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作者劉慶，曾任新文化報副總編輯，參與了新文化報的改版工作。職業作家。
為什麼辦報人如此不捨？因為這裡有著青春和信念。
為什麼那麼多的讀者如此不捨？因為這張報紙在人們的生活中曾經不可或缺。
我們不願說時光和主導者的輕慢和傲慢，我們也不說時代變遷帶來的鉅變和落寞，我們更不說疫情帶來的不便和缺憾，但是，長春，真的欠《新文化報》一次正式的告別。
別了，《新文化報》！
別了，我們的《新文化報》！
先讓時光回到2003年的3月12日，《新文化報》改版三週年紀念日，那天這張報紙給讀者寫了“一封公開的情書”——有時候，我覺得我的每一期報紙都是一封信，一封百感交集的信。它是寫給你的，富足的你和貧困的你，快樂的你和愁苦的你，年輕的你和年老的你，健康的你和染病的你。我就是這樣一個寫信的人，是一個不辭勞苦的郵差。就這樣，日復一日，我寫著一封永遠也無法完結的長信，因為我們的友誼永遠無法完結，我心裡的愛永遠無法完結。
“情書”的作者是當時的副總編輯任白，那時候，我們都相信“這封信”會一直寫下去。但是，前幾天這封信卻真的“完結”了。長春發佈了《新文化報》休刊的消息，很多人給我發信息，回憶、詢問、惋惜和嘆息。去年《華商晨報》休刊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走吧，怕黑我們就不關燈了》，作為這張報紙的最後一任社長兼總編輯，我記錄了《華商晨報》的最後一夜。時隔一年，《新文化報》也走到了最後時刻。休刊的信息發過幾天了，之前一直不寫，是覺得在長春的新文化報人，尤其是最後一刻還在崗的新文化人更有資格來寫這篇文章。一張報紙的消逝，和一個人的逝去是一樣的，想了想，還是寫篇文章吧，不管心裡多麼不忍，多麼不想道別。
1999年3月12日，總編輯張偉、我和任白兩位副總編共同簽下《新文化報》的出版大樣，最初《新文化報》報眉下面的定位語是我寫的，叫做“新聞創造生機”。做為這張報紙的三個改版人之一，從招聘，到培訓，到開報，往事歷歷在目。得知《新文化報》休刊的消息，我腦海裡出現了兩個畫面，一個是電視劇《亮劍》裡的鏡頭，八路軍李雲龍部先於國民黨的軍隊接受了日本人的投降，隨後國民黨軍隊到了。日本少佐對來接受投降的楚雲飛說，即使戰敗了，我們也不能在一天當中投降兩次。一年多的時間裡，我經歷了兩張伴隨我二十年人生的報紙的消亡，兩次踏入同一條逝水，我生何幸，又何其不幸。
因為新冠疫情的因素，春節放假之後，《新文化報》的紙質版就沒有出過，導致這張報紙沒有最後在紙上向讀者告別的機會。《華商晨報》的最後一版我還來得及寫下十二個字的告別語，奢侈地發了一個整版，這十二個字是我迄今為止發表的最短的一篇文章，文章寫道：“走過了，看見了，知道了，不說了。”遺憾的是，《新文化報》的夥伴們竟無處告別。也因此，除了《亮劍》裡的鏡頭，我想到的是《水滸傳》裡的場面。梁山好漢霹靂火秦明戰死時，作者施耐庵寫下兩句詩：“生前霹靂火，滅時竟無聲。”小時候讀到這句話，心裡一蹦，那時候沒有人生謝幕匆匆無奈的感慨，只覺得一個英雄這樣死去心有不甘。
我記得籌備《新文化報》的改版之時，我和兩個同事坐在東方餃子王的飯店裡暢想未來，我指著大街說，你們能想象有一天長春市民都舉著我們贈送的訂報雨傘走過的情景嗎？雨天，我們的黃傘像向日葵一樣盛開在長春的大街小巷，多麼浪漫，多麼成功，多麼美好。
我們做到了，《新文化報》從1999年3月開報，到11月，用了半年的時間，發行量超過25萬份，開啟了吉林報業的全新一頁。3月12日，長春是一個大雪天，我們全體記者和編輯同發行員一道在大街上發行報紙，那天報紙只印了5000份。1999年5月，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長春街頭抗議遊行的市民舉著的是《新文化報》的號外。我們和國內的幾家報紙聯合發起“捐航空母艦”的策劃，得到了市民的熱烈響應，這個活動很快被組織叫停了，但讀者對一張報紙如此歡迎和信任真是鼓舞人心。
1999年6月1日，長春街頭髮生了一起銀行押鈔員槍擊交警致死的事件，晚上這個報道放到了我的案頭。長春市公安局打來電話壓稿，通知不準發消息，說殺人者正在逃，報紙發消息會影響警方破案。我問對方，如果疑犯抓到了可以發消息嗎？當晚11點，讀者打來電話，說疑犯逃跑時坐著一輛紅色捷達車，現已被警方抓獲。我立刻打電話給長春市公安局，對方說我已經通知了你們，你們不守紀律後果自負。我簽發了這篇稿子，6月2日消息見報的題目是《昨日全安廣場運鈔車司機槍擊交警》。這篇稿子出現了細節錯誤，採訪的記者沒有經驗，問圍觀群眾“什麼槍打的”，群眾不怕事大，回答是“衝鋒槍”。這篇“不聽招呼”的報道引起了軒然大波，市公安局發“紅頭文件”封殺《新文化報》。我們三個總編去公安局溝通，我至今記得那天早晨等候見面的尷尬情景。
隨著報紙的影響力擴大，和警方的關係也有了一些好轉，就有一些新的消息傳出來。一個領導給我們幾個總編說，你們幾個做人很檢點，從不去洗浴中心和娛樂場所。這說法委實嚇人一身冷汗，創報之初，每天睡覺都沒有時間，更別說娛樂的時間，但倘若動了放鬆一下的念頭呢？瓜田李下說不清，沒準會惹出多少事來。當年和我們打交道的公安方面的領導在去年落馬，聽到他的消息我沉默了好長時間，一聲長嘆。
一張報紙的成長和一個孩子的成長一樣，七災八難。同時工作強度之高甚至無法回望。我每天早晨8點到崗，後半夜1點或2點下班，最多一天開了14個會，其中甘苦難以盡述。最怕的是早晨7點多接到有關方面的電話，那一瞬間萬念俱灰，那個點來電話，肯定是什麼稿子“炸了”，出了差錯。組織上在報社等著你，有關領導等著你去“說清楚”，那會兒的心情真是差到了頂點。但你仍然得挺直腰桿走出家門，心裡卻想著但願別是滅頂之災。自己下崗失業事小，上千人的飯碗端在自己的手上啊。一次次面對，一身身冷汗，也得到了許多工作上的箴言，比如“安排大於把關”，比如“毒藥當成補藥吃”。一次次被訓斥，心裡默唸著，他們訓的不是你個人，你是為了一份事業和職業站在這裡的。一次次檢討，讓我有了每次檢討都要寫出“新意”的執念。夜半時分，長春街頭空蕩蕩的，老鼠從垃圾箱中忽然竄出，和風一起從馬路上跑過。我立刻讓司機停下，從一版回想到三十六版。看見了老鼠不吉利，是不是預示著我什麼地方漏掉了，有問題沒有發現，給這張報紙帶來災難，真是神經質了。
有一天的編前會，編輯將一個新華社的百字電稿提交上來，內容是新世紀的第一縷曙光不在浙江的舟山，在吉林省的森林山。我將這篇稿子發在的《新文化報》的頭版頭條，第二天記者告訴我，地圖上找不到森林山。我佈置了第二篇稿件，尋找森林山，後來我們認定琿春的老爺嶺就是森林山。迎接新世紀的第一縷曙光，我們策劃了將紅旗插滿雪山的活動，我們派出三路記者 ，一路去琿春，一路去舟山，一路在長春的羊角嶺。在《新文化報》的推動下，中央電視臺在琿春直播了第一縷曙光照亮中國的時刻，那一刻，《新文化報》燦爛無比。
2001年1月1日的《新文化報》出了二十版，紅版記錄2001年的新世紀曙光，黃版記錄的是1951年，那時候，志願軍正在朝鮮浴血奮戰。藍版是寫給2051年的，如果後代們發現了這份報紙，一定會如獲至寶，他們會看到我們是怎樣暢想了未來。那縷陽光也照耀了我的創作，那縷曙光正是我的長篇小說《唇典》的開始。《唇典》在香港獲紅樓夢獎首獎，頒獎禮上，我再次感到了那一縷陽光的溫暖。
新聞創造生機，每一個新文化報人和我一樣都有著難忘的回憶，這張報紙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也給長春這座城市帶來了許多記憶。2002年“下崗職工溫州行”，《新文化報》帶領30名下崗職工赴溫州考察，“不找市長找市場”。2004年“東北咋整”大討論，這可能是東北人審視自己的一次重要開始。2006年啟動在臺灣東北老兵“尋根之旅”，十八名臺灣東北籍老兵及家屬回到吉林故鄉，當老人們將松花江水掬在手中的一刻，時光和淚水晶瑩如玉。
2008年汶川地震，十餘名記者到震區採訪，並組織社會捐款，共募集善款近300萬元，在四川平武建了一所“新文化報讀者小學”，這是當地最好的建築，以後，早晨升旗儀式的時候，孩子們會知道這張報紙沒有了嗎？《新文化報》的名字會寫入平武的記憶嗎？
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新文化報》在中東新天地購物廣場舉辦“信心09，唱響長春”卡拉OK挑戰，連續唱了19天19夜，中間有3600多市民參加了歌唱接力。連續19個日日夜夜的歌聲，不但創造了長春的第一項吉尼斯世界紀錄，歌聲也將永遠迴盪在城市的時光之中。
2003年——2019年，《新文化報》連續17年舉辦“感動吉林”年度十大人物評選，這是一個媒體發起，各方參與和支持的盛典，給吉林省的優秀兒女授勳加冕。
都市報曾經是中國的一道風景，一個特殊的場域。傳媒記錄著時代，也刻錄進時代之中。很多人批評媒體炒作，但他們不知道編報的底線是——你敢不敢把報紙拿回去給你自己的孩子看。是啊，不但要經得起社會的審查，還要經得起親人的審查，只有這樣才能問心無愧。
我在創業之初總想，爬過這座山就好了，就能看到更多的風景。爬上了這座山發現前面還有一座山，又開始爬，以為前面還有山，結果前面是懸崖，你連降落傘都沒有，直接墜落，產生了一個術語叫“斷崖式下滑”，這就是“都市報”的命運。我當了二十年的總編，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傳媒時代，從創辦，到發展，到消亡。看到當下互聯網時代信息的亂相，我總對人們說起一個觀點，在信息爆炸的當下，你的信息是多了還是少了？
這是一個要回答的問題，當新媒體以“算法”來操控你的信息時，你已成了一個“數據”，一個精心佈置的“接收器”，所謂算法是“猜你喜歡”，你“喜歡什麼”就給你推送什麼。這裡面有“商業上的算法”，也有“思維傾向上的算法”，每個人都走進了自己思想的窄路，你的視野只有手電筒那麼寬的光亮，你變成了一隻追逐光束奔跑的兔子，獵人正在吞吐著紅色的口水舉著獵槍。本來你已經爬進思維的死衚衕，“算法”再給你送上一個開路的“靈頭幡”。當下人們不習慣和對刪帖不適應，卻不知道更可怕的是你成了商人們的“數據”。也因此，當下的傳播形態已變得異常複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彷彿你是所有信息的中心，我明確地告訴你，這是假象，一個自歁的假象，你可能早已在主流話語之外，甚至連一個泡沫都算不上。每當我在地鐵上或其他的公共場所看著所有人都盯著自己的手機，心裡總有一絲不忍和不安。
在新冠的大疫當中，封閉在家，我翻看著2003年的《新文化報》和《華商晨報》的合訂本，翻看著當年關於“非典”時期的報道，那時候，媒體是多麼的勇敢和充滿著責任感，走進隔離區，走到醫生和病人的身邊，發佈著一條條最近最新的報道，傳遞著勇氣、信心、溫暖和希望。不但要報道好當時的新聞，同時還注意著信息的平衡，那時候，報紙上還有娛樂消息、體育消息、國際新聞和各種健康消息，讓你知道這個世界除了正在肆虐的疫情，還有更多的寬廣和美好。今天，對新冠病毒的抗爭和抗擊“非典”一樣，終會過去，除了那些不幸逝去的人們，讓我們祝他們安息，活著的人們終會走出家門，去享受陽光，去創造美好，去謀生，去打拼。當我們“重新開機”，打開生活新的頁面的時候，當我們審視大疫時期的“信息病毒”的時候，也讓我們記起曾經有過的傳媒時代，尤其是長春人，《新文化報》是這座城市的精神遺產，這座城市擁有《新文化報》的時期，是一個值得珍惜的時代。
我在《新文化報》工作了七年，很多同事比我工作的時間多兩倍。感謝這個時代曾給了我們創造歷史的機會，感謝長春這座城市對一張媒體的包容和慷慨。
為什麼辦報人如此不捨？因為這裡有著青春和信念。為什麼那麼多的讀者如此不捨？因為這張報紙在人們的生活中曾經不可或缺。
我們不願說時光和主導者的輕慢和傲慢，我們也不說時代變遷帶來的鉅變和落寞，我們更不說疫情帶來的不便和缺憾，但是，長春，真的欠《新文化報》一次正式的告別。
別了，《新文化報》！
別了，我們的《新文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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