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陳村
採訪、文 | 吳越
早期陳村最喜歡旅遊，一聽要出去遊山玩水，可高興了。他有個夢想，到遠方的公路上開個吉普，旁邊放個相機，到處玩耍，走哪算哪，說不定搭一段豔遇。
二十多歲讀大學時，發作了脊椎關節的毛病。開始表現為腿劇疼，後來逐步發展，至於腰。不得不停止了運動。先是無聊，然後是無趣。再一次坐在茶館裡左等右等一群朋友怎麼還沒有下山的時候，他發現自己本不該來。他說：以後去夏威夷可以叫我，不用動的，喝啤酒在海邊看美女。
一些普通人可以做到的事也顯得為難。逛書店，他拿著三四書本躊躇該不該買，這些重量會使他的步行更加吃力，又不好意思叫別人幫忙。坐輪椅，他內心是抗拒的，“人一坐輪椅就不好玩了。”
陳村原名楊遺華，1954年生於上海，1971年，赴安徽無為縣鄉村插隊務農，1975年病退回滬，進里弄生產組工作。開始寫作後，他用了黃山北麓陳村水庫的名字作為自己的筆名——後來陳村水庫反而被改名為“太平湖”，那裡現在有農家樂，還有遊船碼頭，招徠客人登湖心島觀鹿觀猴。
1980年，陳村從上海師範大學畢業，自謂“聒噪地進入文壇”，“稍微得過幾個小獎”，5年後加入中國作協，在一個短暫時期內曾是全上海唯一的專業作家。而後他慢慢寫得少了。
1993年，攝影師肖全到上海，時任《海上文壇》副主編的程德培叫了一圈人，在作協邊的一家小餐館喝酒，陳村是最後來的。“然而他卻最吸引我”，肖全在攝影文集《我們這一代》裡這樣描述，“陳村推開餐館的門落坐後，街上的一束陽光隨著他的身子閃了進來。他是個不怎麼寫長篇，卻老在《新民晚報》等全國著名的大報上開專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專欄作家，而且是個不大講情面的人。”
酒席散後，肖全跟陳村去他淮海路邊雁蕩路上有著拐彎抹角樓梯的一室戶，陳村打印了一疊根子的長詩《白洋淀》給他。再後來，陳村給肖全寫信：“至於寫到我，怎麼寫都行，反正不是我寫的，我不管他人說我怎樣。”
1990年代之後，陳村開始接觸網絡，由民間論壇斑竹而至上海網絡作家協會的會長。他依舊不講情面，依舊不怎麼寫長篇，依舊頑心很重，用“這個不大好玩”和“那個很好玩”來指導自己的行動。有時人們甚至會忘了，他還是個老資格的作家，是上海作協副主席之一。這一切彙總起來，在上海文學圈，形成了一個更為廣泛也堪稱奇妙的頭銜：“村長”。
只要提到“村長”，不可能是別人。坐在主席臺上，掛著相機，東張西望的是他。走路佝著腰，遲緩而堅定，提著布袋子，見人打招呼便笑笑的是他。在《收穫》創刊六十週年作品朗誦會間隙，對著餘華、蘇童、格非等大喊一聲“你們都過氣了”，趁對方愕然而後大笑的瞬間按下快門的，也只能是他。
1974年，知青陳村。
1974年，陳村在去金山的火車上。
1980年，77級大學生陳村。他讀大學時，發作了脊椎關節的毛病。
1
我是上海最資深的宅男，1983年開始就宅在家裡不上班了。當時上海還沒有專業作家，實行創作假制度，相當於今天的簽約作家。作協批創作假，一次批一年。
1979年，《上海文學》辦小說學習班，上海當時這一批寫小說的遊兵散勇就碰頭了，有了一個小組。王安憶是後來加入的。有一天她拎著一網兜的喜糖來，我們開玩笑說：你已經結婚啦？機會都不留給我們。這個小組是彭新琪管的，我那天開會（指2017年12月9日舉行的《收穫》創刊六十週年紀念座談會）看見她，感情很深。
當時文學期刊常在夏天辦筆會，所以我就認識了全國很多作家——韓少功，何立偉等。那時的人比現在要自然，物以類聚，彼此見了很親熱，沒有城府。我們初登文壇的時候，是當年的“右派”作家當道，王蒙呵，從維熙啊。開會有一些交集，有時候和我們有些小衝突，多數時候他們玩他們的，我們玩我們的。一些老作家寫得很好，陸文夫、張潔等，我大學時讀過，很尊敬的。我們這號人跟以往作家不大一樣。在很多地方，發表一篇東西是很難的，發了就成為文壇都知道的人，在小地方有很多好處，比如調到文化館，可以靠這個吃飯的。但我們不知好歹。比如我，從一開始就會和責編吵起來，不願意編輯改我稿子，一改就要吵，再比如和我同時期的作家曹冠龍，被編輯刪改稿子，就跑到印廠去改回來，印刷廠以為他是雜誌社派來的，居然給辦成了。按理說，碰到如此行為，編輯部應該大怒嘛，但也沒追究。籠統地說來，那些老師們、前輩們對我們很好，儘管文藝觀點不一樣，或審美趣味不一樣，但看到年輕人有才華都很高興，而不是說妒忌你們，要壓死你們。我們這代人是怎麼起來的呢？老作家慢慢不大寫了，然後，鐵凝當中國作協主席了，安憶當上海作協主席了，那時候有一個玩笑話叫“忍看朋輩成主席”。我們漸漸掌握了大部分的雜誌編輯部，可以發表一些自己喜歡的作品。那是後來了。
我大學畢業後的工作是在上海市政二公司職工學校教書，1983年開始請創作假，不再上班。1985年，茹誌鵑老師和我說，快來作協申請，現在有專業作家編制了。寫《於無聲處》的宗福先也同時去辦調動，他所在單位還挽留，我這邊是辦得飛快。這樣一來，有一兩個月時間，我是上海惟一的專業作家。
現在回頭看自己寫的小說，覺得哇寫得這麼好，這人是誰啊。我覺得寫得最好的《一天》，給《文匯月刊》被退了，後來由《上海文學》用了。《一天》是無可複製的小說。寫長篇小說《鮮花和》之前，我寫過一連串非主流不大寫實的東西，包括在《收穫》發的《象》。《象》按現在來講就是個穿越小說，故事在非洲草原和現在時空之間來回地敘述。但評價寥寥，沒有引起評論家的注意。過了好幾十年，我這個《象》被上海寫作計劃推介給外國作家，居然倒是引起了興趣。還有一個《美女島》，發在《鐘山》上的，也是這樣。寫了一串無厘頭小說，像扔進深坑，感覺不太好玩。
89年年初時，我就想不寫小說了，停下來了。後來我接了好幾個專欄，每個星期一篇。我很懶的哦，我不是像港澳作家那樣每天寫，我一個禮拜寫一兩篇，蠻好。寫大量短文章在我是為了謀生需要。我跟約稿編輯說明過：稿費四五十塊太便宜了，你們一家報社養不了我，我要一稿多投的。也寫過球評，看世界盃，本就願意看，看完以後噼裡啪啦打一堆字，半夜十二點之前發過去，第二天早上醒來就看到了。寫了一千字給一千塊我就很高興。
我本來想的是寫點散文，再寫點話劇。話劇蠻有意思，裡面有發揮想象的空間，可以組織對話。後來把寫話劇的想法廢了。當時任何一個話劇都沒有現實那樣波瀾壯闊，波譎雲詭。我不願意寫了。
以前小飯和我說笑，你這種人算什麼小說家，算曾經的小說家。我笑笑，無所謂，這是事實。不管寫好寫壞，我確實後來沒再寫什麼。我好容易寫一篇比較長的《鮮花和》，站在一個斷點上。這個之後，幾乎沒有寫過小說。這也是我用電腦寫的第一個長篇。它裡面是塊狀結構，我是想到什麼先寫什麼，不是按部就班寫的。以前怕抄稿，都是老老實實從一寫到二。
1982年，站立者陳村，前排左起：曹冠龍，薛海翔，王小鷹。
1982年，無錫。左起：王安憶，程乃珊，蔣濮。
1985年，《收穫》筆會，珠海海面上，陳村，程乃珊，李國煣。
1982年，馬原在陳村家。陳村拍攝。
1986年，吳亮在孔子墓前。陳村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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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底，在《收穫》發完了《鮮花和》之後，我開始到網上去玩。我起床就把電腦開著，一直到睡覺，結束。現在我睡著了往往也在那兒下載。九十年代時撥號上網，33.6k/秒，後來到56k已經很開心了。我現在家裡是200兆，當時中國通向全世界也就是二三十兆的總量，只有60萬網民。我剛上網時很高興，覺得沒有國界了，沒有邊界了。在現實中偷越國界是一個很嚴重的事，在網上就比較寬鬆，可以跑來跑去。
當時中文的站點比較少，我不懂英文，就看“橄欖樹”，“新語絲”，“華夏文摘”，有時候會去“太陽昇”，去“元元”去看黃色圖片。但是也很悲催，這麼多人要去看這個網站，所以很慢很慢。經常是，先看到一個高跟鞋，往下慢慢走慢慢走，走到膝蓋要花個五毛錢。那時候《花花公子》也沒有怎麼見過。我買的《金瓶梅》裡面有一萬多字是刪除的，人文社內部出版。我們已經成人了，這裡還把我們當非成人。所以我那時的狀態是竊喜。
我在網上養成一個惡習，喜歡逛來逛去。在網上都是雞零狗碎的。一般都告誡自己不要發聲，因為事情都是無止境的，但是後來我去管了論壇。我先後管過兩個論壇，先是“榕樹下”的“躺著讀書”，再一個“99書城”的“小眾菜園”，加起來有十年。在論壇上非得要說話了，你要管事，你要不管，論壇就一塌糊塗。話就多起來。我願意為了個公道出來吵架。好鬥什麼的……這些可能是錯覺。
作家進入網絡公司兼職，就更不好了。就像家裡有個小毛頭一樣，時時會惹事，你要去看著他，不要鬧起來。時間雞零狗碎，心緒也時高時低。和你好好說著話呢，那邊網上打起來了。做不成比較大的事。如果真的可以選擇的話，我覺得這樣不好，為了看熱鬧，把自己賠進去了。這個位置不是我所選擇的位置，我對自己上網的定位是一個目擊者。
我不是一個網絡作家，儘管和他們混了那麼多年，但我從來沒將完整的作品首發在網絡上。我也不是金宇澄這樣嘗試在網上寫長篇小說的作家。以前就覺得金宇澄寫得蠻好，但沒想到他會寫出這麼長長畫卷的有個性的《繁花》。吳亮在我管的論壇上也寫過好些東西，他集子裡有很多文字是從論壇裡而來。後來他也上網寫了長篇《朝霞》。上海這些老作家的潛力是不可被妄議的，這一點蠻好。
我也應該好好寫作，我的日子熱鬧，就是沒有好好寫作。我報了好幾年選題，在寫一個長篇。也確實在寫，一天寫上幾百字又匆匆出去了，我需要一個完整的時間。在網上，所有的事情都變成與你相關了，你的心緒就不太平，像在顛簸的海船上。寫作應該有相對平靜的心態。
一直到現在退休了，應該清閒了，可是閒不下來。從昨天忙到今天早上六點多，我在給我主編的上海網絡作家協會電子刊《網文新觀察》統計字數，統計稿費，通知作者給匯款信息。我這兩天要發五期電子刊的文字量。一想就頭疼。晚上要去陝西北路“網文講壇”，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和上海紐約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張崢談“技術時代的文學”。
我這種東張西望是不大好的。一個人只能做一點事情。每個人有自己的使命。
1995年，林丹婭，舒婷 ，陳村在參觀華東六省一市的路上。
1993年攝影師肖全第一次拍攝陳村（見題圖）。1995年，肖全第二次拍攝陳村時，陳村也拍下了他。
肖全2010年幫陳村拍的標準照。
3
我一開始看的網絡作品，和後來連載幾百萬字的鉅作不一樣，一開始是業餘的。這個由短到長的變化，誇大一點說，極端一點說，有一些像白話文要顛覆文言文的時候。今天我們可以瞧不起他們，覺得他們寫得很水。以前對白話文的攻擊也非常多，不像話，沒有文采，後來白話文的民間立場變得越來越牢固了，堅不可摧了。今天好像一場變革又要來了，在小說家們的手裡，把小說的很多技巧和觀念做到了極致，他們想盡了種種辦法來敘述，但老百姓喜歡的還是平鋪直敘的講故事的、有淺顯道理的、我們在電影電視裡看到的那些東西，也易於推廣。
尤其是今天所謂文學，是可以手持的，七億網民裡有三億多是看手機網絡文學的，文學從來沒有這麼廣泛傳播。這種變化會慢慢變成一種用長文本的多線索的敘述的東西，儘管它可能不大嚴格，不大規範——比如錯別字——專業作家看到錯別字很惱火，我有一天和網站老總說，按出版規定“一萬個字裡只能有一個錯別字”，你們發出來的都是偽劣產品。
但不管怎麼樣，在這種大變革的情形下，文學會發生很多變化。因為文學本質上是一個拷貝產品，不是原作。拷貝是便宜的，是要有那麼多人去捧場的，不像藝術品，一個大老闆喜歡我的畫，把我的畫買去就可以了。你要是賣拷貝產品，就必須要一個市場。彙總起來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養活作家，養活出版社，養活平臺。現在對文學作品評判的權力已經轉移到了出錢的人——讀者手裡。
當年《大眾電影》評百花獎，也就是這樣的情形，十幾年前通過短信平臺去投票“超女”也出現過這樣的情形。但是跟今天不一樣的是，那是已經拍完了作品讓你去投票誰得獎，而現在則是活不活的問題了。一個作品放在平臺上，讓人訂閱，再把你從首頁上撤下來，就會有非常大的落差，一潰千里，形成一個很負面的反應。最終用戶會掌握這個權力。這一切都是悄悄發生的。你沒有仔細想的時候，它已經發生了。它像是用改良一樣的辦法，但它是革命性的洪流。
雖然不清楚文學會走到哪裡去，但我最討厭的就是知心大姐，家庭刊物，更可惡的是女德班。我現在有學生，視覺藝術學院，有三個學生分配給我，我指導她們畢業論文。她們會用那些習慣的詞，小三，紅杏出牆，譴責，等等。我有一天忍不住說，你們都是從哪裡受的教育？你對文學的基本觀念就不正確。文學寫的就是不好的事情。文學不是為道德而生的。從總體上說，一個女性，一個男性，要出軌要出牆，這是天知道的，是沒有辦法遏制的。這個過程中別去殺人放火下毒 ，也就上上大吉了。我反對把不應文學負擔的東西轉嫁到文學身上去，再以文學的名義來譴責。
我在文壇沒有什麼功利要求，現在安身立命到退休已經非常好。當一個專業作家不像你在機關裡朝九晚五，我在家嘛，哪怕我每天給人寫篇爛文我也願意。坐班的工作肯定不去。已經學“壞”了。這麼好的事哪裡來。我也不想進步。我沒有這方面的進取心，感覺上班不大好玩。
有些年輕人要我寫序，還有“網絡文學教父”這種名號，我都不要。倘因為某種奇怪的原因，我會寫序。其他那些人，我會真心勸說：沒必要讓別人寫序，你的書不要將人家的話頂在頭上，你會後悔的。一定要寫，我就寫“這本書蠻不錯的，建議大家買一本”——通用的。可以用在底封。
4
80年代吧，我買的第一個相機是虎丘牌，一百多塊錢，蘇州產的。有相機和沒相機差很多，相機好壞差得就不多了。2005年以後，我開始用數碼相機，尼康的8800，我後來買過一連串尼康，現在用D810。數碼相機按快門幾乎沒有成本，一下子就亂拍了，就成了需要很多移動硬盤的了。
我最近給了《收穫》雜誌一個U盤，裡面有我找出來的收穫五十五週年紀念活動眾作家的照片，加上這次六十週年座談會和朗誦會，我用幾個相機和手機拍的所有照片，超過15個G。
我在《收穫》創刊六十週年活動現場也有些感慨，我想這是一次“壯行”，也是一次老兵檢閱。換場，目送一大群人的離開。餞行的意思。這些人我以前都認識，現在他們都老了。反正他們都比我見到他們的時候創作力衰退。我對餘華他們說，你們要過氣了，他們都笑。
我對餘華說，你好歹掙出個小說來了，因為餘華《兄弟》之前十年沒發表小說。我這人習慣不好，寫小說像個例外一樣，寫了個小說還有點竊喜。王安憶的寫作呢，打毛線一樣，農民種地一樣，持之以恆地寫，她很專業的。另一個是葉兆言，每天不寫點東西就難過。他們就是職業作家的態度。又看到李銳、蔣韻、笛安一家，李銳以前留著小鬍子，很好玩的，一個戰士跟人去打仗的樣子。你看他現在德高望重的樣子。
我拍照的方式和肖全不一樣。他是主動去找人家。我從來不主動找人家，正好碰到就把你拍下來。經常是在一些小型會議上拍，而且心裡想的是拍著玩，可見我不是以此為使命的人。多半是，覺得你蠻好看，我就把你拍下來。現在我看底片，會發現某些人拍得比較多，大概就是因為她/他好看。
拍照很好玩，只要按按快門，這也算創作，比寫小說省事多了。因為我不PS，拍完就完了，現在深受鄙視。如果你覺得我拍得很美，那是因為你真的很美，我不用美圖秀秀，磨皮什麼的，這種下流的事情我從來不幹。現在照片也比以前好拍。我以前買過海鷗DF，中國人做的比較好的相機，它是沒有自動測光功能，我們自己估計曝光，春秋天比較好的天氣上午幾點鐘，在心裡估算著拍，要一卷拍完、洗出來才知道拍得好壞。現在拍的是數碼，馬上能夠看見，多拍兩張總有一張好的。
有朋友好心讓我去參加攝影社，辦攝影展時也讓我拿幾張照片去，但我覺得我和他們不一樣，他們講究藝術，我不講究，我的口號是“拍下來就是勝利”。比如我沒有拍過巴老，因為當時小青年，不好意思。現在老了，不要臉了嘛，看到誰就拍，人家也拿你沒辦法。現在我就會打招呼了：“巴老我給你拍張照片好嗎？”我後來拍了黃裳，賈植芳等。黃裳那時還給我一個條子，“你上次給我拍的照片能幫我印兩張嗎？”
因為我不是為了藝術，為了藝術這些照片可能都是沒價值的。用光構圖都不特別好，可我就是拍了，而且還留著。我幾乎不刪照片。失焦了或全黑了我才刪。有時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誰，糊里糊塗就拍下來了。有一次就這樣把王思聰拍下來了。就是在一個場合對著觀眾拍，後來回家看照片才看到了，一個極平常的青年。
有些照片，你當時覺得不夠好，等過些年你再去看，會覺得蠻好看的嘛。我喜歡看中國老照片，街道，黃包車等，當時也是外國人把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事情拍下來了。
我現在有四十萬張照片。有空的時候，我用一臺底片掃描儀把以前的老底片掃出來，到現在還沒有掃完。我有很多奇怪的興趣，其中我覺得掃底片還蠻好玩的，戴上手套，用吹氣球把灰吹掉，這個底片原本看不清誰是誰，慢慢的，幾分鐘掃出來，一看這是這個人15歲時候的樣子。上次就是，一卷膠捲掃完一看，這不是張獻、唐穎和他們的兒子O奔嘛，有十來張，是到我們家來玩的時候拍的，我很高興，掃出來送給他們。我家裡本來有一個磁帶攝像機，時間長了壞了，但拍的東西還在。我到網上買來可以錄可以放的二手錄像機，把帶子上東西放出來，多數是拍我兒子小時候，騎自行車啊，在家裡胡鬧啊，多寶貴的東西，我就學著把它們數碼化了，也會教別人或是幫別人轉好，蠻開心。轉成數碼就不怕磨損了。
1995年，葉兆言。陳村拍攝。
1995年12月14日，上海東湖賓館，王安憶去看望阿城。陳村拍攝。
1996年，餘華在北京。陳村拍攝。
1999年，阿城。陳村拍攝。
1999年，王朔。陳村拍攝。
2001年，姜文。陳村拍攝。
2001年，史鐵生50歲生日。陳希米，史鐵生。陳村拍攝。
2005年，黃裳。陳村拍攝。
2011年，陳丹青在木心先生追思會。陳村拍攝。
2012年，韓寒。陳村拍攝。
2012年，新概念作文大賽，周嘉寧（左），張悅然。陳村拍攝。
人會一個一個消失的。有天李國煣在講，95年辦過一次筆會，我們到深圳珠海去，合影上已經有兩個人沒有了，程乃珊，趙長天。陸星兒，蔣麗萍也沒有了。我以前為《收穫》做《好說歹說》訪談專欄，訪過的人裡面，賀友直，章培恆，史鐵生都已經沒了。我去和他們談的時候，還是他們狀態很好的時候。我們這個城市裡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人，我如果做口述實錄就會不斷地去找他們談。談他們的專業，談個人角度看到的世界，或者他們看到的城市。
有時候也會想，我有精力做工作的時間肯定是不多了。我在晚報的專欄，一張照片加一段文字，也經常拖啊拖。我經常很起勁地在寫不給錢的文字。我有某種焦灼，看到了一些社會現象，要發點議論。我要義務地去當網絡作協的會長，也會生出很多事情。退休了還做很多雜七雜八的事。我希望儘快卸任。
我還是想寫作。創作是好事，把沒有的變成有了，這是上帝的工作，這是至高的權力。當你有這個本事，將無變成有，這讓大家很信服。做人很單調，很枯燥，無論做凡人做皇帝。但做作家有一層精神生活，可以和虛構的人一起玩。否則你想做人好沒趣啊。
—— 完 ——
吳越，《收穫》文學雜誌社編輯，作家。
題圖為1993年，肖全第一次見到陳村，在他家中拍下他和女兒。這張照片翻拍自《我們這一代》。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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