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軍旗下的紅十字》寫得非常好，非常感人。此文堪比新時代的《誰是最可愛的人》，作者堪比軍旅作家魏巍。

作者以親歷者的身份描述了那一段血染的風采，以一位女性細膩的筆觸揭示了人性的剛與柔，以一位軍人的熱血謳歌了那一代軍人的忠誠。

這篇文章可作為《四有軍人》教育的必讀物進入軍營，這篇文章的節選可納入中小學課本，如同當年我們在讀《誰是最可愛的人》時一樣，熱血沸騰，激發出我們的愛國情懷，淨化和洗滌我們的靈魂。

讓我們的英雄在軍營中、在社會上、在青少年的心目中化為不朽的豐碑！成為學習的榜樣！

那場戰爭的硝煙雖然已經漸漸散去，但那場戰爭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不能被淡忘。陵園中的忠魂們在呼喚著和平，在期盼著祖國的強盛，他們渴望今後無人敢欺，他們也渴望祖國和親人來探望。

軍營中的勇士們則在磨刀霍霍，他們時刻在準備打仗，他們懂得和平與戰爭的辯證關係，只有敢戰方能止戰，只有能戰方能言和。這就是我倡導的“鷹膽鴿魂”之精髓，這就是我推薦這篇文章的初衷所在。

——羅援

上接（連載二）：

血色陣地

1979年2月17日凌晨，對越自衛還擊戰正式打響。

　 我方位的開戰是六點整。炮聲震天動地，只見黎明前尚黑暗的天空半邊被映得通紅。

救護所全體人員靜靜地佇立，聽著隆隆的炮聲，仰頭凝望著那炮火織就的奇特天象，心情複雜地揣測和等待著接下來屬於我們的戰鬥。

四十多分鐘後炮聲戛然而止。後來聽41軍的人說起，炮擊應該是持續一小時的，但我們這方位的炮彈竟然供應不足地提前打光了。這事不知是否屬實。

戰鬥行軍中

　　炮火攻擊之後就是步兵衝鋒，激烈的地面戰鬥在進行了。傷亡將從此刻開始。

　　還沒到八點，第一批送傷員的戰車便一輛接一輛卷著滾滾黃塵呼嘯而至。霎那間，傷員躺了一地。屬於我們的戰鬥至此展開。

　　我們承擔的是最關鍵責任最重的一線救護。要完成的是以挽救生命為首要任務的救治。而我們這救護所也就三十來人，分為前接組、驗傷組、手術組、採血組、護理組、供應組、傷員後送組以及警衛組，炊事組等。大多崗位兩三個人。最重要的手術組人多些，但也只有展開兩張手術檯的場地和技術力量。這其中的重中之重是看手術組的效率。傷員的生命之線就係在我們手上。

　　我們所處的方位並不是入境作戰的主攻方向，而是為牽制越軍打佯攻的陣地。沒料到越軍的兵力和戰鬥力大大超出了戰前的估計。進攻路線又是由兩面為山的山隘前進，越軍居高臨下的阻擊令我軍傷亡慘重。

　　開戰頭兩天，臨近我們作戰的123師368團僅傷員就陸續下來兩百多。此戰368團傷亡360多人，犧牲為160人。擔任主攻的二營基本被打光，五個連隊集結起來僅剩下一個連的兵員，營長見狀放聲痛哭不已。

　　如潮而至的傷員令全所人員迅速進入萬分緊張忙碌的狀態。前接組冒著槍彈襲擊的危險到前沿接收傷員；

驗傷組按傷情輕重分理出處置的緩急；民兵擔架隊兩人一組，抬著傷員往手術間和病房送進送出；兩個手術組一臺緊接一臺地展開手術；護理組緊張地照料著重傷員；後送組一車接一車地翻山越嶺將傷員送往二線醫院。

　 戰傷的傷情門類特別複雜，胸腹傷，顱腦傷，肢體的槍傷、炸傷、摔傷、燒灼傷……從頭到腳，各種輕、重、危、難、急的都齊了。不少重傷員抬上手術檯就先忙著緊急胸外叩擊復甦，行氣管切開術，做靜脈切開輸血輸液……更有來不及搶救犧牲在手術檯上或手術室外的烈士。萬分緊迫、緊張，血腥的氣氛籠罩著全所。

　 為了再加快進度，在我們這個手術組還多加一張簡易手術檯，可同時進入兩個傷員。這臺在進行手術，我趕緊為旁邊那臺傷員先做好輸液和消毒準備。醫生手術完了換個手套立即過去做第二臺。我接著包紮術後的傷口，馬上清洗消毒器械，並換好下一臺的傷員。兩張手術檯爭分奪秒輪番利用，大大提高了效率，忙得大家如機械般無法停止。

竭盡潛能　

當年由於國力貧窮，步兵作戰都沒能配戴鋼盔，腦外傷的死亡率很高。能活下來送回國的並不多。我們這支顱腦專科手術隊名不符實地突破了專業界限，各類傷情都要處置。

我算是當時野戰所唯一的專科手術室護士，因此，除了負責本組手術的全部配合之外，還要顧及另一臺手術配合工作的一些幫教。不停地穿梭於兩個手術間，這個喊那個叫的，令我手腳無法停，腦子無法停，嘴也無法停。只恨沒有分身術。

手術室裡，傷員及抬擔架的民兵不停進進出出，脫下的軍服軍鞋和槍支彈藥堆了一地。本應嚴格的手術室無菌要求根本無從談起。

還不到一天，戰前準備幾天的手術敷料基本告罄，供應組爭分奪秒地趕做。無菌手術服很快不夠更換，醫生們只能穿洗了馬上消毒的溼手術服。再後些連洗都來不及，直接消毒帶血跡的手術服。手術中蓋傷口的無菌巾都不夠用了，將塑料薄膜用消毒水浸泡後代替。手套用完了來不及消毒，只能先用藥水泡泡戴溼的。手術器械週轉無法達到規定消毒時間，在煮沸消毒的鍋裡再加入消毒液權當雙保險了。到後來甚至連醫用脫脂棉都不夠用，供應的竟然是做棉衣棉被用的普通棉花，用於加壓包紮傷口根本吸附不住血水。

時間就是生命，一切操作都因陋就簡地打破了常規。畢竟和平環境下的軍隊缺乏戰地救治經驗，準備工作的不足，醫療條件的簡陋，裝備設施的落後，技術力量不盡合理的配備，尤其是後勤保障供應的短缺，這些狀況所造成那種極其緊張忙亂的局面，真是那個年代野戰條件下手術的真實狀況，現在回想起來，戰友們仍然十分感慨唏噓。

　　源源不斷送來的傷員，爭分奪秒做不完的手術，令我們全體人員沒有片刻的喘息，沒有了時間的概念。只是看到一會兒天黑了，一會兒又天亮了，再天黑，再天亮。忙的好像也沒了飢餓感，沒有人想到飲水吃飯。幾位炊事員顧著一批接一批到達的傷員，根本就顧不上醫護人員。好像是第二天才想起來，拎來一桶軍用蛋奶粉衝的米糊，不管冷熱的放著，誰餓了自己去舀來喝。

　　所有人都發揮了最大潛能，恨不得多長几雙手，一分一秒也不停下來。從16日白天算起，近百小時高強度的連續作戰，令醫護人員都超越了生理極限。我只覺得說不上是頭重腳輕還是頭輕腳重了，腿腳站腫了，身上的白大褂滿是斑駁血跡。疲憊的精神恍恍惚惚，不時會有片刻不知道身在何處地發暈發飄，聽到的所有聲音都是嗡嗡含渾的，但無法停下手上的工作。唯一的信念在支撐著大腦極度疲勞的神經：搶救生命，與死神作戰！

　　直到19號晚，廣西河池地區醫院的手術隊趕到，替換下了我們。大家軍裝都沒脫，全散了架似的倒頭昏睡過去。

　　按說將近四天沒閤眼的人要連續睡十幾個小時才能緩過勁兒來，可我們滿腦子都是傷員和手術檯。也僅僅睡了約5小時，朦朧中聽到運傷車的呼嘯聲，是又一批傷員到了。個個不約而同地爬起來奔回手術室。

　　在我們耳中，運傷員的車聲如同戰場槍炮聲，會高度的敏感和緊張。責任感令大家的神經緊繃，已經處於無法休眠的狀態。

　　不單是這第一戰役，更為特殊的是，靖西是許多部隊回撤的主要通道。開戰的28天，不分晝夜天天都有傷員從這裡撤回。我們前後收治過來自七個軍番號的傷員（除廣西方面五個軍外，還有從雲南戰場撤過來的）。粗略估算大小手術約一千五六百臺次。我們這小小的野戰救護所，承受了救治傷員的巨大壓力。

　　開戰的二十八天裡，我們幾乎沒有按時吃過幾頓熱飯菜。清湯麵條是我們的常規餐。基本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合衣倒在傷員躺過的地鋪，在一時空置的手術檯或敷料臺打個盹都有過。

　　有次半夜裡我實在累極了，見縫插針倒在隔壁剛空出來的手術檯上，在一旁收拾的護士說：烈士剛抬走你就躺上去，不在乎呀？

　　顧不了這麼多。沒有任何講究與選擇，能歇一下就是享受了。

　　三組手術人員不分日夜輪班轉。傷員轉危為安是我們最大的欣慰，救不過來犧牲的烈士是我們極大的痛心與負疚。

戰地記者為我們手術隊拍攝的集體照

我的戰友

經歷戰場上生與死，血與火的淬鍊，“戰友”這個稱謂會覺得格外神聖。是戰爭令我體會到了戰友情誼的可貴。在前線，我和我的戰友們猶如一家人般親密無間，相互間沒有了資歷之分，職務之分，年齡之分，甚至性別之分。不論幹啥都能做到步調一致，目標一致。在戰鬥中更是體現在相互間信任，無私的支持與緊密的合作。

一批批傷員的通過，一臺臺手術的進行，都是我的戰友們在以高度的責任心密切配合，頑強堅持。

左起杜冬雲 董秀玲 惠京蘭 朱雲發 魏俊福 簡建華

　　顱腦傷是戰爭中死亡率最高的。而腦外科的手術也是戰傷中難度最大、風險最大、技術含量最高的。頭部血運豐富，手術視野小，術中出血多，那時也沒有先進的診斷儀器，因此對術者的專科技術和經驗要求極高。我們手術隊在搶救顱腦戰傷方面充分展現和發揮了專科技術特長，使得進入本野戰所的顱腦重傷都得到了非常及時有效的救治。

當年步兵作戰沒能配備鋼盔

　　不停的手術對醫生的精力和毅力是極大的挑戰，體力更是極大的消耗。

大批傷員一到，我們的幾位醫生猶如紮根在手術室裡，不吃不喝地埋頭於連臺的手術。時間就是生命，常來不及按常規洗手消毒，每換一臺手術只能把碘酒酒精直接往手臂上塗。常見朱醫生簡醫生的雙手及手臂被燒灼和不透氣的橡膠手套捂的不像是人的手臂了。他們一直在彎腰低頭手術，走下手術檯時常直不起腰來。但極度的疲勞並沒有影響他們以精湛的技術，豐富的經驗，對傷情的悉心診斷和果斷處置。奮力的施救令不少處於死亡邊緣的傷員轉危為安。

　　董秀玲大姐做為技術經驗皆具備的麻醉師，獨自承擔著大手術麻醉操作的壓力與風險。對每一個傷員都如母親般的心疼和悉心體貼。聽到小戰士連聲對她說“你真像我媽媽”，我也為之動容。

　　護士小惠業務上手挺快，沒多久就儼然是一名合格的手術室護士了。

　　魏俊福醫生也充分發揮了普外科專業的能力，在救治傷員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我們每完成一臺手術就是一份釋放，每挽救一個生命就是一場勝利。

　　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手術隊勇擔重任，憑整體合作的出色表現榮立了集體三等功。此外，個人還分別獲得通令嘉獎和三等軍功。

　　32野戰所的每一位醫護人員都充分發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相互間團結協作，各個崗位緊密銜接。為了傷員的安危，付出什麼都心甘情願。

　　一個深夜的手術中，一名傷員剛抬上我們那張備用的手術檯就犧牲了。這臺在緊張地手術，那臺沒聲息地躺著，相隔僅兩米。看他很像我的一個同學，揪著心三次上前反覆辨認才確定不是。烈士的這麼停放令心裡的痛楚被沉沉壓抑著，室外還有傷員等著手術，實在忍不住了，跑去敲醒剛睡下的李副院長。

　　“趕緊把烈士送陵園吧”。我隔著門央求道。

　　“等天亮了再送吧”。李副院長睡意朦朧地答道。

　　“不行！這麼放著對烈士不敬，對正在手術的傷員影響太大了。趕緊的！”我語氣變得強硬。

　　我完全沒有意識到不由分說的命令口吻把自己身份和副院長調了個位置。但副院長並沒介意，真的就趕緊的起來去喊警衛班的戰士。

　　一切以任務為重，無從計較，心無芥蒂，這就是戰友！

　　由我們醫院組建的後送組四位戰友們也非常了不起。他們是醫生喻峰、許赤松，護士劉建平，院助理員方德才。

　　他們承擔的任務非常繁重，壓力相當大。每天晝夜不停風塵僕僕地來回顛簸在被坦克碾壓過坑坑窪窪崎嶇危險的山路上，既要時刻提防越軍特工的偷襲，更要保證安全地將傷員運送到二線醫院。

　　送傷員的車不能太顛簸，怕的是傷口出血和痛疼加劇。細心的他們先是在卡車車廂裡墊上約一尺厚的泥土，再鋪一層稻草，最上面鋪棉被。車速還不能過快，要不時地停車為重傷員測量血壓，檢查傷情。那些重傷員多是帶著輸液瓶上路的，途中要不斷檢查液體的輸入情況。遇上傷情突然變化的，還要當機立斷處理或迅速送往就近的地方醫院。

　　我和好友建平雖然同住一頂帳篷，可我們各忙各的，連見面打招呼的時間都幾乎沒有。她每走了一兩天回來倒頭就睡，幾小時後爬起來又走。身上的軍服和那張俏臉總是灰塵撲撲就沒幹淨過。

建平一到前線水土不服地腹瀉。堅強的她拖著病體在堅持戰鬥。極度的疲勞和營養的不足令她一直沒有得到恢復。傷員一趟接一趟的緊張轉運，令她只能常常以壓縮乾糧充飢。戰前96斤的體重戰後只有78斤。

當年軍人作戰期間都以這種乾糧充飢

　　建平是個小巧玲瓏的漂亮女孩，快人快語，非常精明能幹。戰爭中的女性往往是一道風景。剛經歷了戰場上血與火的廝殺，小夥子們精神上得到了放鬆，見到這個腰挎手槍穿著幹部軍服的美麗女兵，難免有些牛氣哄哄和對異性的探奇。小兵蛋子們會不知天高地厚地拿她這老兵打趣調侃： 小丫頭片子還穿四個口袋的呀？你那槍是打鳥的嗎？令她好氣又好笑。

　　她對傷員的深切關懷細心照料也深深感動了傷員們。為受到顛簸引起尿儲留的重傷員按摩排解痛苦，小便器不夠用她數次毅然拿出自己的飯碗為重傷員接尿。處置大出血傷員的果斷，獨自承擔繁重運送任務的勇敢和能幹，終令小夥子們對她肅然起敬。

戰友劉建平

後送組戰友左起：方德才、宋振祥、喻峰

　　對後送組的那三位男士我則沒更多印象。雖在一個野戰所，基本就沒打過照面，那是因為他們的任務始終在路上。上千傷員的後送除了極少數有直升飛機的參與，都靠後送組四位戰友日夜不停來回奔波，全都安全圓滿地完成，路上無一傷亡事故發生。

後送組的喻峰醫生出徵時兒子剛出生，這是他戴著軍功章回家的第一張全家福

　　提起直升飛機運傷員也挺有意思。當時中越雙方都不想讓戰爭升級，沒有動用飛機作戰。這令空軍無用武之地。對到前線接運傷員，空軍老大哥積極性相當高。但出動一次飛機並非簡單輕易的事，記得先後也就來過六架次專接重傷員。

　　直升機降落時螺旋槳攪起遮天蔽日的風沙黃塵，令我們吃盡苦頭，衣服敷料都白洗了。空軍還有個苛刻條件，就是要求抬傷員上直升機的必須是軍人，怕的是民兵中混進越軍特工破壞飛機。

　　飛機一來我們都要參加抬擔架，女兵四人抬一副。我們已經很疲勞了，抬著沉重的擔架走在坑坑窪窪的路上，你腳高我腳低踉踉蹌蹌挺吃力。上了飛機見穿著乾淨帥氣夾克衫的飛行員那神氣樣子真沒好氣。據飛行員說，我們這個野戰所是廣西最前線地段唯一可以停降直升機的。他們求我們向上級多多反映，讓他們多飛前線來接傷員。作為交換條件，允許我們進入駕駛艙參觀。雖然不能飛上天，我們藉機也把直升機觀賞個夠，滿足了好奇心。空軍的戰友們儘管不能空中作戰，但參戰的熱情也值得贊。

　　記得直升機最後一次來接傷員的情景，已經沒有重傷員了，飛機也不好空飛，就讓輕傷員誰願意坐誰去吧。

　　傷員們欣喜若狂，爭先恐後地向飛機奔去。有個腿部負傷的小戰士無法走動，急的大哭大喊“我要坐飛機呀，我要坐飛機！”。我們都忍俊不禁。上戰場你不哭，負傷你不哭，想坐飛機就哭成這副熊樣。得，“趕緊把他抬過去”。

飛機在轉運傷員中。右一朱雲發隊長，右二惠京蘭

到達我所接運傷員的蘇制米八大型運輸直升機

欲知後事精彩，且待下回《編外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