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5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前言

康熙皇帝玄燁是清朝第四位皇帝(1661年-1722年在位),清定都北京後第二位皇帝。康熙帝8歲登基,14歲親政,在位61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康熙在位時期,氣象萬千,開啟了中國封建社會最後的繁榮興盛。他一生削平三藩、統一臺灣、驅逐沙俄、平定噶爾丹等等。可圈可點之處很多,可是他的陰暗面也是如影隨形,著實不少,可以說大清這個中國最後的王朝,是我國封建制度的迴光返照。在康乾盛世過後開始了喪權辱國的近代歷史,最終大清在內憂外患中走向消亡。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在康熙帝在位那光輝的61年裡,他的豐功偉績,他的政治手段在各種文藝作品中歷歷眼前,但是他的過失,他的陰暗面,少有人知,現在,讓我們儘可能的去貼近他這個人,近距離的去發現康熙帝不為人知的細節,還原一個豐滿的康熙。

在公元十七世紀即康熙皇帝成長與生活的時代,正是世界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期,是人類科學在與愚昧的較量中走向昌明的時代。隨著新航道的開通,地理大發現,極大地擴展了人們的視野,哥白尼、伽利略、牛頓使這種視野變得無限高遠而又深邃。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公元1662年,是大清康熙元年。這一年,倫敦成立了大英皇家學會,人們聽取了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上最新研究成果的報告。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決定由他支付法國科學院院士們的年金,伊薩克·牛頓爵士成為這個科學院的外國名譽院士之一。當牛頓爵士在英倫三島約克郡的蘋果園裡,俯下身子撿起那隻蘋果時,康熙帝還是個12歲的孩子。

康熙努力學習成為中國歷史上科學素養最高的皇帝

1667年臘月的一天,清朝王宮裡氣氛異常緊張,大學士圖海和輔政大臣鰲拜正在十四歲的康熙皇帝面前激烈爭吵著。爭吵的焦點是在曆法問題上。原來,康熙的父親順治皇帝在世的時候, 十分賞識一個名叫湯若望的德國傳教士, 並把他安排在負責觀測天文的欽天監裡擔任要職。湯若望依靠順治的支持,運用當時西方比較先進的科學知識, 改革了中國傳統的歷法, 編制了一部新曆法。那時候,剛剛即位的康熙只有八歲,大權落在鱉拜手中。由於鰲拜以前同順治有矛盾, 便不問青紅皂白, 立即罷免了湯若望,廢除了新曆法。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然而,根據舊曆法測得的天文數據常常不準,於是,敢於直言的圖海便挺身而出,要求恢復新曆法。鰲拜、圖海,各持己見,到底誰是誰非呢?康熙一時很難決斷。散朝後,他暗想,如果自己懂得天文歷算, 就不會聽風是雨,任憑擺佈了。於是,他毅然放下架子,請來幾位精通天文歷算的老師,按時給自己上課。有時候,他還換上便服,帶著幾名隨從,來到城東的天文觀象臺,一邊觀測,一邊記錄。康熙經過艱苦學習,反覆實踐,終於確認新曆法是切實可行的。他十六歲時,機智果斷地除掉了專權誤國的鰲拜,改組了欽天監。從此,新曆法又重見天日 。幾年後,當他已經成為一位準天文學家時,曾經下令:

“從今以後,不懂得新式即西洋天文歷算者,不許在欽天監做官,做了官而對此道不熟練者,不許升遷。”(《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五六)

此時,他也完全掌握了歐幾里得幾何學和阿基米德幾何學,他可以在野外,根據星座的位置熟練計算出準確的時間和方位;可以用簡單的器具,測量出遠處的準確高度與距離。多年以後,他曾經在水利工地上,親手教他的兒子和水利官員們,如何使用器具測量地形、地勢與距離,令眾多官員們歎服莫名。

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數學家名叫梅文鼎,著有數學方面的專門著作,代表了當時中國最高數學成就,康熙批閱了他的書,然後,得出結論是,此書算法不夠完備。在南巡路過梅文鼎家鄉時,將梅文鼎請到他的御舟上,連續討論三天數學問題。可見康熙的數學造詣已經達到了極高的水平。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康熙自己寫過一本書,名叫《幾暇格物編》,其中談道: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他在自己的稻田邊上散步,發現一株稻十分奇異,不但比別的稻子高,而且應該九月成熟的稻穗,在六月已經接近成熟。他遂將這株稻穗收藏起來,作為種子。第二年,這些種子播下後又在六月成熟。以後,他連年播種,越收越多。於是,康熙將這些種子拿到承德避暑山莊裡試種,仍然大獲豐收,並可以在白露前收穫。據說,康熙每年到承德避暑山莊時吃用的稻米,都是他自己種的,且有富裕。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於是,康熙皇帝決定在江南地區試種。在南京和蘇州地區試種的結果是:由於生長期短,加上江南無霜期長,這個品種一舉做到了一年兩種兩收,畝產平均增長五成左右。書上描述說,這種米“色微紅而粒長,氣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這就是以前在南方地區曾經廣泛種植的“御秈稻”、“百日種”優良稻種的來歷。此稻後來在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迅速普及,兩百多年間一直是當地水稻的當家品種。據說,《紅樓夢》中所描寫的“御田胭脂米”,就是此物。從史料中,還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研究深耕、除草、合理密植、治旱、治澇、治蝗等等心得。

根據以上論述,可以知道康熙皇帝為什麼會受到人們尊敬的一部分理由了。學者孟森先生曾經感嘆:

假如康熙皇帝能夠在他所學到的天文歷算、數學、幾何、園藝中,昇華出一般規律,然後,以他的巨大權力和威望,在全國大力提倡的話,說不定中國就會與同時代的歐洲一道步入科學昌明的時代了。

可惜,歷史沒有假設。這位科學素養很高的皇帝,終究沒能超越他的時代。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康熙在位期間,一直到後來的很長時間,中國的讀書人仍然認為,科學技術是旁門左道,是奇技淫巧,只有四書五經、孔孟之道才是終極真理。只有做官才是正道,是君子之道。以至於晚清時期中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後,飽嘗了一百多年不懂科學的苦惱與恥辱。

據康熙說,他學習天文歷算、數學、幾何,是因為自己不懂這些東西,無法在臣子們爭論時判斷孰是孰非。看來,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鑽研大約也有這種動機,除了好奇心、求知慾之外,他肯定不願意被漢族臣子看成是隻會騎馬射箭的粗野夷虜,他要在精神文化層面上、在個人修養上也都成為勝利者。康熙16年12月,他曾說:

“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

他清楚地知道,儒家思想與他帝王統治是不可分割的,苦心研讀四書五經之類,成為他現實政治的需要。“天不變,道亦不變”,他要讓那些漢族士大夫知道,除了皇家的姓氏之外,天沒有變,道也沒有變,一切都不會變。這應該是他學習那些儒家經典的最深層動機。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康熙親政後,廢除了短暫實行了一段時間的唐宋時期科舉考試方式,因為這種考生可發表自己的見解的考試方式有助於活躍思想,所以又改回那種僵死的經義和八股文。他一切以維護皇家的權威為基本前提,任何可能的背離都不能允許。所以在他手裡是不可能實現什麼科學昌明瞭。

康熙皇帝仁慈寬厚、推崇漢文化,是他的統治手段和政治秀

從大量的影視作品中我們以為康熙皇帝仁慈寬厚、尊重與推崇中國文化,大力推行孔孟之道並禮遇士大夫。但很可能這只是表面現象。有眾多證據表明,康熙皇帝鄙視滿洲人學習詩文附庸風雅,特別反對他們全盤漢化,要求他們堅持滿族的騎射武功。他多次訓諭自己的兒子們:

“我們這些上等人,要時時訓誡,防止沾染漢族習俗。歷史上,金、元時代,漸漸漢化,竟變得像漢人一樣,我對此深深警鑑,並屢屢告誡你們,這實在是我朝最首要的事務。對此,你們一定要小心謹慎”(選自《庭訓格言》)。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他對滿族大臣說:

“為國家長治久安考慮,滿洲人決不可學漢人”,“文臣中許多人希望我學習漢族習俗。漢族文化有什麼難學的?一入漢俗,便大違祖宗明訓,我誓死都不會去做”,“我身邊的這些兒子,若有人沾染漢族習俗的話,我決不會饒過他,有祖宗成法在,就是想姑息也難”(《康熙起居注》第二冊,第1639頁)。

在這種心態之下,他推行孔孟之道,只是用來維護他皇族的利益,而不會為這個國家的長遠考慮,去提倡什麼科學。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康熙十八年,他曾經痛罵漢族官員:

“大小漢官凡事推諉,滿族官員做的好事,他們都要歸功於自己,事情搞砸了,就推給別人。滿漢官員在一起談論事情,往往不能和衷共濟。漢官總說滿官偏執,若漢官真能出以公心,滿官豈有不從之理。”(王先謙《東華錄》卷二十四)

最能表達他真實體會的,應該是康熙五十五年八月的一次談話。這次談話,發生在康熙與他的子孫之間,因此特別坦率。當時,康熙已經六十三歲,他告誡自己的子孫:

“漢人人心不齊,不像我們滿人、蒙古人那樣數千萬人一心一意。我治理這個國家多年,深知漢人之所以難治,都是因為他們不能齊心的緣故。國家太平的日子久了,你們一定要居安思危。”(王先謙《東華錄》)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康熙親政後讀書的地方,叫“南書房”,在乾清門內西側的朝房裡。康熙皇帝先後選拔了一大批文臣入值南書房。表面上,這裡只是皇帝讀書寫字、討論經史的地方,實際上,有著很深的政治考慮。這些文臣入值南書房之後,便成了他事實上的機要秘書班底。許多重大決策就是在這裡,通過皇帝直接下發詔旨的方式,避開了王公大臣議政制度的牽制。那些入值南書房的文臣,兢兢業業地幫助皇帝行使權力。最終他們被提拔為部院甚至內閣重臣。最終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也在事實上被廢止。大清朝終於蛻變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極權專制政體。這些,都是在康熙皇帝仁慈寬厚的政治秀中,逐步實現的。

通過南山集案、江南舞弊案和噶禮――張伯行互參案來看康熙的另一面

一、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在康熙皇帝指導下,發生了惡名昭著的大文字獄——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以歷史才能自負,想仿效《史記》寫明史。一時間天下聞名。出了一本著名的《南山集》,正是此書使戴名世文壇流芳兩百多年 , 卻也使他遭致殺身大禍。康熙48年時年已經56歲,中會試第一名, 殿試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在京參與明史館編纂工作。戴名世自以為其時“放寬文字之禁”,正是他實現修明史抱負的時機。

可是沒多久,在康熙50年10月 , 左都御史趙申喬以 “狂妄不謹” 的罪名彈劾戴名世。他們從《南山集》中找到了戴名世政治上反動的證據。他更加沒有想到,仁慈寬厚的康熙皇帝竟然會為沒影的事兒而雷霆震怒,把他視為禽獸不如的亂臣賊子,下令要徹查嚴辦。就這樣,先後有一百多人被莫名其妙地牽連進來。到康熙52年,經過一年多的反反覆覆,終於最後定案:戴名世從寬處理——斬首,其他一百多人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由此,為雍正和乾隆兩朝愈演愈烈的文字獄開啟了惡劣的先例。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二、就在戴名世一案弄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時刻又發生了噶禮――張伯行互參案和江南科場舞弊案。

噶禮――張伯行互參案是康熙朝的一件極有影響的大案,因為它體現的不僅是江南這個全國財賦重地的督撫大僚之間的互因相彈劾,還是特殊背景下的貪廉官吏較量, 更是一場滿漢官員之間的爭鬥。表面上互參案最終以貪酷官員兩江總督噶禮被革職告終, 但該案所包涵的內容最有價值處在於: 它真實地呈現出康熙在滿漢關係上的態度, 以及在何等境地、 多大程度上實踐了“滿漢一體”論。

噶禮,姓董額氏,滿洲正黃旗人,開國功臣何和禮四世孫。此人有才能,辦事幹練,頗得康熙賞識,不數年即升授山西巡撫。但噶禮為官貪酷,在山西巡撫任內即十分貪婪, 放縱官吏虐待百姓,御史劉若鼎、巡視南城御史袁橋於康熙四十四 (1705 年) 、四十五年 (1706 年) 先後疏參噶禮貪婪無狀、虐吏害民、重徵火耗、貪贓數十萬兩,康熙不但未對其作任何處理,還以噶禮辯解的片面之詞為據將袁橋褫革,顯系庇護噶禮。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 七月,噶禮再升兩江總督。剛剛上任,噶禮即以侵克錢糧為由將江蘇巡撫於準、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漢等劾罷,接著又以剋扣治河錢糧名目參劾了蘇松糧道賈樸、蘇州知府陳鵬年、松江府知府朱廷志、江常鎮道員徐廷世等。對於這種將合省漢人屬僚參劾殆盡的做法,康熙非但沒有像對待趙申喬等漢族清官那樣責其“生事”“不安靜”,反而屢次差派張鵬翮等人前往嚴審被參官員。

張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康熙四十六年 (1707年) 三月,因居官清廉被康熙破格提升為福建巡撫,四十八年 (1709 年)繼於準任江蘇巡撫。貪橫的噶禮很快與新任巡撫張伯行發生了矛盾。康熙50年 (1711年) 十月,張伯行疏奏,江南鄉試發榜後,數百士子抬財神入學宮,指稱科場考試不公,康熙令張鵬翮會同噶禮、張伯行等嚴審具奏。因噶禮與此案有涉,並暗中阻撓案件審理,張伯行遂於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年) 二月疏參噶禮在江南鄉試舞弊案中賄賣舉人,索要賄銀五十萬兩。與此同時,噶禮疏劾張伯行七罪,並否認受賄,督撫互參正式拉開序幕。康熙命將二人一併解任,派戶部尚書張鵬翮會同漕運總督赫壽確審具奏。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康熙在這場滿漢官員爭鬥中所持的態度最值得注意。各種資料顯示,從噶禮參劾於準、宜思恭到噶張互參之初,出於對本民族的天然情感、利益維護和對噶禮的偏愛,康熙一直站在噶禮一方。直至張鵬翮、赫壽審理互參案不公,瞻徇定擬,引起了南北紛紜議論,才下決心處理噶禮,挽回局面,但也僅僅將噶禮革職了事,並未嚴查深究。噶禮的滿文密摺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康熙支持噶禮參劾江南漢官的信息,還體現出共同防範漢官以維護某種共同利益的政治傾向。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在噶禮――張伯行互參案中,康熙的態度前後有較大變化。初期力圖庇護噶禮,抑制江南漢官,但當張鵬翮等人“瞻徇定議”,引起眾議紛紜,影響到“滿漢一體”格局和政治統治秩序時,他果斷地作出將噶禮革職、張伯行留任的決定,挽回了南北一片哮嚷的不利局面,並再次闡發了他的“滿漢一體”論:朕聽政五十餘載,凡滿漢大臣,皆當知朕之居心,滿漢俱系朕之臣子,朕視同一體,並不分別。無知之輩,且謂朕為何不護庇噶禮?朕乃天下之主,凡事唯順理而行,豈可只護庇滿洲。可以看出,維護“滿漢一體”格局以穩定政治統治秩序,是康熙最終忍痛割愛――是處置噶禮的關鍵因素。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操守天下第一的張伯行,好好地做著官兒,卻無端地被貪官牽累,受了個革職留任的處分,成了此案中的輸家之一。噶禮明明天下貪瀆第一,卻僅僅是被革職。而且,還不再追究其罪行。於是,噶禮成了事實上的贏家之一。而最大的贏家則毋庸置疑是康熙皇帝。這件事為他贏得了無數百姓的愛戴 。此情此景,他心中會不會泛起一絲不安?

結語

康熙曾經做過一件事,他想像宋仁宗君臣在後苑賞花釣魚的一樣。於是,在三藩之亂平息後的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把侍從文臣和部院重臣們召集到瀛臺,讓他們使用事先備下的小舟、漁具,在皇家花園的亭下橋邊任意遊玩捕釣,並可以將釣到的魚帶回家去,與家人共享。他可能舉辦過很多類似的活動,可惜,刻意的成分太重。

宋仁宗一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從制度到皇帝本人的秉性,仁慈寬厚是真的,由此,才會在四十年間出現那麼多鼎鼎大名的歷史文化名人。大清朝在血肉橫飛的基礎上立國,康熙皇帝本質上十分專橫。他的所謂仁慈寬厚,基本可以理解成是為政治目的做作出來的。他太想博得這樣的名聲了。於是,六十年間也沒有培養出一個像樣的歷史文化名人,僅有的一個納蘭性德還夭折了。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在康熙的統治下,大清朝的臣子已經蛻變成了奴才,腦袋後面拖著根難看無比的豬尾巴,官帽上插著根孔雀毛,全身都是皇家犬馬、家養寵物的裝扮,當時的人們已經將官員們形容成是徹頭徹尾的衣冠禽獸。他們只能秉承主子的旨意行事,全無自己的思想靈性。因此,除了曹雪芹之外,整個大清朝三百年沒有產生一位放在中國歷史上能夠叫得響的一流文化人物。而曹雪芹之所以能夠寫出《紅樓夢》,估計也是沒有躋身官場的原因。

盛世之下,康熙的政治藝術,讓我們探尋一個不一樣的康熙大帝

另外康熙皇帝有多少妃嬪是一個沒有人能夠說清的話題,有名號的大約是六十七位。這個龐大的女性群體,為皇帝生出了五十五位子女。其中,有三十個兒子,二十五個女兒。曹雪芹的祖先曹寅留下來的檔案資料表明,到康熙皇帝晚年時,他還在江南蒐羅美女以充實後宮。皇帝的大兒子四十多歲時,皇帝的小兒子們還在陸續出生。曹雪芹說過,盛世當中,除了門前那一對石獅子,乾淨的東西真不是很多。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