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工作、家庭、社交，甚至網絡都在成為當代人的焦慮源泉，“我太難了”和“令人頭禿”的哀嚎在辦公室此起彼伏。而身處其中的職場女性，工作、家庭“一肩挑”，身心亞健康已成為常見病。有調查顯示，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職場女性焦慮或抑鬱狀態比例明顯上升，年輕職場女性心理健康狀況堪憂。
身心過勞引擔憂，焦慮呈現年輕化
“晚上11點下班是常態，還經常有夜裡12點以後需要到單位加班的情況。”26歲的孫亞寧目前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她說有一次凌晨去單位加班，路上竟然遇到堵車。“感覺為了工作不少人都在透支身體。”
和孫亞寧一樣，不少女性因為高壓工作和“KPI”的要求，陷入了“昏天黑地”的工作循環。“996”甚至“007”式的節奏使私人時間極盡壓縮，熬夜、缺眠成為普遍現象。
除了工作強度較高之外，考核、晉升等導致精神壓力大，也是造成職業女性焦慮的重要原因。“互聯網公司相對不穩定，效益不好的話很可能會裁員，所以一方面擔心自己的業績，一方面還擔心自己未來的工作前景。”孫亞寧說。
值得注意的是，有調查顯示，近年來女性職場焦慮逐漸呈現出年輕化趨勢。剛剛進入工作狀態的“90後”們普遍反映身心壓力較大，不少受訪者表示常感鬱鬱不樂、情緒低沉。
“90後年輕人多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不只是在意收入等物質方面的條件，也更為重視工作的體驗、價值，以及工作內容與自身專業、個人長處的匹配度。如果不能滿足在工作中被尊重、實現自我價值的需求，就很可能會感到焦慮。”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許琪說。
隱性歧視仍存，“要生”還是“要升”
招聘就問是否婚育；備孕先要“拿號”排隊；生娃發現被調離原崗位……凡此種種都是在倒逼女性婚育後主動離職。家庭與工作這對難以調和的矛盾，讓不少職場女性分身乏術。
“招聘時我們一般很少問男性是否單身、是否有孩子，但會很直接地問女性這些問題。男性和年齡較小的女性更受公司歡迎，因為覺得他們能接受更高的工作強度、適應頻繁的出差，而結婚生育的女性一般要照顧孩子和家庭，所以在這方面不太自由。”曾經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銀行從業者楊佳曉說。
“懷孕了工作怎麼辦？迴歸職場還能不能兼顧事業和家庭？想到這些就讓我焦慮。”楊佳曉說，公司裡不少女性調休和休年假都要精打細算，除了孩子生病、開家長會等原因，一般不會輕易請假。
楊佳曉說，此前一位非常優秀的女同事，由於生育之後需要時間哺乳、照顧幼童，難以兼顧家庭與工作，不得不眼睜睜看著自己辛苦奮鬥多年得來的崗位被其他人頂替。
專家認為，在如今的職場文化下，女性最主要的壓力就來源於結婚生育對女性事業的衝擊。由於女性往往家庭、工作“一肩挑”，承擔了更多來自家庭的壓力，因而女性職業上的焦慮，實際上是工作、家庭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除了焦慮，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中國心理學會科普委心理講師培訓導師王春誼認為，當前社會上感受到焦慮、抑鬱的女性越來越多，反映出社會現實中的“三高”現狀。
“一是現在整個社會的變化頻率高，我們身邊的社會結構、生活場景、工作內容等都在快速變化；二是生活工作節奏快，人們都在高速運轉；三是信息干擾程度高，往往處在信息過載的情境中。這‘三高’給我們帶來身體上的應激反應，導致女性廣泛存在焦慮情緒。”王春誼說。
與“三高”的社會現狀相對應的，是生活趣味性降低、自我調節能力低、社會支持體驗頻率低的“三低”現實，導致女性的壓力往往難以得到疏解。
目前，我國女性更傾向於自我消化或在家庭、好友等親密關係中尋求釋放壓力，通過專業渠道、社會渠道進行心理疏導、緩解焦慮情緒的女性並不多。對此，專家建議，一方面需要建立起更為完善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另一方面也需社會給予職場女性更多關注與支持。
“從生育的角度來說，它不僅是個人家庭的事情，更是關係到國家的整體國策。所以國家需要進一步完善相應的配套政策，在法律層面上給予保障，幫助家庭和僱傭女性的企業共同分擔生育成本。”許琪說。
與此同時，專家建議加強社區社群建設，幫助女性疏解情緒。許琪說：“尤其在大城市，社區社群的建設能夠更方便快速地幫助女性在陌生環境裡尋求幫助，感受到社會支持。一些自發形成的興趣群體也能成為女性在大城市裡尋求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文中孫亞寧、楊佳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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