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康熙皇帝玄烨是清朝第四位皇帝（1661年-1722年在位），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康熙帝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康熙在位时期，气象万千，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繁荣兴盛。他一生削平三藩、统一台湾、驱逐沙俄、平定噶尔丹等等。可圈可点之处很多，可是他的阴暗面也是如影随形，着实不少，可以说大清这个中国最后的王朝，是我国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在康乾盛世过后开始了丧权辱国的近代历史，最终大清在内忧外患中走向消亡。
在康熙帝在位那光辉的61年里，他的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手段在各种文艺作品中历历眼前，但是他的过失，他的阴暗面，少有人知，现在，让我们尽可能的去贴近他这个人，近距离的去发现康熙帝不为人知的细节，还原一个丰满的康熙。
在公元十七世纪即康熙皇帝成长与生活的时代，正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是人类科学在与愚昧的较量中走向昌明的时代。随着新航道的开通，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使这种视野变得无限高远而又深邃。
公元1662年，是大清康熙元年。这一年，伦敦成立了大英皇家学会，人们听取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上最新研究成果的报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由他支付法国科学院院士们的年金，伊萨克·牛顿爵士成为这个科学院的外国名誉院士之一。当牛顿爵士在英伦三岛约克郡的苹果园里，俯下身子捡起那只苹果时，康熙帝还是个12岁的孩子。
康熙努力学习成为中国历史上科学素养最高的皇帝
1667年腊月的一天，清朝王宫里气氛异常紧张，大学士图海和辅政大臣鳌拜正在十四岁的康熙皇帝面前激烈争吵着。争吵的焦点是在历法问题上。原来，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在世的时候， 十分赏识一个名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 并把他安排在负责观测天文的钦天监里担任要职。汤若望依靠顺治的支持，运用当时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知识， 改革了中国传统的历法， 编制了一部新历法。那时候，刚刚即位的康熙只有八岁，大权落在鳖拜手中。由于鳌拜以前同顺治有矛盾， 便不问青红皂白， 立即罢免了汤若望，废除了新历法。
然而，根据旧历法测得的天文数据常常不准，于是，敢于直言的图海便挺身而出，要求恢复新历法。鳌拜、图海，各持己见，到底谁是谁非呢?康熙一时很难决断。散朝后，他暗想，如果自己懂得天文历算， 就不会听风是雨，任凭摆布了。于是，他毅然放下架子，请来几位精通天文历算的老师，按时给自己上课。有时候，他还换上便服，带着几名随从，来到城东的天文观象台，一边观测，一边记录。康熙经过艰苦学习，反复实践，终于确认新历法是切实可行的。他十六岁时，机智果断地除掉了专权误国的鳌拜，改组了钦天监。从此，新历法又重见天日 。几年后，当他已经成为一位准天文学家时，曾经下令：
“从今以后，不懂得新式即西洋天文历算者，不许在钦天监做官，做了官而对此道不熟练者，不许升迁。”（《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五六）
此时，他也完全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阿基米德几何学，他可以在野外，根据星座的位置熟练计算出准确的时间和方位；可以用简单的器具，测量出远处的准确高度与距离。多年以后，他曾经在水利工地上，亲手教他的儿子和水利官员们，如何使用器具测量地形、地势与距离，令众多官员们叹服莫名。
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数学家名叫梅文鼎，著有数学方面的专门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数学成就，康熙批阅了他的书，然后，得出结论是，此书算法不够完备。在南巡路过梅文鼎家乡时，将梅文鼎请到他的御舟上，连续讨论三天数学问题。可见康熙的数学造诣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康熙自己写过一本书，名叫《几暇格物编》，其中谈道：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他在自己的稻田边上散步，发现一株稻十分奇异，不但比别的稻子高，而且应该九月成熟的稻穗，在六月已经接近成熟。他遂将这株稻穗收藏起来，作为种子。第二年，这些种子播下后又在六月成熟。以后，他连年播种，越收越多。于是，康熙将这些种子拿到承德避暑山庄里试种，仍然大获丰收，并可以在白露前收获。据说，康熙每年到承德避暑山庄时吃用的稻米，都是他自己种的，且有富裕。
于是，康熙皇帝决定在江南地区试种。在南京和苏州地区试种的结果是：由于生长期短，加上江南无霜期长，这个品种一举做到了一年两种两收，亩产平均增长五成左右。书上描述说，这种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这就是以前在南方地区曾经广泛种植的“御籼稻”、“百日种”优良稻种的来历。此稻后来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迅速普及，两百多年间一直是当地水稻的当家品种。据说，《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御田胭脂米”，就是此物。从史料中，还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研究深耕、除草、合理密植、治旱、治涝、治蝗等等心得。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知道康熙皇帝为什么会受到人们尊敬的一部分理由了。学者孟森先生曾经感叹：
假如康熙皇帝能够在他所学到的天文历算、数学、几何、园艺中，升华出一般规律，然后，以他的巨大权力和威望，在全国大力提倡的话，说不定中国就会与同时代的欧洲一道步入科学昌明的时代了。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这位科学素养很高的皇帝，终究没能超越他的时代。
康熙在位期间，一直到后来的很长时间，中国的读书人仍然认为，科学技术是旁门左道，是奇技淫巧，只有四书五经、孔孟之道才是终极真理。只有做官才是正道，是君子之道。以至于晚清时期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饱尝了一百多年不懂科学的苦恼与耻辱。
据康熙说，他学习天文历算、数学、几何，是因为自己不懂这些东西，无法在臣子们争论时判断孰是孰非。看来，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钻研大约也有这种动机，除了好奇心、求知欲之外，他肯定不愿意被汉族臣子看成是只会骑马射箭的粗野夷虏，他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在个人修养上也都成为胜利者。康熙16年12月，他曾说：
“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他清楚地知道，儒家思想与他帝王统治是不可分割的，苦心研读四书五经之类，成为他现实政治的需要。“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要让那些汉族士大夫知道，除了皇家的姓氏之外，天没有变，道也没有变，一切都不会变。这应该是他学习那些儒家经典的最深层动机。
康熙亲政后，废除了短暂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唐宋时期科举考试方式，因为这种考生可发表自己的见解的考试方式有助于活跃思想，所以又改回那种僵死的经义和八股文。他一切以维护皇家的权威为基本前提，任何可能的背离都不能允许。所以在他手里是不可能实现什么科学昌明了。
康熙皇帝仁慈宽厚、推崇汉文化，是他的统治手段和政治秀
从大量的影视作品中我们以为康熙皇帝仁慈宽厚、尊重与推崇中国文化，大力推行孔孟之道并礼遇士大夫。但很可能这只是表面现象。有众多证据表明，康熙皇帝鄙视满洲人学习诗文附庸风雅，特别反对他们全盘汉化，要求他们坚持满族的骑射武功。他多次训谕自己的儿子们：
“我们这些上等人，要时时训诫，防止沾染汉族习俗。历史上，金、元时代，渐渐汉化，竟变得像汉人一样，我对此深深警鉴，并屡屡告诫你们，这实在是我朝最首要的事务。对此，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选自《庭训格言》）。
他对满族大臣说：
“为国家长治久安考虑，满洲人决不可学汉人”，“文臣中许多人希望我学习汉族习俗。汉族文化有什么难学的？一入汉俗，便大违祖宗明训，我誓死都不会去做”，“我身边的这些儿子，若有人沾染汉族习俗的话，我决不会饶过他，有祖宗成法在，就是想姑息也难”（《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页）。
在这种心态之下，他推行孔孟之道，只是用来维护他皇族的利益，而不会为这个国家的长远考虑，去提倡什么科学。
康熙十八年，他曾经痛骂汉族官员：
“大小汉官凡事推诿，满族官员做的好事，他们都要归功于自己，事情搞砸了，就推给别人。满汉官员在一起谈论事情，往往不能和衷共济。汉官总说满官偏执，若汉官真能出以公心，满官岂有不从之理。”（王先谦《东华录》卷二十四）
最能表达他真实体会的，应该是康熙五十五年八月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康熙与他的子孙之间，因此特别坦率。当时，康熙已经六十三岁，他告诫自己的子孙：
“汉人人心不齐，不像我们满人、蒙古人那样数千万人一心一意。我治理这个国家多年，深知汉人之所以难治，都是因为他们不能齐心的缘故。国家太平的日子久了，你们一定要居安思危。”（王先谦《东华录》）
康熙亲政后读书的地方，叫“南书房”，在乾清门内西侧的朝房里。康熙皇帝先后选拔了一大批文臣入值南书房。表面上，这里只是皇帝读书写字、讨论经史的地方，实际上，有着很深的政治考虑。这些文臣入值南书房之后，便成了他事实上的机要秘书班底。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通过皇帝直接下发诏旨的方式，避开了王公大臣议政制度的牵制。那些入值南书房的文臣，兢兢业业地帮助皇帝行使权力。最终他们被提拔为部院甚至内阁重臣。最终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在事实上被废止。大清朝终于蜕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极权专制政体。这些，都是在康熙皇帝仁慈宽厚的政治秀中，逐步实现的。
通过南山集案、江南舞弊案和噶礼――张伯行互参案来看康熙的另一面
一、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在康熙皇帝指导下，发生了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以历史才能自负,想仿效《史记》写明史。一时间天下闻名。出了一本著名的《南山集》，正是此书使戴名世文坛流芳两百多年 , 却也使他遭致杀身大祸。康熙48年时年已经56岁,中会试第一名, 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在京参与明史馆编纂工作。戴名世自以为其时“放宽文字之禁”,正是他实现修明史抱负的时机。
可是没多久，在康熙50年10月 , 左都御史赵申乔以 “狂妄不谨” 的罪名弹劾戴名世。他们从《南山集》中找到了戴名世政治上反动的证据。他更加没有想到，仁慈宽厚的康熙皇帝竟然会为没影的事儿而雷霆震怒，把他视为禽兽不如的乱臣贼子，下令要彻查严办。就这样，先后有一百多人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来。到康熙52年，经过一年多的反反复复，终于最后定案：戴名世从宽处理——斩首，其他一百多人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由此，为雍正和乾隆两朝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开启了恶劣的先例。
二、就在戴名世一案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刻又发生了噶礼――张伯行互参案和江南科场舞弊案。
噶礼――张伯行互参案是康熙朝的一件极有影响的大案，因为它体现的不仅是江南这个全国财赋重地的督抚大僚之间的互因相弹劾，还是特殊背景下的贪廉官吏较量， 更是一场满汉官员之间的争斗。表面上互参案最终以贪酷官员两江总督噶礼被革职告终， 但该案所包涵的内容最有价值处在于： 它真实地呈现出康熙在满汉关系上的态度， 以及在何等境地、 多大程度上实践了“满汉一体”论。
噶礼，姓董额氏，满洲正黄旗人，开国功臣何和礼四世孙。此人有才能，办事干练，颇得康熙赏识，不数年即升授山西巡抚。但噶礼为官贪酷，在山西巡抚任内即十分贪婪， 放纵官吏虐待百姓，御史刘若鼎、巡视南城御史袁桥于康熙四十四 (1705 年) 、四十五年 (1706 年) 先后疏参噶礼贪婪无状、虐吏害民、重征火耗、贪赃数十万两，康熙不但未对其作任何处理，还以噶礼辩解的片面之词为据将袁桥褫革，显系庇护噶礼。
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 七月，噶礼再升两江总督。刚刚上任，噶礼即以侵克钱粮为由将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等劾罢，接着又以克扣治河钱粮名目参劾了苏松粮道贾朴、苏州知府陈鹏年、松江府知府朱廷志、江常镇道员徐廷世等。对于这种将合省汉人属僚参劾殆尽的做法，康熙非但没有像对待赵申乔等汉族清官那样责其“生事”“不安静”，反而屡次差派张鹏翮等人前往严审被参官员。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康熙四十六年 (1707年) 三月，因居官清廉被康熙破格提升为福建巡抚，四十八年 (1709 年)继于准任江苏巡抚。贪横的噶礼很快与新任巡抚张伯行发生了矛盾。康熙50年 (1711年) 十月，张伯行疏奏，江南乡试发榜后，数百士子抬财神入学宫，指称科场考试不公，康熙令张鹏翮会同噶礼、张伯行等严审具奏。因噶礼与此案有涉，并暗中阻挠案件审理，张伯行遂于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年) 二月疏参噶礼在江南乡试舞弊案中贿卖举人，索要贿银五十万两。与此同时，噶礼疏劾张伯行七罪，并否认受贿，督抚互参正式拉开序幕。康熙命将二人一并解任，派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漕运总督赫寿确审具奏。
康熙在这场满汉官员争斗中所持的态度最值得注意。各种资料显示，从噶礼参劾于准、宜思恭到噶张互参之初，出于对本民族的天然情感、利益维护和对噶礼的偏爱，康熙一直站在噶礼一方。直至张鹏翮、赫寿审理互参案不公，瞻徇定拟，引起了南北纷纭议论，才下决心处理噶礼，挽回局面，但也仅仅将噶礼革职了事，并未严查深究。噶礼的满文密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康熙支持噶礼参劾江南汉官的信息，还体现出共同防范汉官以维护某种共同利益的政治倾向。
在噶礼――张伯行互参案中，康熙的态度前后有较大变化。初期力图庇护噶礼，抑制江南汉官，但当张鹏翮等人“瞻徇定议”，引起众议纷纭，影响到“满汉一体”格局和政治统治秩序时，他果断地作出将噶礼革职、张伯行留任的决定，挽回了南北一片哮嚷的不利局面，并再次阐发了他的“满汉一体”论：朕听政五十余载，凡满汉大臣，皆当知朕之居心，满汉俱系朕之臣子，朕视同一体，并不分别。无知之辈，且谓朕为何不护庇噶礼？朕乃天下之主，凡事唯顺理而行，岂可只护庇满洲。可以看出，维护“满汉一体”格局以稳定政治统治秩序，是康熙最终忍痛割爱――是处置噶礼的关键因素。
操守天下第一的张伯行，好好地做着官儿，却无端地被贪官牵累，受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成了此案中的输家之一。噶礼明明天下贪渎第一，却仅仅是被革职。而且，还不再追究其罪行。于是，噶礼成了事实上的赢家之一。而最大的赢家则毋庸置疑是康熙皇帝。这件事为他赢得了无数百姓的爱戴 。此情此景，他心中会不会泛起一丝不安？
结语
康熙曾经做过一件事，他想像宋仁宗君臣在后苑赏花钓鱼的一样。于是，在三藩之乱平息后的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把侍从文臣和部院重臣们召集到瀛台，让他们使用事先备下的小舟、渔具，在皇家花园的亭下桥边任意游玩捕钓，并可以将钓到的鱼带回家去，与家人共享。他可能举办过很多类似的活动，可惜，刻意的成分太重。
宋仁宗一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制度到皇帝本人的秉性，仁慈宽厚是真的，由此，才会在四十年间出现那么多鼎鼎大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大清朝在血肉横飞的基础上立国，康熙皇帝本质上十分专横。他的所谓仁慈宽厚，基本可以理解成是为政治目的做作出来的。他太想博得这样的名声了。于是，六十年间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的历史文化名人，仅有的一个纳兰性德还夭折了。
在康熙的统治下，大清朝的臣子已经蜕变成了奴才，脑袋后面拖着根难看无比的猪尾巴，官帽上插着根孔雀毛，全身都是皇家犬马、家养宠物的装扮，当时的人们已经将官员们形容成是彻头彻尾的衣冠禽兽。他们只能秉承主子的旨意行事，全无自己的思想灵性。因此，除了曹雪芹之外，整个大清朝三百年没有产生一位放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叫得响的一流文化人物。而曹雪芹之所以能够写出《红楼梦》，估计也是没有跻身官场的原因。
另外康熙皇帝有多少妃嫔是一个没有人能够说清的话题，有名号的大约是六十七位。这个庞大的女性群体，为皇帝生出了五十五位子女。其中，有三十个儿子，二十五个女儿。曹雪芹的祖先曹寅留下来的档案资料表明，到康熙皇帝晚年时，他还在江南搜罗美女以充实后宫。皇帝的大儿子四十多岁时，皇帝的小儿子们还在陆续出生。曹雪芹说过，盛世当中，除了门前那一对石狮子，干净的东西真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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