”，具有佛郎机特点的单兵枪“百出先锋炮”，增强铁壳爆炸弹威力的“铁棒雷飞炮”，用走兽驮载至敌阵进行群弹齐爆的“火兽布地雷炮”。
赵士桢剧照
赵士桢主张研制火器“必须因时而创新”，出奇而制胜，所以他本人创制的火器，都有“韬钤奇正，再观古人兵器，触类变通，加以妙悟”而成的特点。
在坚持创新的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新型火器层出不穷。仅副总兵茅元仪搜集的各种新型火器资料，就有上百种之多，内容极为丰富，经过编辑整理，汇成16卷，集纳于经过他倾注十五年心血而成的巨著《武备志》中。其中记载的火器，既有适用于南方的，又有适用于北方的；既有适用于水战的，又有适用于陆战的；既有适用于野战的，又有适用于攻守城池的；既有通用的，又有用专用的，是明代在火器制造与使用方面所获成果的光辉记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红夷大炮图
三、明代中期力求精益求精制造的火器
明代中期为了保证火器能在作战中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当时对各种火器的制造，都坚持力求精益求精的思想。戚继光在组织部下仿制郎机时，从材料的选用到构件的装配使用，都提出了保证质量的许多严格而具体的要求。所以佛郎机能成为戚家军广泛使用的克敌制胜的利器。
赵士桢则建议当时主持制造火器的军工部门，必须“知人普任，事专责成”，选用技精艺熟的工匠，制造精利的枪炮。他指出，承担枪炮制造的工匠，必须认真负责，不辞劳苦，专心制造，“毫忽不宜苟简”。他对当时不负责任，滥造滥用火器的人，提出了严厉的指责：有些部门
“每每令庸工造之，庸将主之，庸兵习之。造者不尽其制，主者不究其用，习者不臻其妙，因循玩慨（荒废的意思)，人自为心，彼此推诿，浪造浪用”
工匠制造火器图
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一些市井庸流之徒，只顾通过制造枪炮获利，不顾成品的质量，“一任匠作乱做，火之熟与不熟(这是指不掌握炼钢时的火候)、盆口之合与不合(这是指卷制枪管时枪管接缝处吻合不吻合)，膛之直与不直，以及子铳厚薄精粗，茫然不解，一经试放，十坏五六”，而主事者既不了解情况，也不究其原因，便将新制造的枪炮弃置不用，造成严重的浪费。因此，他要求枪炮制造者必须讲究制造之法，才能造出精良的成品。
赵士桢不但要求工匠在平时要精工制造，而且要求工匠随军作战，及时修制枪炮，以保证作战部队的需要。按照他的估算，每万名士兵，须配能工巧匠300人，才能应付战事的需要。赵士桢对于保证枪炮制造的质量，满足战事需求等问题，都作了论述。
四、结语：
由于明代名士戚继光、翁万达及赵士桢等人，能够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倡导火器的发展，在发展火器制造中，摒弃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陈腐观念，坚持不断发展创新，并且非常重视火器的制造质量，主张精益求精，所以在他们的组织、倡导下，明代研制、创造、改进发展出了数十种质地精良、适合各种战况和战场环境的新式火器装备，既保卫了大明王朝的江山与百姓，同时又为我国火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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