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金生
1949 年12 月，毛澤東訪問蘇聯。
新中國甫一成立，與蘇聯結盟、尋求蘇聯援助的事宜便被正式提上日程。以前從未邁出國門的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僅兩個月便決定出訪莫斯科。此次訪問是借祝賀斯大林70壽辰，商談與蘇聯結盟和尋求蘇聯援助的事宜。但是斯大林的多疑，一直讓毛澤東吃軟釘子，斯大林只是談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亞洲兄弟黨的事情，避而不談與中國結盟的事宜。氣得毛澤東說：“我到莫斯科來，不是單為斯大林祝壽的。你們還要保持跟國民黨的條約，你們保持好了，過幾天我就走。我現在的任務是三個：吃飯、拉屎、睡覺。”
1950年1月2日晚8時，莫洛托夫和米高揚來到毛澤東下榻的別墅，明確同意中蘇可以簽訂新的同盟條約。聞訊後，毛澤東當即就說出了他的安排：“我的電報1月3日到北京，恩來準備5天，1月9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約10天時間談判及簽訂各項條約，2月初我和週一道回國。”
這樣，1月10日，周恩來率領龐大的代表團離開北京，20日到達莫斯科。
目前尚沒有切實可靠的資料說明斯大林究竟是因為什麼突然之間改變了反對締結新約的想法。有說因為西方媒體的報道使蘇聯方面非常被動，由於自斯大林壽辰慶典後毛澤東一直沒有在媒體上出現過，有西方媒體說毛澤東被軟禁起來了。毛澤東則認為是印度和英國的功勞，他後來回憶說“印度和英國幫了中國的忙，他們分別在1950年1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是這一點促使了斯大林態度的改變。”而俄國學者根據俄國檔案材料提出，當時，毛澤東不斷向莫洛托夫、米高揚和羅申等人做工作，結果，大多數蘇聯領導人都認為，如果毛澤東沒有簽訂一項新條約就離開莫斯科，會損害他本人及他的政黨在中國的地位。他們覺得蘇聯有責任保證這個新的共產主義鄰國的安全。於是，在這些領導人當中由米高揚出面向斯大林提出建議，在不給蘇聯帶來不利影響的前提下，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來簽訂一項新的條約。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簽字儀式
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率領龐大的中國政府代表團來到莫斯科，並於22日參加了斯大林與毛澤東的第三次正式會談。蘇方開門見山地提出談判中蘇兩國應解決的具體問題，隨後，雙方商定由周恩來同蘇方當時的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外交部部長維辛斯基負責協商起草各項文件事宜。
1月24日，中方研究蘇方提出的草案並擬出了中方修改的文本。中方的修訂草案除調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個別修飾詞以外，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雙方的分歧是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周恩來1月26日提交《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國長春鐵路的協定》的草案，提到蘇聯放棄租用旅順口作為海軍基地的權利，放棄在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力和利益，同時聲明將上述所有權利和義務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由蘇聯臨時代管或租用的在大連和旅順口地區的一切財產，均由中國政府接收；對日和約簽訂或本協定生效三年後，蘇聯政府立即將中長鐵路及其所屬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所有等等。收到周恩來的草案後，蘇方進行了緊張研究和反覆修改。學者沈志華在俄國檔案中發現了對中方這一草案四份不同的俄文修改稿，其中有一份文本刪改之處非常多，不是打叉、畫槓，就是問號，還有“不能接受”，“斯大林不同意”等批註。
但是最後，蘇方接受了關於旅順口的條款(不包括移交財產)，也接受了大連的行政完全隸屬中國管轄、立即由中國政府接收大連(不包括旅順口)的一切財產以及在對日和約簽訂後或不遲於1952年底無償地向中國移交中長鐵路的權利及全部財產的條款。不過，蘇方在同時提交的該協定的議定書中又增加了三條：對於蘇聯運人、調出旅順口的物資和原料免徵一切稅收；上述物資和原料免受中國海關檢查；蘇聯軍隊和軍用物資可以沿中長鐵路自由調運，其運費按中國軍隊調運的現行價格計算。
1952 年12 月，周恩來在哈爾濱出席蘇聯向
談判中，周恩來在同意蘇軍繼續使用中長鐵路調運軍隊的同時提出三個條件，第一，這種調動必須以受到戰爭威脅為條件；第二，議定書中還應加上一條，即中國的軍隊和軍用物資也可以使用蘇聯境內的鐵路從東三省向新疆調動，以顯示雙方權利平等。之所以增加這一條款，周恩來認為：“如果中國不同時擁有通過蘇聯領土的運輸權，文件中的這種內容將不會⋯⋯在中國得到理解。”蘇方對此非常不滿，認為“中長鐵路、大連、旅順口以及在這些地區我們擁有的一切權利，而中國卻連蘇聯在一條鐵路上調動軍隊都不願意同意。如果連這樣的讓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們還算什麼同盟者呢?”米高揚提出：要麼按照蘇方建議達成協議，要麼就把協定中已經縮短的歸還中長鐵路的有效期再保留十年。也就是說，中國收回這條鐵路的時間要延期到1962年。鑑於這種情況，周恩來在請示了毛澤東之後，不得不放棄了先前的要求，只是堅持蘇方須口頭承諾，中國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沿西伯利亞大鐵路從東北向新疆調運軍隊。對此，蘇方算是勉強接受了。
此外，中蘇雙方還就對華援助達成一系列協議。在周恩來率領的龐大代表團中，隨行的有17名來自各個專業領域的政府代表，在不同領域協助周恩來進行談判。1950年1月22日至2月14日條約最終簽訂期間，周恩來與蘇聯方面就貸款、航空、貿易、派駐專家、匯率、開採新疆石油、開採與訂購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股份合營公司等方面的問題展開了談判，最大限度地為中國的發展獲取援助。
在與蘇方的一系列談判中，周恩來從中蘇同盟的締約到援助項目內容的各方面細節，都當仁不讓地承擔了談判主導者、起草組織者的角色。師哲認為：“總理的每一步驟總是緊跟著毛主席的步伐和情調，然而又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趨’。他總是想方設法自然地調節、緩和緊張氣氛，以便造成一種較活潑的環境。總理真不愧為機敏、靈活而有氣魄的外交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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