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陈村
采访、文 | 吴越
早期陈村最喜欢旅游，一听要出去游山玩水，可高兴了。他有个梦想，到远方的公路上开个吉普，旁边放个相机，到处玩耍，走哪算哪，说不定搭一段艳遇。
二十多岁读大学时，发作了脊椎关节的毛病。开始表现为腿剧疼，后来逐步发展，至于腰。不得不停止了运动。先是无聊，然后是无趣。再一次坐在茶馆里左等右等一群朋友怎么还没有下山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本不该来。他说：以后去夏威夷可以叫我，不用动的，喝啤酒在海边看美女。
一些普通人可以做到的事也显得为难。逛书店，他拿着三四书本踌躇该不该买，这些重量会使他的步行更加吃力，又不好意思叫别人帮忙。坐轮椅，他内心是抗拒的，“人一坐轮椅就不好玩了。”
陈村原名杨遗华，1954年生于上海，1971年，赴安徽无为县乡村插队务农，1975年病退回沪，进里弄生产组工作。开始写作后，他用了黄山北麓陈村水库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后来陈村水库反而被改名为“太平湖”，那里现在有农家乐，还有游船码头，招徕客人登湖心岛观鹿观猴。
1980年，陈村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自谓“聒噪地进入文坛”，“稍微得过几个小奖”，5年后加入中国作协，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曾是全上海唯一的专业作家。而后他慢慢写得少了。
1993年，摄影师肖全到上海，时任《海上文坛》副主编的程德培叫了一圈人，在作协边的一家小餐馆喝酒，陈村是最后来的。“然而他却最吸引我”，肖全在摄影文集《我们这一代》里这样描述，“陈村推开餐馆的门落坐后，街上的一束阳光随着他的身子闪了进来。他是个不怎么写长篇，却老在《新民晚报》等全国著名的大报上开专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专栏作家，而且是个不大讲情面的人。”
酒席散后，肖全跟陈村去他淮海路边雁荡路上有着拐弯抹角楼梯的一室户，陈村打印了一叠根子的长诗《白洋淀》给他。再后来，陈村给肖全写信：“至于写到我，怎么写都行，反正不是我写的，我不管他人说我怎样。”
1990年代之后，陈村开始接触网络，由民间论坛斑竹而至上海网络作家协会的会长。他依旧不讲情面，依旧不怎么写长篇，依旧顽心很重，用“这个不大好玩”和“那个很好玩”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有时人们甚至会忘了，他还是个老资格的作家，是上海作协副主席之一。这一切汇总起来，在上海文学圈，形成了一个更为广泛也堪称奇妙的头衔：“村长”。
只要提到“村长”，不可能是别人。坐在主席台上，挂着相机，东张西望的是他。走路佝着腰，迟缓而坚定，提着布袋子，见人打招呼便笑笑的是他。在《收获》创刊六十周年作品朗诵会间隙，对着余华、苏童、格非等大喊一声“你们都过气了”，趁对方愕然而后大笑的瞬间按下快门的，也只能是他。
1974年，知青陈村。
1974年，陈村在去金山的火车上。
1980年，77级大学生陈村。他读大学时，发作了脊椎关节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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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海最资深的宅男，1983年开始就宅在家里不上班了。当时上海还没有专业作家，实行创作假制度，相当于今天的签约作家。作协批创作假，一次批一年。
1979年，《上海文学》办小说学习班，上海当时这一批写小说的游兵散勇就碰头了，有了一个小组。王安忆是后来加入的。有一天她拎着一网兜的喜糖来，我们开玩笑说：你已经结婚啦？机会都不留给我们。这个小组是彭新琪管的，我那天开会（指2017年12月9日举行的《收获》创刊六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看见她，感情很深。
当时文学期刊常在夏天办笔会，所以我就认识了全国很多作家——韩少功，何立伟等。那时的人比现在要自然，物以类聚，彼此见了很亲热，没有城府。我们初登文坛的时候，是当年的“右派”作家当道，王蒙呵，从维熙啊。开会有一些交集，有时候和我们有些小冲突，多数时候他们玩他们的，我们玩我们的。一些老作家写得很好，陆文夫、张洁等，我大学时读过，很尊敬的。我们这号人跟以往作家不大一样。在很多地方，发表一篇东西是很难的，发了就成为文坛都知道的人，在小地方有很多好处，比如调到文化馆，可以靠这个吃饭的。但我们不知好歹。比如我，从一开始就会和责编吵起来，不愿意编辑改我稿子，一改就要吵，再比如和我同时期的作家曹冠龙，被编辑删改稿子，就跑到印厂去改回来，印刷厂以为他是杂志社派来的，居然给办成了。按理说，碰到如此行为，编辑部应该大怒嘛，但也没追究。笼统地说来，那些老师们、前辈们对我们很好，尽管文艺观点不一样，或审美趣味不一样，但看到年轻人有才华都很高兴，而不是说妒忌你们，要压死你们。我们这代人是怎么起来的呢？老作家慢慢不大写了，然后，铁凝当中国作协主席了，安忆当上海作协主席了，那时候有一个玩笑话叫“忍看朋辈成主席”。我们渐渐掌握了大部分的杂志编辑部，可以发表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那是后来了。
我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是在上海市政二公司职工学校教书，1983年开始请创作假，不再上班。1985年，茹志鹃老师和我说，快来作协申请，现在有专业作家编制了。写《于无声处》的宗福先也同时去办调动，他所在单位还挽留，我这边是办得飞快。这样一来，有一两个月时间，我是上海惟一的专业作家。
现在回头看自己写的小说，觉得哇写得这么好，这人是谁啊。我觉得写得最好的《一天》，给《文汇月刊》被退了，后来由《上海文学》用了。《一天》是无可复制的小说。写长篇小说《鲜花和》之前，我写过一连串非主流不大写实的东西，包括在《收获》发的《象》。《象》按现在来讲就是个穿越小说，故事在非洲草原和现在时空之间来回地叙述。但评价寥寥，没有引起评论家的注意。过了好几十年，我这个《象》被上海写作计划推介给外国作家，居然倒是引起了兴趣。还有一个《美女岛》，发在《钟山》上的，也是这样。写了一串无厘头小说，像扔进深坑，感觉不太好玩。
89年年初时，我就想不写小说了，停下来了。后来我接了好几个专栏，每个星期一篇。我很懒的哦，我不是像港澳作家那样每天写，我一个礼拜写一两篇，蛮好。写大量短文章在我是为了谋生需要。我跟约稿编辑说明过：稿费四五十块太便宜了，你们一家报社养不了我，我要一稿多投的。也写过球评，看世界杯，本就愿意看，看完以后噼里啪啦打一堆字，半夜十二点之前发过去，第二天早上醒来就看到了。写了一千字给一千块我就很高兴。
我本来想的是写点散文，再写点话剧。话剧蛮有意思，里面有发挥想象的空间，可以组织对话。后来把写话剧的想法废了。当时任何一个话剧都没有现实那样波澜壮阔，波谲云诡。我不愿意写了。
以前小饭和我说笑，你这种人算什么小说家，算曾经的小说家。我笑笑，无所谓，这是事实。不管写好写坏，我确实后来没再写什么。我好容易写一篇比较长的《鲜花和》，站在一个断点上。这个之后，几乎没有写过小说。这也是我用电脑写的第一个长篇。它里面是块状结构，我是想到什么先写什么，不是按部就班写的。以前怕抄稿，都是老老实实从一写到二。
1982年，站立者陈村，前排左起：曹冠龙，薛海翔，王小鹰。
1982年，无锡。左起：王安忆，程乃珊，蒋濮。
1985年，《收获》笔会，珠海海面上，陈村，程乃珊，李国煣。
1982年，马原在陈村家。陈村拍摄。
1986年，吴亮在孔子墓前。陈村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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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底，在《收获》发完了《鲜花和》之后，我开始到网上去玩。我起床就把电脑开着，一直到睡觉，结束。现在我睡着了往往也在那儿下载。九十年代时拨号上网，33.6k/秒，后来到56k已经很开心了。我现在家里是200兆，当时中国通向全世界也就是二三十兆的总量，只有60万网民。我刚上网时很高兴，觉得没有国界了，没有边界了。在现实中偷越国界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在网上就比较宽松，可以跑来跑去。
当时中文的站点比较少，我不懂英文，就看“橄榄树”，“新语丝”，“华夏文摘”，有时候会去“太阳升”，去“元元”去看黄色图片。但是也很悲催，这么多人要去看这个网站，所以很慢很慢。经常是，先看到一个高跟鞋，往下慢慢走慢慢走，走到膝盖要花个五毛钱。那时候《花花公子》也没有怎么见过。我买的《金瓶梅》里面有一万多字是删除的，人文社内部出版。我们已经成人了，这里还把我们当非成人。所以我那时的状态是窃喜。
我在网上养成一个恶习，喜欢逛来逛去。在网上都是鸡零狗碎的。一般都告诫自己不要发声，因为事情都是无止境的，但是后来我去管了论坛。我先后管过两个论坛，先是“榕树下”的“躺着读书”，再一个“99书城”的“小众菜园”，加起来有十年。在论坛上非得要说话了，你要管事，你要不管，论坛就一塌糊涂。话就多起来。我愿意为了个公道出来吵架。好斗什么的……这些可能是错觉。
作家进入网络公司兼职，就更不好了。就像家里有个小毛头一样，时时会惹事，你要去看着他，不要闹起来。时间鸡零狗碎，心绪也时高时低。和你好好说着话呢，那边网上打起来了。做不成比较大的事。如果真的可以选择的话，我觉得这样不好，为了看热闹，把自己赔进去了。这个位置不是我所选择的位置，我对自己上网的定位是一个目击者。
我不是一个网络作家，尽管和他们混了那么多年，但我从来没将完整的作品首发在网络上。我也不是金宇澄这样尝试在网上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以前就觉得金宇澄写得蛮好，但没想到他会写出这么长长画卷的有个性的《繁花》。吴亮在我管的论坛上也写过好些东西，他集子里有很多文字是从论坛里而来。后来他也上网写了长篇《朝霞》。上海这些老作家的潜力是不可被妄议的，这一点蛮好。
我也应该好好写作，我的日子热闹，就是没有好好写作。我报了好几年选题，在写一个长篇。也确实在写，一天写上几百字又匆匆出去了，我需要一个完整的时间。在网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与你相关了，你的心绪就不太平，像在颠簸的海船上。写作应该有相对平静的心态。
一直到现在退休了，应该清闲了，可是闲不下来。从昨天忙到今天早上六点多，我在给我主编的上海网络作家协会电子刊《网文新观察》统计字数，统计稿费，通知作者给汇款信息。我这两天要发五期电子刊的文字量。一想就头疼。晚上要去陕西北路“网文讲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和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张峥谈“技术时代的文学”。
我这种东张西望是不大好的。一个人只能做一点事情。每个人有自己的使命。
1995年，林丹娅，舒婷 ，陈村在参观华东六省一市的路上。
1993年摄影师肖全第一次拍摄陈村（见题图）。1995年，肖全第二次拍摄陈村时，陈村也拍下了他。
肖全2010年帮陈村拍的标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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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看的网络作品，和后来连载几百万字的巨作不一样，一开始是业余的。这个由短到长的变化，夸大一点说，极端一点说，有一些像白话文要颠覆文言文的时候。今天我们可以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写得很水。以前对白话文的攻击也非常多，不像话，没有文采，后来白话文的民间立场变得越来越牢固了，坚不可摧了。今天好像一场变革又要来了，在小说家们的手里，把小说的很多技巧和观念做到了极致，他们想尽了种种办法来叙述，但老百姓喜欢的还是平铺直叙的讲故事的、有浅显道理的、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那些东西，也易于推广。
尤其是今天所谓文学，是可以手持的，七亿网民里有三亿多是看手机网络文学的，文学从来没有这么广泛传播。这种变化会慢慢变成一种用长文本的多线索的叙述的东西，尽管它可能不大严格，不大规范——比如错别字——专业作家看到错别字很恼火，我有一天和网站老总说，按出版规定“一万个字里只能有一个错别字”，你们发出来的都是伪劣产品。
但不管怎么样，在这种大变革的情形下，文学会发生很多变化。因为文学本质上是一个拷贝产品，不是原作。拷贝是便宜的，是要有那么多人去捧场的，不像艺术品，一个大老板喜欢我的画，把我的画买去就可以了。你要是卖拷贝产品，就必须要一个市场。汇总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养活作家，养活出版社，养活平台。现在对文学作品评判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出钱的人——读者手里。
当年《大众电影》评百花奖，也就是这样的情形，十几年前通过短信平台去投票“超女”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但是跟今天不一样的是，那是已经拍完了作品让你去投票谁得奖，而现在则是活不活的问题了。一个作品放在平台上，让人订阅，再把你从首页上撤下来，就会有非常大的落差，一溃千里，形成一个很负面的反应。最终用户会掌握这个权力。这一切都是悄悄发生的。你没有仔细想的时候，它已经发生了。它像是用改良一样的办法，但它是革命性的洪流。
虽然不清楚文学会走到哪里去，但我最讨厌的就是知心大姐，家庭刊物，更可恶的是女德班。我现在有学生，视觉艺术学院，有三个学生分配给我，我指导她们毕业论文。她们会用那些习惯的词，小三，红杏出墙，谴责，等等。我有一天忍不住说，你们都是从哪里受的教育？你对文学的基本观念就不正确。文学写的就是不好的事情。文学不是为道德而生的。从总体上说，一个女性，一个男性，要出轨要出墙，这是天知道的，是没有办法遏制的。这个过程中别去杀人放火下毒 ，也就上上大吉了。我反对把不应文学负担的东西转嫁到文学身上去，再以文学的名义来谴责。
我在文坛没有什么功利要求，现在安身立命到退休已经非常好。当一个专业作家不像你在机关里朝九晚五，我在家嘛，哪怕我每天给人写篇烂文我也愿意。坐班的工作肯定不去。已经学“坏”了。这么好的事哪里来。我也不想进步。我没有这方面的进取心，感觉上班不大好玩。
有些年轻人要我写序，还有“网络文学教父”这种名号，我都不要。倘因为某种奇怪的原因，我会写序。其他那些人，我会真心劝说：没必要让别人写序，你的书不要将人家的话顶在头上，你会后悔的。一定要写，我就写“这本书蛮不错的，建议大家买一本”——通用的。可以用在底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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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吧，我买的第一个相机是虎丘牌，一百多块钱，苏州产的。有相机和没相机差很多，相机好坏差得就不多了。2005年以后，我开始用数码相机，尼康的8800，我后来买过一连串尼康，现在用D810。数码相机按快门几乎没有成本，一下子就乱拍了，就成了需要很多移动硬盘的了。
我最近给了《收获》杂志一个U盘，里面有我找出来的收获五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众作家的照片，加上这次六十周年座谈会和朗诵会，我用几个相机和手机拍的所有照片，超过15个G。
我在《收获》创刊六十周年活动现场也有些感慨，我想这是一次“壮行”，也是一次老兵检阅。换场，目送一大群人的离开。饯行的意思。这些人我以前都认识，现在他们都老了。反正他们都比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创作力衰退。我对余华他们说，你们要过气了，他们都笑。
我对余华说，你好歹挣出个小说来了，因为余华《兄弟》之前十年没发表小说。我这人习惯不好，写小说像个例外一样，写了个小说还有点窃喜。王安忆的写作呢，打毛线一样，农民种地一样，持之以恒地写，她很专业的。另一个是叶兆言，每天不写点东西就难过。他们就是职业作家的态度。又看到李锐、蒋韵、笛安一家，李锐以前留着小胡子，很好玩的，一个战士跟人去打仗的样子。你看他现在德高望重的样子。
我拍照的方式和肖全不一样。他是主动去找人家。我从来不主动找人家，正好碰到就把你拍下来。经常是在一些小型会议上拍，而且心里想的是拍着玩，可见我不是以此为使命的人。多半是，觉得你蛮好看，我就把你拍下来。现在我看底片，会发现某些人拍得比较多，大概就是因为她/他好看。
拍照很好玩，只要按按快门，这也算创作，比写小说省事多了。因为我不PS，拍完就完了，现在深受鄙视。如果你觉得我拍得很美，那是因为你真的很美，我不用美图秀秀，磨皮什么的，这种下流的事情我从来不干。现在照片也比以前好拍。我以前买过海鸥DF，中国人做的比较好的相机，它是没有自动测光功能，我们自己估计曝光，春秋天比较好的天气上午几点钟，在心里估算着拍，要一卷拍完、洗出来才知道拍得好坏。现在拍的是数码，马上能够看见，多拍两张总有一张好的。
有朋友好心让我去参加摄影社，办摄影展时也让我拿几张照片去，但我觉得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讲究艺术，我不讲究，我的口号是“拍下来就是胜利”。比如我没有拍过巴老，因为当时小青年，不好意思。现在老了，不要脸了嘛，看到谁就拍，人家也拿你没办法。现在我就会打招呼了：“巴老我给你拍张照片好吗？”我后来拍了黄裳，贾植芳等。黄裳那时还给我一个条子，“你上次给我拍的照片能帮我印两张吗？”
因为我不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这些照片可能都是没价值的。用光构图都不特别好，可我就是拍了，而且还留着。我几乎不删照片。失焦了或全黑了我才删。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糊里糊涂就拍下来了。有一次就这样把王思聪拍下来了。就是在一个场合对着观众拍，后来回家看照片才看到了，一个极平常的青年。
有些照片，你当时觉得不够好，等过些年你再去看，会觉得蛮好看的嘛。我喜欢看中国老照片，街道，黄包车等，当时也是外国人把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事情拍下来了。
我现在有四十万张照片。有空的时候，我用一台底片扫描仪把以前的老底片扫出来，到现在还没有扫完。我有很多奇怪的兴趣，其中我觉得扫底片还蛮好玩的，戴上手套，用吹气球把灰吹掉，这个底片原本看不清谁是谁，慢慢的，几分钟扫出来，一看这是这个人15岁时候的样子。上次就是，一卷胶卷扫完一看，这不是张献、唐颖和他们的儿子O奔嘛，有十来张，是到我们家来玩的时候拍的，我很高兴，扫出来送给他们。我家里本来有一个磁带摄像机，时间长了坏了，但拍的东西还在。我到网上买来可以录可以放的二手录像机，把带子上东西放出来，多数是拍我儿子小时候，骑自行车啊，在家里胡闹啊，多宝贵的东西，我就学着把它们数码化了，也会教别人或是帮别人转好，蛮开心。转成数码就不怕磨损了。
1995年，叶兆言。陈村拍摄。
1995年12月14日，上海东湖宾馆，王安忆去看望阿城。陈村拍摄。
1996年，余华在北京。陈村拍摄。
1999年，阿城。陈村拍摄。
1999年，王朔。陈村拍摄。
2001年，姜文。陈村拍摄。
2001年，史铁生50岁生日。陈希米，史铁生。陈村拍摄。
2005年，黄裳。陈村拍摄。
2011年，陈丹青在木心先生追思会。陈村拍摄。
2012年，韩寒。陈村拍摄。
2012年，新概念作文大赛，周嘉宁（左），张悦然。陈村拍摄。
人会一个一个消失的。有天李国煣在讲，95年办过一次笔会，我们到深圳珠海去，合影上已经有两个人没有了，程乃珊，赵长天。陆星儿，蒋丽萍也没有了。我以前为《收获》做《好说歹说》访谈专栏，访过的人里面，贺友直，章培恒，史铁生都已经没了。我去和他们谈的时候，还是他们状态很好的时候。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人，我如果做口述实录就会不断地去找他们谈。谈他们的专业，谈个人角度看到的世界，或者他们看到的城市。
有时候也会想，我有精力做工作的时间肯定是不多了。我在晚报的专栏，一张照片加一段文字，也经常拖啊拖。我经常很起劲地在写不给钱的文字。我有某种焦灼，看到了一些社会现象，要发点议论。我要义务地去当网络作协的会长，也会生出很多事情。退休了还做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我希望尽快卸任。
我还是想写作。创作是好事，把没有的变成有了，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至高的权力。当你有这个本事，将无变成有，这让大家很信服。做人很单调，很枯燥，无论做凡人做皇帝。但做作家有一层精神生活，可以和虚构的人一起玩。否则你想做人好没趣啊。
—— 完 ——
吴越，《收获》文学杂志社编辑，作家。
题图为1993年，肖全第一次见到陈村，在他家中拍下他和女儿。这张照片翻拍自《我们这一代》。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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