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23 11:28:59 羅援

导语：

《军旗下的红十字》写得非常好，非常感人。此文堪比新时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堪比军旅作家魏巍。

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描述了那一段血染的风采，以一位女性细腻的笔触揭示了人性的刚与柔，以一位军人的热血讴歌了那一代军人的忠诚。

这篇文章可作为《四有军人》教育的必读物进入军营，这篇文章的节选可纳入中小学课本，如同当年我们在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时一样，热血沸腾，激发出我们的爱国情怀，净化和洗滌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的英雄在军营中、在社会上、在青少年的心目中化为不朽的丰碑！成为学习的榜样！

那场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渐渐散去，但那场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不能被淡忘。陵园中的忠魂们在呼喚着和平，在期盼着祖国的强盛，他们渴望今后无人敢欺，他们也渴望祖国和亲人来探望。

军营中的勇士们则在磨刀霍霍，他们时刻在准备打仗，他们懂得和平与战争的辩证关系，只有敢战方能止战，只有能战方能言和。这就是我倡导的“鹰胆鸽魂”之精髓，这就是我推荐这篇文章的初衷所在。

——罗援

上接（连载二）：

血色阵地

1979年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

　我方位的开战是六点整。炮声震天动地，只见黎明前尚黑暗的天空半边被映得通红。

救护所全体人员静静地伫立，听着隆隆的炮声，仰头凝望着那炮火织就的奇特天象，心情复杂地揣测和等待着接下来属于我们的战斗。

四十多分钟后炮声戛然而止。后来听41军的人说起，炮击应该是持续一小时的，但我们这方位的炮弹竟然供应不足地提前打光了。这事不知是否属实。

战斗行军中

　　炮火攻击之后就是步兵冲锋，激烈的地面战斗在进行了。伤亡将从此刻开始。

　　还没到八点，第一批送伤员的战车便一辆接一辆卷着滚滚黄尘呼啸而至。霎那间，伤员躺了一地。属于我们的战斗至此展开。

　　我们承担的是最关键责任最重的一线救护。要完成的是以挽救生命为首要任务的救治。而我们这救护所也就三十来人，分为前接组、验伤组、手术组、采血组、护理组、供应组、伤员后送组以及警卫组，炊事组等。大多岗位两三个人。最重要的手术组人多些，但也只有展开两张手术台的场地和技术力量。这其中的重中之重是看手术组的效率。伤员的生命之线就系在我们手上。

　　我们所处的方位并不是入境作战的主攻方向，而是为牵制越军打佯攻的阵地。没料到越军的兵力和战斗力大大超出了战前的估计。进攻路线又是由两面为山的山隘前进，越军居高临下的阻击令我军伤亡惨重。

　　开战头两天，临近我们作战的123师368团仅伤员就陆续下来两百多。此战368团伤亡360多人，牺牲为160人。担任主攻的二营基本被打光，五个连队集结起来仅剩下一个连的兵员，营长见状放声痛哭不已。

　　如潮而至的伤员令全所人员迅速进入万分紧张忙碌的状态。前接组冒着枪弹袭击的危险到前沿接收伤员；

验伤组按伤情轻重分理出处置的缓急；民兵担架队两人一组，抬着伤员往手术间和病房送进送出；两个手术组一台紧接一台地展开手术；护理组紧张地照料着重伤员；后送组一车接一车地翻山越岭将伤员送往二线医院。

　战伤的伤情门类特别复杂，胸腹伤，颅脑伤，肢体的枪伤、炸伤、摔伤、烧灼伤……从头到脚，各种轻、重、危、难、急的都齐了。不少重伤员抬上手术台就先忙着紧急胸外叩击复苏，行气管切开术，做静脉切开输血输液……更有来不及抢救牺牲在手术台上或手术室外的烈士。万分紧迫、紧张，血腥的气氛笼罩着全所。

　为了再加快进度，在我们这个手术组还多加一张简易手术台，可同时进入两个伤员。这台在进行手术，我赶紧为旁边那台伤员先做好输液和消毒准备。医生手术完了换个手套立即过去做第二台。我接着包扎术后的伤口，马上清洗消毒器械，并换好下一台的伤员。两张手术台争分夺秒轮番利用，大大提高了效率，忙得大家如机械般无法停止。

竭尽潜能　

当年由于国力贫穷，步兵作战都没能配戴钢盔，脑外伤的死亡率很高。能活下来送回国的并不多。我们这支颅脑专科手术队名不符实地突破了专业界限，各类伤情都要处置。

我算是当时野战所唯一的专科手术室护士，因此，除了负责本组手术的全部配合之外，还要顾及另一台手术配合工作的一些帮教。不停地穿梭于两个手术间，这个喊那个叫的，令我手脚无法停，脑子无法停，嘴也无法停。只恨没有分身术。

手术室里，伤员及抬担架的民兵不停进进出出，脱下的军服军鞋和枪支弹药堆了一地。本应严格的手术室无菌要求根本无从谈起。

还不到一天，战前准备几天的手术敷料基本告罄，供应组争分夺秒地赶做。无菌手术服很快不够更换，医生们只能穿洗了马上消毒的湿手术服。再后些连洗都来不及，直接消毒带血迹的手术服。手术中盖伤口的无菌巾都不够用了，将塑料薄膜用消毒水浸泡后代替。手套用完了来不及消毒，只能先用药水泡泡戴湿的。手术器械周转无法达到规定消毒时间，在煮沸消毒的锅里再加入消毒液权当双保险了。到后来甚至连医用脱脂棉都不够用，供应的竟然是做棉衣棉被用的普通棉花，用于加压包扎伤口根本吸附不住血水。

时间就是生命，一切操作都因陋就简地打破了常规。毕竟和平环境下的军队缺乏战地救治经验，准备工作的不足，医疗条件的简陋，装备设施的落后，技术力量不尽合理的配备，尤其是后勤保障供应的短缺，这些状况所造成那种极其紧张忙乱的局面，真是那个年代野战条件下手术的真实状况，现在回想起来，战友们仍然十分感慨唏嘘。

　　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员，争分夺秒做不完的手术，令我们全体人员没有片刻的喘息，没有了时间的概念。只是看到一会儿天黑了，一会儿又天亮了，再天黑，再天亮。忙的好像也没了饥饿感，没有人想到饮水吃饭。几位炊事员顾着一批接一批到达的伤员，根本就顾不上医护人员。好像是第二天才想起来，拎来一桶军用蛋奶粉冲的米糊，不管冷热的放着，谁饿了自己去舀来喝。

　　所有人都发挥了最大潜能，恨不得多长几双手，一分一秒也不停下来。从16日白天算起，近百小时高强度的连续作战，令医护人员都超越了生理极限。我只觉得说不上是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了，腿脚站肿了，身上的白大褂满是斑驳血迹。疲惫的精神恍恍惚惚，不时会有片刻不知道身在何处地发晕发飘，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嗡嗡含浑的，但无法停下手上的工作。唯一的信念在支撑着大脑极度疲劳的神经：抢救生命，与死神作战！

　　直到19号晚，广西河池地区医院的手术队赶到，替换下了我们。大家军装都没脱，全散了架似的倒头昏睡过去。

　　按说将近四天没合眼的人要连续睡十几个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可我们满脑子都是伤员和手术台。也仅仅睡了约5小时，朦胧中听到运伤车的呼啸声，是又一批伤员到了。个个不约而同地爬起来奔回手术室。

　　在我们耳中，运伤员的车声如同战场枪炮声，会高度的敏感和紧张。责任感令大家的神经紧绷，已经处于无法休眠的状态。

　　不单是这第一战役，更为特殊的是，靖西是许多部队回撤的主要通道。开战的28天，不分昼夜天天都有伤员从这里撤回。我们前后收治过来自七个军番号的伤员（除广西方面五个军外，还有从云南战场撤过来的）。粗略估算大小手术约一千五六百台次。我们这小小的野战救护所，承受了救治伤员的巨大压力。

　　开战的二十八天里，我们几乎没有按时吃过几顿热饭菜。清汤面条是我们的常规餐。基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合衣倒在伤员躺过的地铺，在一时空置的手术台或敷料台打个盹都有过。

　　有次半夜里我实在累极了，见缝插针倒在隔壁刚空出来的手术台上，在一旁收拾的护士说：烈士刚抬走你就躺上去，不在乎呀？

　　顾不了这么多。没有任何讲究与选择，能歇一下就是享受了。

　　三组手术人员不分日夜轮班转。伤员转危为安是我们最大的欣慰，救不过来牺牲的烈士是我们极大的痛心与负疚。

战地记者为我们手术队拍摄的集体照

我的战友

经历战场上生与死，血与火的淬炼，“战友”这个称谓会觉得格外神圣。是战争令我体会到了战友情谊的可贵。在前线，我和我的战友们犹如一家人般亲密无间，相互间没有了资历之分，职务之分，年龄之分，甚至性别之分。不论干啥都能做到步调一致，目标一致。在战斗中更是体现在相互间信任，无私的支持与紧密的合作。

一批批伤员的通过，一台台手术的进行，都是我的战友们在以高度的责任心密切配合，顽强坚持。

左起杜冬云董秀玲惠京兰朱云发魏俊福简建华

　　颅脑伤是战争中死亡率最高的。而脑外科的手术也是战伤中难度最大、风险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头部血运丰富，手术视野小，术中出血多，那时也没有先进的诊断仪器，因此对术者的专科技术和经验要求极高。我们手术队在抢救颅脑战伤方面充分展现和发挥了专科技术特长，使得进入本野战所的颅脑重伤都得到了非常及时有效的救治。

当年步兵作战没能配备钢盔

　　不停的手术对医生的精力和毅力是极大的挑战，体力更是极大的消耗。

大批伤员一到，我们的几位医生犹如扎根在手术室里，不吃不喝地埋头于连台的手术。时间就是生命，常来不及按常规洗手消毒，每换一台手术只能把碘酒酒精直接往手臂上涂。常见朱医生简医生的双手及手臂被烧灼和不透气的橡胶手套捂的不像是人的手臂了。他们一直在弯腰低头手术，走下手术台时常直不起腰来。但极度的疲劳并没有影响他们以精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对伤情的悉心诊断和果断处置。奋力的施救令不少处于死亡边缘的伤员转危为安。

　　董秀玲大姐做为技术经验皆具备的麻醉师，独自承担着大手术麻醉操作的压力与风险。对每一个伤员都如母亲般的心疼和悉心体贴。听到小战士连声对她说“你真像我妈妈”，我也为之动容。

　　护士小惠业务上手挺快，没多久就俨然是一名合格的手术室护士了。

　　魏俊福医生也充分发挥了普外科专业的能力，在救治伤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每完成一台手术就是一份释放，每挽救一个生命就是一场胜利。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手术队勇担重任，凭整体合作的出色表现荣立了集体三等功。此外，个人还分别获得通令嘉奖和三等军功。

　　32野战所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充分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相互间团结协作，各个岗位紧密衔接。为了伤员的安危，付出什么都心甘情愿。

　　一个深夜的手术中，一名伤员刚抬上我们那张备用的手术台就牺牲了。这台在紧张地手术，那台没声息地躺着，相隔仅两米。看他很像我的一个同学，揪着心三次上前反复辨认才确定不是。烈士的这么停放令心里的痛楚被沉沉压抑着，室外还有伤员等着手术，实在忍不住了，跑去敲醒刚睡下的李副院长。

　　“赶紧把烈士送陵园吧”。我隔着门央求道。

　　“等天亮了再送吧”。李副院长睡意朦胧地答道。

　　“不行！这么放着对烈士不敬，对正在手术的伤员影响太大了。赶紧的！”我语气变得强硬。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不由分说的命令口吻把自己身份和副院长调了个位置。但副院长并没介意，真的就赶紧的起来去喊警卫班的战士。

　　一切以任务为重，无从计较，心无芥蒂，这就是战友！

　　由我们医院组建的后送组四位战友们也非常了不起。他们是医生喻峰、许赤松，护士刘建平，院助理员方德才。

　　他们承担的任务非常繁重，压力相当大。每天昼夜不停风尘仆仆地来回颠簸在被坦克碾压过坑坑洼洼崎岖危险的山路上，既要时刻提防越军特工的偷袭，更要保证安全地将伤员运送到二线医院。

　　送伤员的车不能太颠簸，怕的是伤口出血和痛疼加剧。细心的他们先是在卡车车厢里垫上约一尺厚的泥土，再铺一层稻草，最上面铺棉被。车速还不能过快，要不时地停车为重伤员测量血压，检查伤情。那些重伤员多是带着输液瓶上路的，途中要不断检查液体的输入情况。遇上伤情突然变化的，还要当机立断处理或迅速送往就近的地方医院。

　　我和好友建平虽然同住一顶帐篷，可我们各忙各的，连见面打招呼的时间都几乎没有。她每走了一两天回来倒头就睡，几小时后爬起来又走。身上的军服和那张俏脸总是灰尘扑扑就没干净过。

建平一到前线水土不服地腹泻。坚强的她拖着病体在坚持战斗。极度的疲劳和营养的不足令她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伤员一趟接一趟的紧张转运，令她只能常常以压缩干粮充饥。战前96斤的体重战后只有78斤。

当年军人作战期间都以这种干粮充饥

　　建平是个小巧玲珑的漂亮女孩，快人快语，非常精明能干。战争中的女性往往是一道风景。刚经历了战场上血与火的厮杀，小伙子们精神上得到了放松，见到这个腰挎手枪穿着干部军服的美丽女兵，难免有些牛气哄哄和对异性的探奇。小兵蛋子们会不知天高地厚地拿她这老兵打趣调侃：小丫头片子还穿四个口袋的呀？你那枪是打鸟的吗？令她好气又好笑。

　　她对伤员的深切关怀细心照料也深深感动了伤员们。为受到颠簸引起尿储留的重伤员按摩排解痛苦，小便器不够用她数次毅然拿出自己的饭碗为重伤员接尿。处置大出血伤员的果断，独自承担繁重运送任务的勇敢和能干，终令小伙子们对她肃然起敬。

战友刘建平

后送组战友左起：方德才、宋振祥、喻峰

　　对后送组的那三位男士我则没更多印象。虽在一个野战所，基本就没打过照面，那是因为他们的任务始终在路上。上千伤员的后送除了极少数有直升飞机的参与，都靠后送组四位战友日夜不停来回奔波，全都安全圆满地完成，路上无一伤亡事故发生。

后送组的喻峰医生出征时儿子刚出生，这是他戴着军功章回家的第一张全家福

　　提起直升飞机运伤员也挺有意思。当时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没有动用飞机作战。这令空军无用武之地。对到前线接运伤员，空军老大哥积极性相当高。但出动一次飞机并非简单轻易的事，记得先后也就来过六架次专接重伤员。

　　直升机降落时螺旋桨搅起遮天蔽日的风沙黄尘，令我们吃尽苦头，衣服敷料都白洗了。空军还有个苛刻条件，就是要求抬伤员上直升机的必须是军人，怕的是民兵中混进越军特工破坏飞机。

　　飞机一来我们都要参加抬担架，女兵四人抬一副。我们已经很疲劳了，抬着沉重的担架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你脚高我脚低踉踉跄跄挺吃力。上了飞机见穿着干净帅气夹克衫的飞行员那神气样子真没好气。据飞行员说，我们这个野战所是广西最前线地段唯一可以停降直升机的。他们求我们向上级多多反映，让他们多飞前线来接伤员。作为交换条件，允许我们进入驾驶舱参观。虽然不能飞上天，我们借机也把直升机观赏个够，满足了好奇心。空军的战友们尽管不能空中作战，但参战的热情也值得赞。

　　记得直升机最后一次来接伤员的情景，已经没有重伤员了，飞机也不好空飞，就让轻伤员谁愿意坐谁去吧。

　　伤员们欣喜若狂，争先恐后地向飞机奔去。有个腿部负伤的小战士无法走动，急的大哭大喊“我要坐飞机呀，我要坐飞机！”。我们都忍俊不禁。上战场你不哭，负伤你不哭，想坐飞机就哭成这副熊样。得，“赶紧把他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