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邬达克吗？
回答肯定是肯定的。
您知道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吗？
回答多半是否定的。
上图均为鲍立克当年居住的故居，作者摄于本周
上海南京西路803号，老字号王家沙旁边有一幢同孚大楼，德国人鲍立克1936年年底入住，一直住到1949年10月离开上海回国，鲍立克整整住了13年，而他在上海总共度过了16年的岁月。
乘着邮轮驶进上海
三十而立，鲍立克30岁的时候，正式开始流浪。
1933年6月，正是上海最炎热的日子，一艘“红色伯爵号”邮轮（Conte Rosso）缓缓驶进上海虹口港，乘客纷纷下船，其中就有德国人鲍立克和他的女友。
鲍立克在虹口港下船时拍摄的乞丐照片
抵达上海不久和友人在船上
鲍立克1923年在德国德累斯顿工程高等学院（Dresden Technical University）建筑系学习，后来追随德国现代建筑先驱汉斯•珀尔齐格（Hans Poelzig）教授到了柏林工大（TU Berlin）。1927年，鲍立克在柏林工大土木工程系通过学位考试，毕业后被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私人事务所雇用，成为大师的助手。随着德国纳粹主义兴起，格罗皮乌斯大师离开德国前往美国，鲍立克也在1929年年底到达柏林。1930年8月，鲍立克开设事务所，从事住宅设计，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人生。
鲍立克（右四）在格鲁皮乌斯事务所和同事合影
鲍立克有两大狂热的爱好，一大爱好是建筑设计，另外一个爱好就是政治，他参加了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1933年，该党因主张“中间派马克思主义”路线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纳粹党对鲍立克发出了暗杀威胁，鲍立克闻讯被迫选择流亡。可是，到哪里去呢？他想去法国，但这时他收到从小的玩伴罗尔夫•汉堡的邀请，请他前往上海。罗尔夫•汉堡嘉3年前应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建筑师职位，随后在上海就职，并开办了一个室内设计事务所“The Modern Home”(时代公司)。上海提篮桥监狱两幢关押外籍犯人的楼房就是他设计的，他还设计监狱的院子和监视塔。
鲍立克决定前往中国上海。
他乡遇故知，鲍立克在上海和好友罗尔夫•汉堡嘉相逢，兴奋异常。罗尔夫•汉堡嘉还邀请鲍立克到他的公司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不料重逢就是分别，罗尔夫•汉堡嘉说要离开上海。原来，汉堡嘉的夫人鲁特•维尔纳是苏联间谍，传奇间谍佐尔格是她的领导，佐尔格给她取了个“索尼娅”的假名。鲍立克到达上海不久，鲁特•维尔纳得到前往苏联受训的指令，于是汉堡嘉只好陪同妻子一起离开上海。
索尼娅在霞飞路旧居前（今淮海中路）
鲍立克经营着着好友留给他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很快被提升为经理。他主持了沙逊老宅、孙科南京住宅的室内设计，但还是感到生活艰难，不仅仅是情感上孤独，还有谋生不易的艰难。他写给大师格罗皮乌斯的信，无奈地感叹：自从我到了上海，主要从事教学和都市计划，只建成了很少的东西。时代公司做的都是室内的玩意儿。我为铁路系统设计的那些项目，都还待在抽屉里，期待着从天而降的美国贷款。
1934年，鲍立克经营的时代公司被沙逊家族收购，迁到法租界福煦大街653号办公（今延安中路）。鲍立克成为公司的主持建筑师，他担纲的最重要项目是沙逊大厦（即今日和平饭店）和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室内设计。他的才华初露，获得了客户的赞扬。
不久，鲍立克的学市政工程的弟弟也来到了上海，兄弟俩邀请了一个美国人成立了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鲍立克的导师普兹希是画家和舞台设计大师，鲍立克受他的影响，十分热衷于舞台设计。1940年以前，他主要为德语剧社做舞台设计，此后为犹太人的各种话剧演出提供舞台设计，还为英国人的爱美剧社做过舞台设计。
“在上海打拼几年，然后看形势离开上海。”鲍立克对朋友如此说。
在上海的生活有磨难更有欢乐
接下来的上海十年，鲍立克遭遇了三件大事，他为之痛苦，他为之欣喜，他为之感情波澜起伏，激荡不已。
1938年，鲍立克的德国护照到期，他前往德领馆更换护照。
德国领事官员拒绝给鲍立克签发新护照。
“当时总共遭到8项指控，包括说我女友西娅是犹太人、事务所雇用了很多犹太人、为介绍犹太难民介绍工作，最重要的指责我是个布尔什维克。”鲍立克愤愤不平地说。
鲍立克进行辩解，但是，他的更新护照的要求还是遭到了严厉拒绝。
鲍立克从德国驻上海总领馆走出来的时候，就失去了德国身份，成为一个无国籍者。
据人们追忆，鲍立克在静安寺路803号他的同孚大楼公寓里，收藏着大量马克思主义读物，左派人士高兴地称它为图书馆。
鲍立克为人热情而活跃，经常在家中举办各种沙龙活动，共产党员、共产国际成员、德籍犹太难民中的左翼人士等，都是他的座上宾。他们兴致勃勃，高谈阔论，留恋忘返。
美国左倾记者史沫特莱是鲍立克家中的常客，她和和波兰共产党人汉斯•希伯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鲍立克的家中。1938年，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推荐下，鲍立克参与创办《中国之声》期刊的工作，那时他与杂志创办人宋庆龄、德国人王安娜来往密切，他以彼德•温斯洛的笔名在《中国之声》杂志经常发表文章。史沫特莱离开上海投奔延安前夕，鲍立克召集了不少老朋友，在家中为她开了热烈的欢送会。
上图均为史沫特莱
上海沦陷前后，鲍立克看见犹太人被限制在虹口不能外出活动，就很同情他们，于是就尽量雇用犹太人，鲍立克的事务所员工几乎都犹太人，这样他们就能拿着工作证走出“封锁区”，来到位于静安寺路803号（今南京西路）的鲍立克事务所了。
日本人的入侵，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伤害，他和弟弟在百老汇大厦底层开设的售卖家具用品商店“THE STUDIO”，就是被日军勒令关闭的。
第二件大事，1941年2月，鲍立克和在德国的妻子离婚，两人分居已经8年了。鲍立克38岁，迎娶了年长的女友西娅为妻，西娅和建筑师丈夫一起流亡上海，她与前夫生有3个孩子。
也是在1941年再婚那年，鲍立克无意间看中到一份杂志《生活》，刊载了介绍格罗皮乌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推广现代设计教育的文章，鲍立克顿时想起和他一起共事的日子，于是7月6日，他在上海用英语写了一封信，寄往身处美国麻省剑桥的格罗皮乌斯。他在信中抱怨说：“虽然我们都穿着领带、衬衫和长裤，上海仍然是没有文化生活的地方。我们已完全切断了与世界艺术领域的任何联系。”
他没有收到格罗皮乌斯的回信。他以后在上海期间又写了两封信，但都没有收到回信。这三封信目前都收藏在哈佛学院，都是格罗皮乌斯的家人捐赠的。
第三件大事，1943年，上海著名大学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宣告成立，鲍立克被聘为唯一的一位都市计划学教授，成为中国大学开设城市规划专业第一人。
鲍立克很热心上课，他很享受一周12小时对着学生侃侃而谈的教授生活。据学生回忆，鲍立克主要讲授欧洲工业化直至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城市发展史，他为了上课有新的东西，还特地加入美国建筑协会成为会员，订阅美国最新的专业书籍资料。
鲍立克上课严肃认真，会反复地讲解一二个知识点，边讲边用粉笔写了满满的一黑板。他喜欢抽烟，上课时也抽烟，一进就出现这样的情景：他一会儿拿烟，一会儿拿粉笔，有时候把粉笔当作香烟直接放进嘴里，引起一阵善意的笑声，他自己也跟着笑了。
鲍立克从1943年到1949年，在约大担任了6年教授，这是他人生中快乐的一段时光。
“大上海都市计划”有着鲍立克印记
时光流到了1945年秋天，鲍立克的生活有了新的亮色，他的人生随之耀眼甚至辉煌起来。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新任市长吴国桢决定为上海制订城市总体发展规划。1945年10月17日，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主持了都市计划技术座谈会——标志着编制都市计划正式启动。那次座谈会，上海著名建筑师、工程师陆谦受、吴之瀚、庄俊、施孔怀等，还有市政府工作人员，济济一堂，鲍立克以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的身份也应邀前来。
1946年1月4日，在上海九江路103号市政府会议大厅，鲍立克应邀公开演讲，题目是“大上海之改建”，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倾听着他的演讲。
“上海为中国经济中心，亦为中国进步之枢纽，故如果不明了其特殊地位，及其与内地之关系，则上海都市之新计划，实无从开始。”鲍立克面对官员和专家侃侃而谈，“大上海之新计划，不仅当以城市设计为根据，且应与国家之发展、及区划之规划相参照，总之泰西各国家之发展，在此方面之经验，甚为丰富。若中国能以此为借镜，免蹈其覆辙，则可受益之不浅。”
鲍立克热情洋溢，从上海的人口规模、港口建设、城市干道等视角，纵论他对上海城市未来发展的设想。他预言中国的人口今后将大量从乡间移民至城市，上海人口在70年后将达到1300万人左右，市域扩到6500多平方公里。
很多专家都深感震惊。
“上海人口到700万？匪夷所思，绝对不可能！” 上海公用局局长黄伯樵说。
那次演讲后，鲍立克收到市政府工务局陈姓官员的来信，他言辞激动地列出制订大上海都市计划应该关注的基本问题清单，郑重其事地向鲍立克请教；不久，大同大学发来邀请，请鲍立克前往演讲《都市计划在中国之必要》题目；市政府公务局再度邀请鲍立克演讲。
赵祖康局长
1946年3月，主持大上海都市计划制订的市政府工务局长赵祖康来找鲍立克，邀请他担任《大上海都市计划》编制专家，于是鲍立克成为大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中唯一的外国人。
那段岁月，专家们每天下班后赶到工务局，讨论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匆匆吃完一顿简单的晚餐，大家继续工作。仅仅3个月，《大上海区域计划总图(草案)》和《上海市土地使用及干路系统计划总图初稿》全部完成。
专家们在绘制大上海都市计划的蓝图
连续几年，鲍立克和上海最优秀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倾注主要精力，用智慧描绘着未来50年的大上海发展蓝图。
鲍立克研究专家、同济大学教授侯丽说，“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编制，基本上按照鲍立克的观点深化完成的，“大上海都市计划”打上了鲍立克的鲜明个人烙印。
1948年年初，鲍立克开始躁动不安了：中国国共两党的内战急剧升级，时局动荡，上海物价一天上涨30%，形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948年夏天，鲍立克收到圣约翰大学发来的一封催促邮件，叫他务必准时领取薪水，以防晚领领不到，从而影响其生计。
他的邻居甘少明(Eric Cumine)前往香港，他居住的同孚大楼设计者陆谦受也前往台湾。
鲍立克忐忑不安，再也安静不下来：我怎么办？
他想回国，已经离开祖国16年了，他和妻子西娅没有孩子拖累，回去说走就走。
不料，父亲来信，劝他不要轻易回去。
鲍立克改变计划，准备前往美国。他办好帮助过犹太人的“义人”证明，买了辆新车，考了驾照，打算到美国后直接开车。
他联系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学。
让他意外和痛苦的是，美国学校做背景调查时，怀疑他是布尔什维克，于是拒绝了他的申请。
鲍立克很生气，在写给父亲和格罗皮乌斯大师的信中，大发牢骚，发泄不满。
尽管如此，他仍然认真地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
5月27日，中共解放军开进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政权易手，从工务局长升任上海代理市长的赵祖康完成了政权交接，并将正在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交给新任市长陈毅，陈毅同意《大上海都市计划》继续编制。
6月6日，在上海政权易手10天后，大上海都市计划终于完成了三稿初期草案说明及总图的编制。
鲍立克准备起程离开上海。1949年10月1日下午6点，鲍立克举行酒会，和上海的朋友们话别。邀请发出去了，老朋友赵祖康来了，学生罗小未来了，其他圣约翰大学学生没有一个人来。鲍立克感到有一种被上海被时代遗弃的严重失落感。
鲍立克终于和生活工作了16年的上海告别，来时30岁，是个年青人，离开时46岁，步入中年。飞机在空中飞翔，鲍立克隔着玻璃，鸟瞰中国大地，用相机不停地拍摄照片，他知道这是和上海永别，这是和中国永别！
鲍立克在香港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和夫人西娅飞往欧洲，飞往德国柏林。鲍立克回到德国不久，就和在上海结婚的妻子西娅离婚，另娶了一位在中国出生的德国女性。
几十年后，鲍立克的孙女娜塔莎前来上海寻根。2017年夏天，同济大学教授侯丽接待了她。
“祖父生活在柏林他自己设计的公寓里，黑色衣柜上有中国风格的手绘，书房里兰花盛开，很多书上有我不认识的中国字。每到秋天，祖父还给我做丝质的红色风筝……”娜塔莎回忆道。
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距鲍立克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过了40年
时光流逝，几十年过去了，后人惊讶地发现，上海几十年的发展，上海城市规模、人口增长、浦东开发和港口地位等，居然和鲍立克当年演讲预测得有惊人的相似，居然和鲍立克主导的“大上海都市计划”所预测的上海发展现状有着惊人的吻合。历史证明，鲍立克等人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对上海城市的发展，实际上起到了局部的影响。
“大上海都市计划”一直躺在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一直沉睡了60多年，2014年5月1日，同济大学出版社将其出版，鲍立克再度被人热烈追忆，此时鲍立克已经辞世30多年了。
外国建筑设计师对上海产生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众所周知的邬达克，另外一位就是本文主人公鲍立克。
同济大学教授侯丽历时5年，查阅鲍立克留下的3000多份档案，完成《鲍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国大都市的战后规划与重建》一书，这是国内首部研究鲍立克的专著。
离开上海70年，离开这个世界也已经也有几十年的鲍立克，在上海再度被人记起追忆，让人不得不感叹，时光的流水会冲走冲淡许多曾经光芒照人的东西，但不会冲走冲淡真正有价值的创造和贡献！
鲍立克逝世几十年后上海举办的展览一景
人物档案：鲍立克
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1903年11月7日出生于德国东部易北河畔，父亲是当地的社会民主党领袖。
1933年，鲍立克来到上海。从事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和都市规划等工作。1943年，鲍立克被知名的圣约翰大学聘为建筑系教授。
鲍立克在1949年回到民主德国，主持了东德社会主义新城的规划如柏林斯大林大道的城市设计。
鲍立克1979年在柏林去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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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鲍立克回到民主德国，在国家建筑研究院先后担任所长、院长，并为柏林重建规划委员会工作。鲍立克在60岁生日时，被国家建筑研究院授予荣誉博士称号；他还曾获得民主德国防卫奖章、国家金质奖章。
延伸阅读：梁思成致鲍立克的感谢信
1956年，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率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访问柏林，应邀前往鲍立克家作客。梁思成1956 年9 月20 日写了一份给鲍立克的感谢卡：“在中国，哪一个建筑师不知道柏林的斯大林大道！在上海，在北京，在中国多少个正在建设的城市里，又有多少中国的建筑师怀念他们的老朋友鲍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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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前，鲍立克的友人汉堡嘉被莫斯科指控为双面间谍，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鲍立克回到德国，想方设法营救他，最终把他捞回了东德，这时汉堡嘉已经被监禁9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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