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自古喜愛禽鳥，甚至作為圖騰崇拜。孔雀最接近神話中“鳳”的形象，是百鳥之王，是美好、祥瑞的象徵。孔雀在西漢時已傳入中原，孔雀是邊陲進貢王室的珍稀貢品。由於權貴喜愛，宮廷畫師將其入畫，並運用到工藝品上。
崔白《枇杷孔雀圖軸》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孔雀體型碩大，翎羽豔麗，在《太平御覽》中描述“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班文彩……自背及尾，皆作珠文，五彩光耀”。《藝文類聚》中有“雀者，爵命之祥”的說法，因而孔雀又稱“孔爵”，有加官進爵的寓意，符合中國古代繪畫“成教化、助人倫”的要求。
根據文獻，目前最早描繪孔雀的畫家是南朝·齊的陶景真，唐代以後開始出現一批表現孔雀的繪畫作品。據宋代《宣和畫譜》中記載，御府收藏唐代畫家繪製的《孔雀明王像》便有十幅，宋徽宗時御府收藏善畫花鳥的邊鸞的孔雀圖至少有五幅。
《宋人十八學士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五代至北宋時期，花鳥畫達到空前興盛的階段。崔白的《枇杷孔雀圖》軸是這一時期表現孔雀的一件典型作品，畫面中雄孔雀立於枇杷樹幹之上，昂首回望，右腳微抬，顯然是先抬左腳蹬至樹幹後右腳尚未落下的一瞬間。這一形象符合宋徽宗“孔雀升高，必先舉左”的旨意。
宋代“天朝上國懷柔遠人”的外交政策使中國擁有強大的朝貢國團體，前來朝貢的屬國向朝廷進貢的貢物就包括珍禽異獸。這一點在《宋史》有記載：“詔諸國獅子、馴象、奇獸列於外苑，諭群臣就苑中游宴。”其中的“外苑”即皇家園林玉津園，其中豢養的動物即有孔雀。
邊魯《孔雀芙蓉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現藏於臺北故宮的《宋人十八學士圖》中，庭院裡古松矗立，文石玲瓏，其間芍藥競相開放，兩孔雀俯啄於庭前，樹蔭下主位之人正仔細觀察面前的孔雀，右手似正模仿雌孔雀的姿態。畫面內容雖是唐代十八學士，但場景當是參照北宋皇家園林所畫。
另有故宮博物院藏的宋人絹本《紅梅孔雀圖》，畫面中紅梅、古松、翠竹等植物相映成趣，雌孔雀低頭覓食，雄孔雀立於松幹之上回望自己的翎羽，欲與紅梅爭豔。
陸治《錦圃鳴春圖軸》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元代宮廷繪畫中，邊魯繪製的《孔雀芙蓉圖》是典型代表，畫面上僅描繪了一隻雌孔雀，背後奇石上的芙蓉花爭奇鬥豔。值得注意的是，這件《孔雀芙蓉圖》與天津博物館藏邊魯的另一幅花鳥畫《起居平安圖》的風格完全不同。《起居平安圖》為紙本水墨，以濃淡墨皴染出雉雞五彩斑斕的羽毛，用筆工整的同時又不乏靈動灑脫，完全不同於南宋花鳥畫的工緻。而《孔雀芙蓉圖》則為南宋時期傳統的絹本工筆重彩設色，刻畫精緻，富麗堂皇。
郎世寧《孔雀開屏圖軸》臺北故宮博物院
明代畫師如呂紀、陳嘉選等人筆下的孔雀，在繪畫風格上繼承宋代工筆重彩的精工細寫，而且畫面構圖、孔雀姿態也參照宋代繪畫。如呂紀的《杏花孔雀圖軸》，所描繪的孔雀轉頭眺望，頭、頸、尾的形態與崔白的《枇杷孔雀圖》幾乎一致。
另外還有明代陸治畫的《錦圃鳴春圖軸》，雄孔雀的姿態與崔白畫中的雄孔雀呈左右對稱，而奇石旁正在低頭覓食的雌孔雀則完全一致。這表明，明代畫師在繪製孔雀不像宋人“師法自然”，而臨摹古人作品，程式化較強。
元青花孔雀花卉紋玉壺春瓶 內蒙古哲里木博物館藏
由於受郎世寧等西洋畫家的影響，清代宮廷繪畫中的部分孔雀形象一改前朝面貌，將西洋的凹凸畫法與中國傳統的工筆相結合，出現了著重描繪孔雀尾羽的作品，如郎世寧的《孔雀開屏圖》軸，孔雀翎羽圓如錦輪，在陽光下熠熠生輝，乾隆皇帝稱之為“金屏翠簸”，與周邊的玉蘭、牡丹共同組成“玉堂富貴”。
此時除了郎世寧等西洋畫家，中國傳統的宮廷畫師如蔣廷錫、鄒一桂等人，亦有對孔雀的描繪。他們在用筆、設色上，整體上皆為南宋院體畫風格，刻畫也較為細緻，且孔雀周圍常有牡丹、玉蘭、芙蓉等鮮花相伴，形成清代繪畫中描繪孔雀的常規範式。
內容整編自：李特《中國古代宮廷藝術中的孔雀形象》《榮寶齋》2019年9月刊，感謝榮寶齋雜誌及作者提供資料，如有問題私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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