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3日，鲁迅夫人、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的许广平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后，许广平经历了身居“孤岛”的困难时期，然而她却志存高远，以崇高的牺牲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注入鲁迅未竟的事业中去，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独立的生活非常努力
鲁迅的家原租住在上海大陆新村，鲁迅逝世后留下了几百万字的手稿，为防止国民党派人来搜查，许广平搬了家并将鲁迅的手稿和家中物品搬到上海霞飞路霞飞坊64号新家中，然后将其隐藏起来。
许广平母子俩迁居的新家是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每层都有一间朝南的正房，房后有个盥洗间，底层和二楼之间朝北有个亭子间。许广平和周海婴住在二楼，接待客人、读书看报、吃喝写作，都在这屋里；聘用的女工双喜住在三楼，鲁迅遗留下来的中外文书籍，书信、手稿及一时用不着的资料和报刊都存放在这里。
许广平家里明窗净几，井井有条，看得出主人一丝不苟的性格。现在搬了家，仍然保持着鲁迅在世时候的一贯简朴作风。许广平的住处是公开的，远近来往的客人很多，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男女老少都有。当然大多数是进步人士，左翼文人。因此，霞飞坊64号成了朋友之间的一个无形的联络站。
许广平独自挑起了全家的重担，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杂务，从起火做饭到教育孩子，许广平挑起了妈妈爸爸的双重职责。
许广平在长期的家务劳动中养成了勤劳、细致、谦虚、俭朴等许多好习惯。上街买东西，回来后决不把包装纸和包扎绳子扔掉，随手叠平、卷好，放在一定的地方备用，这都是跟鲁迅学的。
上海沦陷后，确保鲁迅手稿的安全更是急切问题，国民党特务和日本人都在寻找其下落，一旦被搜去都是无法弥补和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尽快出版《鲁迅全集》才是最好的出路。
1937年4月，许广平首先将鲁迅1934年至1936年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出版。接着，她就开始筹划出版《鲁迅全集》的事宜。出版《鲁迅全集》得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积极支持。当时在上海联系这项工作的是从延安派来的刘少文同志。主持编校的是许广平和王任叔，经过百余名学者、文化人加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二十册的《鲁迅全集》在鲁迅逝世两周年1938年10月19日的前夕，在敌伪重重围困下奇迹般地全部出齐，其中包括甲种本，深受当时上海及全国各地读者的欢迎。
在孤岛的日子不畏艰难
抗日战争开始后，许广平拥护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重新拿起笔来写文章，并且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她参加了何香凝先生组织的“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简称“上海妇女慰劳分会”。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汉奸反动派仗势欺人，特务盯梢横行越发肆无忌惮，进步文化人的日子很不好过，该会也被迫停止活动，后来在许广平的组织和领导下，才又逐渐活跃起来，并改名为“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
许广平团结上海十多个妇女团体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她和廖梦醒、罗晓红等同志积极为前方战士募捐药品、棉花，并亲自缝制慰劳袋，还想方设法为新四军战士捐赠了一百多只手电筒。
每到夜深人静，她才能够定下心来写作。仅仅在1939年下半年，她就为《上海妇女》《文艺阵地》《中苏文化》《职业生活》等刊物写了不少有关妇女、青年和读书学习，以及关于鲁迅生活或写作的文章《阿Q的上演》《鲁迅先生与海婴》《鲁迅先生的晚年》《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等等。这些，都成为后来研究鲁迅先生及其创作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针对日本特务对她的盯梢侦察频繁，许广平时常吩咐海婴：“凡是在生人面前，只要是没有见过的人，都不要当着他们的面‘妈妈、妈妈’地叫我。管我叫‘阿姨’，一定要记好！”直到儿子说记好了，她才放心。她又叮嘱：“万一妈妈出了事，日本人把妈妈带走，你千万不要哭闹，你就住到叔叔婶婶家去（指周建人夫妇），千万别回家了。凡是知道你是谁的，都会保护你，把你养大的。”
许广平有个老友叫王洛华，她家住在蒲石路，近在咫尺，两家相距步行顶多不过五分钟的路程。王洛华是著名作家王任叔当时的爱人，王任叔已于几个月前的1941年7月由党组织派往新加坡和印尼工作。许广平吩咐爱子：“海婴啊，你要好好记住，如果妈妈被捕，你就先到王妈家躲避一下。”
在狱中的坚强弥足珍贵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一周后的凌晨5时，天还乌黑，来自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十多个便衣和原属旧法租界巡捕房的几个直辖人员，突然破门而入。许广平利用敌人从后门进入厨房、走上二楼的时刻，匆匆把一瓶治气喘药的药塞到还睡在床上的小海婴那里，因为海婴一直有哮喘病没有治愈，吩咐他病时要吃药，又细声叮咛他赶快离家，不能再待在家里了，并把海婴藏了起来。
敌人翻箱倒柜，他们把鲁迅从1911年到1925年的日记、各种图书，其中有不少朋友送给许广平而且签了名的书刊，包括出版将满两周年的《妇女界》半月刊以及十多个图章，打成两个大包，全部抄走。他们又走上三楼，要继续搜查。正要打开房门的紧张时刻，却被聪明的女工双喜拦住，她说：“这是借把人（租给人家）了的。”当时日寇侵入上海租界，还没有来得及登记户口，听说借给了人，也就算了，因而挽救了专门放置鲁迅遗物的三楼，使它免除了一场灾难。
许广平被抓走后，可怜的海婴好容易挨到天大亮，才溜出大门，直奔蒲石路，遵照妈妈的嘱咐来到王洛华家，暂住了几天，然后才转到叔叔三先生（周建人）家去。
许广平先是被监禁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第二年2月27日又由日本宪兵押送到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务机关所谓的“调查统计局”。在狱中敌人先用欺、吓、哄、诈、骗、脱衣凌辱等手段，后改用打骂、罚饿、拷打以至电刑等酷刑，许广平虽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面对敌人淫威，她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敌人对许广平轮番折磨，反复追问她所认识的朋友、有关刊物的组织和内容。日本特务还费尽心机逼着她坐上宪兵队的汽车为他们到处搜捕，她就拼着一己的生命来保护朋友。当时留住在上海的进步人士，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因她的被捕而受到牵连。
日本人之所以逮捕许广平，因为她是鲁迅夫人，熟悉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然而敌人的目的落空了。许广平在九死一生中实践了“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全团体”的誓言。
3月1日,在狱中蹲了两个半月共76天的许广平，经鲁迅先生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出面，才被保释回家。当晚在夜色笼罩下匆匆赶到周建人家，接回了爱子。并设法通知朋友们暂时不要去看她，怕有暗探盯梢，她吃尽苦头，仍念念不忘保全老朋友。四年后，许广平把这段76天的监狱经历写成《遭难前后》，在1946年的《民主》周刊上连载，第二年交上海出版公司印成单行本。
抗日胜利后，许广平担任上海联谊会主席，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曾任《民主》周刊编辑。1948年10月，许广平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经香港秘密转入解放区。1949年9月，她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后，许广平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这期间，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国家有关部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她一直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同时，她还担任了全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等职。1959年10月，她完成了将近10万字的《鲁迅回忆录》。1960年10月，许广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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