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译制片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虽然离开快三十年了，这种思念之情，不仅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浓。早些年我只要回到上海，一定会回厂看望我那些曾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当年我们常加班加点地赶任务，有时工作到深夜，有时是通宵达旦。没有节假日，甚至春节都不休息。大家相聚的日子，比和家人还多。那时候，名与利在我们之间，似乎没有发酵过；关怀、互助与包容，多过了矛盾的发生。大家心中所想的，都是为了搞好我们的翻译片。
近年来，许多老朋友都走了，像老邱、老毕、尚华、于鼎……人生无奈，这是规律。惟有苏秀，年轻时就有挺严重的哮喘病，这几年反而活跃起来了。我对她说：“你这两年精神越来越好，我好有一比。”她问：“怎么说？”我说：“你好比咸鱼翻身，都已经晒成鱼干了，又摇头摆尾在水里游起来了。”她笑了。
我们回忆过去一起工作的日子，发生的一些事，共同认识的一些人。提到陈叙一，苏秀说陈叙一是她的恩师，感念陈对她的培养。她说：“没有陈叙一就没有我。”我则从另一个角度怀念陈叙一。
今天我还能清晰地回想起我看到陈叙一第一眼的印象。因为我知道他是老区回来的，可看他穿着一件风衣，有些帅气，有些洋气，还有些傲气，脸上带着一抹玩世不恭的微笑，所以印象格外深刻。
陈叙一年轻时代
1952年我调到翻译片组做剪接，发现陈叙一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绝对认真的人，可以说为译制片，他倾注了心血。他对翻译、导演，集体地讲，个别地带，也敢放手让他们独当一面工作。对演员，他能挖掘出你的潜能，拓宽你的戏路。在他导演的戏里，给你安排吃重的角色，他坐在那里为你把关。1958年我调到演员组，这种感受更深了。
有一次鉴定完一部卡通片，我在里面配只鹦鹉。下班在公交车站，他对我竖了竖大拇哥，这对我的鼓励，使我终身难忘。我相信，像苏秀对陈叙一，有相同感觉的同事，还大有人在。陈叙一爱才，喜欢聪明人。他有时说个事，就那么两句，你最好是一点就通，否则你就慢慢愁去吧。过去翻译朱微明就说过：“陈厂长，你怎么老爱讲半句话？”
陈叙一在工作中不苟言笑，但是跟一些老同事，他也会开开玩笑，跟大家一块儿聊天。
有一回，我走进放映间，看见张同凝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陈叙一却在那里踱来踱去。他们是在为《巴黎圣母院》对口型，那时他正在考虑一句台词，不知怎么说好。我问：“怎么了？卡在哪儿了？”陈叙一说：“菲比斯要去见爱丝美拉达（女主角），但并未约好，不能说是约会，该怎么说呢？”我脱口而出：“‘幽会’好了。”他一听好高兴，说：“幽会，对，幽会。就用幽会！哎呀，妖婆，你怎么想得出来的？你大概老和别人幽会吧？”我一面笑，一面说：“你神经病。”
潘我源年轻时代
有时候，翻译和导演也会因坚持自己的意见和陈叙一互不相依僵在那里。记得有一部戏，我对口型，萧章翻译，陈叙一编辑。我八点前进放映间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在场了。他们可能到得比较早，而且已经为了本子起了冲突，两个人都虎着脸坐在那里。我感到气氛不对，过了八点也没动静，他们也不说话。支书许金邦跑了进来，赔了笑脸，不说话又出去了。许金邦笑起来脸上的皮都皱在一起，像个包子。他进进出出总是笑。因为他的身份，不能说萧章，更不能说陈叙一，只能干着急。十分钟过去了，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该让他们下台阶了。我大声说：“都过了十几分钟了，为什么还不干活？放映，放！”放映听见我的叫声，就把片子放出来了。工作开始了，他们两个一左一右坐在我边上，也不交流，也不讨论，把意见说得像在自言自语，我只好充当裁判，一会儿说：“老头这句比较好，用他的。”一会儿说：“萧章这句合适，用他的。”他们像两个听话的老小孩一样，都听我的。不久，僵局打破了，他们又为剧本热烈地争论起来了。
还有一次，为苏秀导演的一部戏，在整个译制组的会议上，苏秀和陈叙一顶起牛来了。我记得好像是对戏和某个角色理解的分歧。两人争得不可开交。陈叙一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苏秀还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天是一屋子的人，气氛是更僵。大家僵坐在那儿。过了一阵，我又出来发话了。我说：“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接着讨论。”组长答应：“好吧。”大家如释重负，站起来作鸟兽散了。到院子里，苏秀对我讲：“小潘，谢谢你，你给解围了。要不然我和老头儿都下不了台。”再接着开会的时候，一切如常了。
我在厂里确实比较特殊，不管对谁都没个规矩，弄得别人对我严肃不起来。记得有一次，陈叙一给我们讲剧本、讲戏、讲人物性格，他拿我做例子。他说：“比如，我们大家在屋里开会，小潘进来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大家一定不觉得奇怪。她就是这么个人。可是老太太（指赵慎之），如果也坐到办公桌上，大家一定吓一跳，因为她这么做就太出格了。这就是人物性格和他行为逻辑的关系。”陈叙一就这样深入浅出地把一个学术问题讲清楚了。
选自苏秀主编《峰华毕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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