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夜，時任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從廣播裡聽到傅作義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的消息。第二天，他匆匆飛往北平，向老上司傅作義請示下一步綏遠怎麼辦。
董其武1928年投到傅作義麾下，一直跟隨他出生入死，後來坐上綏遠軍政頭把交椅。傅作義向他詳細講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經過，叮囑他投向人民的道路是大勢所趨。至於綏遠怎麼解決，傅作義說：等見到毛主席之後再定。
1949年，時任國民黨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在和平起義通電上簽字
一個月後，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見傅作義，提到綏遠問題說：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好解決了，可以先放一下，讓董其武做好內部工作，等待他們起義。這就確定瞭解決綏遠問題的基調。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綏遠問題早已有初步設想。北平和平談判期間，傅作義曾提出，將北平、天津、塘沽、綏遠一起解決。毛澤東從戰略全局和實際情況出發，考慮當時焦點在於拿下平、津，決定“平津兩處辦理完畢後，即可照此辦法解決塘、綏問題”。其後，擔任監視歸綏國民黨軍任務的李井泉等部提出增兵綏遠的建議，中央軍委從軍事上的利弊得失考慮，增兵西進會迫使對方西逃，且綏遠敵我兵力差距較大，難以達到殲滅目的，決定對綏遠暫不用兵。
這次西柏坡會見重提綏遠問題，傅作義已完整交出北平，為人民立了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採用一種更加和緩的方式解決綏遠問題。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闡述了“綏遠方式”：“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說向這一部分軍隊做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1955年，董其武被授予解放軍上將軍銜
“綏遠方式”與“北平方式”既緊密聯繫又有所區別。它既是為了使傅作義看到共產黨言而有信、寬大為懷，鞏固北平和平解放的成果；更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從實際出發，抓住主要矛盾，切合全局形勢和綏遠實際做出的重要決策。
從解放戰爭戰略全局出發，三大戰役結束後，主要矛盾在於集中力量解決盤踞華南、西南、西北的白崇禧、胡宗南等部，綏遠可以暫時放一放。就綏遠問題本身來說，毛澤東抓住瞭解決這個問題的“牛鼻子”——傅作義。傅作義從綏遠起家，根底深厚。他的老部下董其武、孫蘭峰掌握綏遠軍政大權，對他忠誠信服。綏遠儘管存在眾多派系，形勢複雜，傅作義仍舊可以而且只有他可以控制局勢。
中共中央、毛澤東從這一實際出發，北平解放後繼續做傅作義的工作。遷駐北平後，毛澤東又多次接見傅作義，同他談話，幫助他提高思想認識，推動綏遠問題解決。還安排薄一波、聶榮臻做好傅作義的工作，並由華北人民政府協助董其武開展工作。周恩來受毛澤東委託，直接指導綏遠和平談判。談判之初，雙方代表一度產生很多分歧和矛盾。周恩來叮囑共產黨談判代表不要性急，冷靜考慮對方提出的條件，理解他們的愛國心和困難，積極、耐心工作，等待他們的覺悟。華北局將每次談判情況上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都及時給予指示，使談判得以順利進行。
在毛澤東、周恩來直接關心指導下，經過近3個月談判，雙方在劃界、金融、貿易及派遣聯絡機構等方面達成共識，對綏遠方面提出的非原則性要求均給予最大照顧和讓步。
6月8日綏遠和平協議簽訂，毛澤東接見傅作義等人，在座的還有周恩來、朱德、聶榮臻、薄一波等。毛澤東說：綏遠問題就按他們商定的條款辦理，不過不要登報了，因為條款沒有寫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綏遠和平解放。不然別處都要“綏遠方式”，我們就不好辦了。這道出了“綏遠方式”的特殊性和對傅作義、董其武部的寬大政策。
國民黨反動勢力千方百計阻撓、破壞綏遠走和平起義道路，或停發軍費、逼董西撤，或封官許願、加以收買。毛澤東充分信任、倚重傅作義和董其武，支持他們做好內部工作。7月中旬，發生國民黨特務公開槍殺中共聯絡處工作人員王士鑫的血案。董其武感到事態嚴重，擔心引起誤會，影響和平進程，馬上發電報給傅作義並轉報中共中央。毛澤東接見傅作義時，表示：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沒有犧牲，綏遠解放用“綏遠方式”不變；告訴董主席多加註意。
綏遠起義原計劃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完成，因國民黨的挑撥分化，遲遲不能實現。8月的一天，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召見傅作義等人，對綏遠問題表達關切，希望傅作義、鄧寶珊親自到綏遠促成起義。
毛澤東要傅到綏遠去，有人擔心是放虎歸山，說萬一傅作義跑掉怎麼辦。毛澤東問薄一波的看法，薄一波說：“我敢百分之百保證，不會跑。”毛澤東接著說：“北平和平解放，傅立了大功，我們對綏遠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輸了理。綏遠的主力董其武部是傅的老部下，現在把領導責任放在傅肩上，這樣我們就主動了。傅作義哪裡會跑！”
傅作義到綏遠後，沒有辜負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厚望。他召集軍、師、旅級幹部談話，對少數猶豫觀望甚至反對和平起義的高級將領耐心說服，邀請各族各界和地方代表共商綏遠起義前途，形成了處理綏遠問題的幾項原則和步驟，向中央提出建議。毛澤東覆電都予以同意，並表示：不論什麼步驟和辦法，只要能使綏遠及其軍隊成為全國一樣的解放區和解放軍便都是好的。
得益於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寬大政策和關懷感召，傅作義和董其武積極推動，綏遠和平起義終於按期舉行。1949年9月19日，綏遠軍政幹部和地方各界代表39人發表起義通電，宣佈脫離蔣介石、李宗仁集團，堅決走到人民方面來。第二天，毛澤東、朱德覆電慶賀：“希望你們團結一致，努力進步，改革舊制度，實行新制度，為建設人民的新綏遠而奮鬥。”
1982年，董其武加入中國共產黨
由毛澤東、周恩來提議，經新政協籌備會協商通過，傅作義、鄧寶珊和綏遠和平起義的董其武、孫蘭峰、周北峰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九一九”起義後，中央為綏遠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對起義人員包下來，耐心教育改造。經過近兩年時間，終於使部隊實現解放軍化，綏遠地區實現解放區化。新中國成立後，傅作義出任水利部部長；董其武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9軍軍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來源：《老一輩革命家在香山》，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組織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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