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趙廣立
近一兩天，在全國上下嚴防新冠病毒疫情進一步蔓延的當下，網絡和部分媒體平臺掀起一波“有防控專家在疫情早期罔顧疫情搶發論文”“論文信息與疫情通報信息不一致”的質疑聲，矛頭直指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及該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高福。
為此，後者還在1月30日一度被列入微博熱搜榜單前列。
截至記者發稿，CDC就網友質疑，對該中心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文章作出官方說明。
然而，發表科學論文與疫情防控應如何良好互動，二者之間到底應當建立什麼樣的聯繫？《中國科學報》記者就此連線了分子微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國屏。
寫文章 概念圖
“並不是想象中的那麼簡單”
《中國科學報》：發表科學論文與服務疫情防控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 趙國屏：
發表科學論文的目的是總結和交流，當然，它與一般媒體上的交流有一個不同，就是需要經過同行評議。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其“科學性”。
在一個新發傳染病出現的時候，有許許多多“未知”擺在從普通“吃瓜群眾”到中央領導面前，中間包括了所有相關的專業人員，特別是一線的預防醫學工作者即疾控中心工作者，和臨床醫學工作者即醫務工作者面前。
四百年前，英國著名哲學家、思想家弗蘭西斯·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
如何獲得指導我們行動的“知識”？靠的就是交流情況，並且“科學地”總結經驗。
所謂情況，就是第一手數據。但是，它們往往是零散而不繫統的，需要專業人員將它們之間的關係“客觀”地建立起來（這就有科學性的內涵），成為信息。繼而再把信息中的相互作用關係，特別是因果關係通過進一步分析、驗證等“科學方法”建立起來，形成比較系統的知識。
這個過程就是一個“科學研究”的過程。
在一個新型流行病爆發的初期，很多論文是屬於預防醫學的流行病學總結，或者是屬於臨床醫學的病例總結，這些總結大多對實時實地的疾病防控與診治有直接的指導或參考價值，是非常需要及時開展交流的。
因此，在這麼繁忙的時刻，發表論文（包括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是直接為人類健康服務的頂天立地的大事，是應該給予支持和鼓勵的。
當然，不應該把發表論文本身作為“目的”，也不應該為了發表論文而妨礙了其他要務，而是應該想到如何讓論文更有效地為一線疾控與臨床工作者服務，如何通過論文讓人民群眾更深刻地瞭解疾病的本質，以指導自己的行為——這應該就是科技部要求“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的核心含義吧！
《中國科學報》：發文章是國內外同行交流、討論，對於集世界之最強大腦處理疫情非常重要，尤其還有個“國際通報”的意義。但現在輿情好像比疫情還難以防控。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樣的局面？
● 趙國屏：
這是因為大家不太理解發表論文與疫情上報及措施發佈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想象中的那麼簡單。
新發傳染病防控是一個人與自然關係的問題，而人與一般動物不同的關鍵就在於人是通過“社會”來活動的，而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博弈，是通過“工程”來實施的。
因此，新發傳染病的防控，就是一個“社會”如何及時獲取一定的相關信息，並如何將新的信息與已有知識結合，及時採用相對合理的工程手段來應對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的集成。
對於我們這個14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國，又處於經濟快速從落後走向先進（從“老牛拖破車”到高鐵普及是在我這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的）的特殊時期，這個決策的艱難程度，對於上億可思考的大腦來說，既可能是“可想而知”也可能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感覺，我們對新發傳染病防控的體制，在2003年之後，雖然有了較大的進步，但是，依然有不少不適應各種新發突發情況的缺陷。而輿論的反映，本質上可以歸結到這些缺陷上。
因此，我希望在疫情結束之後，我們大家能夠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再一次從根本上完善這個體制。
我初步的考慮，就是這個體制必須是“能動”的，不能是“死板”的；必須是“協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同時，在實施過程中，一定要把“平時”與“戰時”聯繫起來，平時要搞好演練和教育，戰時就好辦了。
至於思想或者輿論層面的問題，從政府到專業機構及專業工作者（包括科學家），大家都要反思。
然而，在今天這樣的時刻，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在科學理性思維的方向上邁出一大步，不要用隨意的“推理”，去攻擊奮戰在抗擊疫情第一線的勇士，而要和他們同舟共濟，一起去爭取最後的勝利！
“科學視角如採用不好，其他視角沒意義”
在此前的1月29日，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在與《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對談中表示，公共衛生人員的決策考慮的就是科學性問題，是一個科學的視角，但政府官員考慮問題並不單純是科學視角，這只是他們決策的一部分。
“他要考慮政治視角，考慮維穩的問題，他要考慮經濟的問題，他要考慮春節老百姓的天倫之樂，滿意不滿意的問題。我們說的話往往只是他們決策中採納的一部分。”曾光說。不過他也強調，科學的視角如果採用不好，其他視角也會沒有意義。
趙國屏認為，中國這個國家、武漢這座城市以如此之大的體量，當發生類似新冠病毒肺炎這樣重大疫情的時候，並且出現在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春節如此關鍵的時間節點，要想做到科學決策，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他說，即便我們已有SARS、甲型流感等疫情在前，但每次疫情既有可參照經驗，又有不可參照的部分。加之我國在SARS以後，雖然建立起一個相對良好的防控體系，但如何把科學研究的結果很好地用於服務國家重大決策，或者與決策之間進行有效聯繫，仍是一大難題。因此，出現一些決策上的失當，是可以理解的，更沒有必要將CDC發表流行病學論文，與它防控職責的履行對立起來。
CDC回應：及時刊發調查結果有助於共同研判疫情
就在記者截稿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就網友質疑，對該中心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文章作出官方說明。
在這份聲明中，CDC指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國武漢初期傳播動力學》一文，是由來自CDC、湖北省疾控中心、香港大學等十幾個單位的專業人員共同完成，該論文“所有病例在論文撰寫前已向社會公佈”。
CDC官方聲明還提出，論文提出的“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生了人際傳播”的觀點，是基於425例病例流行病學調查資料做出的回顧性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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