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夜，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从广播里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的消息。第二天，他匆匆飞往北平，向老上司傅作义请示下一步绥远怎么办。
董其武1928年投到傅作义麾下，一直跟随他出生入死，后来坐上绥远军政头把交椅。傅作义向他详细讲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叮嘱他投向人民的道路是大势所趋。至于绥远怎么解决，傅作义说：等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
1949年，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在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字
一个月后，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提到绥远问题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等待他们起义。这就确定了解决绥远问题的基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绥远问题早已有初步设想。北平和平谈判期间，傅作义曾提出，将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起解决。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和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当时焦点在于拿下平、津，决定“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其后，担任监视归绥国民党军任务的李井泉等部提出增兵绥远的建议，中央军委从军事上的利弊得失考虑，增兵西进会迫使对方西逃，且绥远敌我兵力差距较大，难以达到歼灭目的，决定对绥远暂不用兵。
这次西柏坡会见重提绥远问题，傅作义已完整交出北平，为人民立了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采用一种更加和缓的方式解决绥远问题。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述了“绥远方式”：“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做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1955年，董其武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
“绥远方式”与“北平方式”既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它既是为了使傅作义看到共产党言而有信、宽大为怀，巩固北平和平解放的成果；更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切合全局形势和绥远实际做出的重要决策。
从解放战争战略全局出发，三大战役结束后，主要矛盾在于集中力量解决盘踞华南、西南、西北的白崇禧、胡宗南等部，绥远可以暂时放一放。就绥远问题本身来说，毛泽东抓住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牛鼻子”——傅作义。傅作义从绥远起家，根底深厚。他的老部下董其武、孙兰峰掌握绥远军政大权，对他忠诚信服。绥远尽管存在众多派系，形势复杂，傅作义仍旧可以而且只有他可以控制局势。
中共中央、毛泽东从这一实际出发，北平解放后继续做傅作义的工作。迁驻北平后，毛泽东又多次接见傅作义，同他谈话，帮助他提高思想认识，推动绥远问题解决。还安排薄一波、聂荣臻做好傅作义的工作，并由华北人民政府协助董其武开展工作。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直接指导绥远和平谈判。谈判之初，双方代表一度产生很多分歧和矛盾。周恩来叮嘱共产党谈判代表不要性急，冷静考虑对方提出的条件，理解他们的爱国心和困难，积极、耐心工作，等待他们的觉悟。华北局将每次谈判情况上报中央，毛泽东、周恩来都及时给予指示，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
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关心指导下，经过近3个月谈判，双方在划界、金融、贸易及派遣联络机构等方面达成共识，对绥远方面提出的非原则性要求均给予最大照顾和让步。
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签订，毛泽东接见傅作义等人，在座的还有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等。毛泽东说：绥远问题就按他们商定的条款办理，不过不要登报了，因为条款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这道出了“绥远方式”的特殊性和对傅作义、董其武部的宽大政策。
国民党反动势力千方百计阻挠、破坏绥远走和平起义道路，或停发军费、逼董西撤，或封官许愿、加以收买。毛泽东充分信任、倚重傅作义和董其武，支持他们做好内部工作。7月中旬，发生国民党特务公开枪杀中共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的血案。董其武感到事态严重，担心引起误会，影响和平进程，马上发电报给傅作义并转报中共中央。毛泽东接见傅作义时，表示：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告诉董主席多加注意。
绥远起义原计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完成，因国民党的挑拨分化，迟迟不能实现。8月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傅作义等人，对绥远问题表达关切，希望傅作义、邓宝珊亲自到绥远促成起义。
毛泽东要傅到绥远去，有人担心是放虎归山，说万一傅作义跑掉怎么办。毛泽东问薄一波的看法，薄一波说：“我敢百分之百保证，不会跑。”毛泽东接着说：“北平和平解放，傅立了大功，我们对绥远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输了理。绥远的主力董其武部是傅的老部下，现在把领导责任放在傅肩上，这样我们就主动了。傅作义哪里会跑！”
傅作义到绥远后，没有辜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厚望。他召集军、师、旅级干部谈话，对少数犹豫观望甚至反对和平起义的高级将领耐心说服，邀请各族各界和地方代表共商绥远起义前途，形成了处理绥远问题的几项原则和步骤，向中央提出建议。毛泽东复电都予以同意，并表示：不论什么步骤和办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
得益于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宽大政策和关怀感召，傅作义和董其武积极推动，绥远和平起义终于按期举行。1949年9月19日，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界代表39人发表起义通电，宣布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复电庆贺：“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努力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1982年，董其武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毛泽东、周恩来提议，经新政协筹备会协商通过，傅作义、邓宝珊和绥远和平起义的董其武、孙兰峰、周北峰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九一九”起义后，中央为绥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对起义人员包下来，耐心教育改造。经过近两年时间，终于使部队实现解放军化，绥远地区实现解放区化。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部长；董其武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来源：《老一辈革命家在香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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