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造反的是隋炀帝所倚重大臣杨素的儿子杨玄感 。有了前车之鉴，各地占山为王的盗匪们纷纷效仿，举起了所谓反贼的大旗。其中声势较大的三股力量，包括河南瓦岗山的李密，河北的窦建德，以及江淮的杜伏威。
杨玄感像
既然反叛朝廷，就得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瓦岗山的李密就列举了隋炀帝的十大罪行。这些罪行除了夺太子之位、弑父、杀兄、奸淫父皇妃、荒淫无度这些道德层面的问题外，还列举了听信谗言，诛戮功臣。但这些都不足以支撑起所谓反叛的理由，因为这些是统治阶层层面的事，与普通百姓实在是不沾边。而后面的两条，“征辽黩武、开掘河道，土木之工遍天下，虐民无已政烦赋重，民不聊生，毫不知恤”，确有其事。但对外征伐几乎历朝历代都有，特别是一些有为之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成祖朱棣、清帝康熙，哪一个对外征伐少于隋炀帝？所以，这也这也不是叛乱的理由。唯独各种大型工程，频繁地征调劳役，这一条能站得住脚！但是，真的就如李密所说“虐民无已政烦赋重，民不聊生，毫不知恤”吗？非常可疑！
现代一些研究历朝历代赋税制度改革的学者，都把隋唐的赋税制度作为一个转折点，甚至隋唐不分。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实行轻徭薄税，与民生息。实行了与前朝完全不同的“租庸调制”，这种税制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这种制度应该是说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大户人家人丁兴旺，自然赋税要多，所承担的徭役也比较多。对于人丁不多的普通老百姓，只要均田制度推行到位，还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唐朝仍然沿用了这种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所以李密所说的，频繁征调劳役、赋税繁重、民不聊生从制度层面上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在实际操作层面怎么样呢？我们从唐初魏征所写的《隋书·炀帝本纪》中管窥就二。
隋文帝开皇八年冬，大举伐陈，以上为行军元帅。
及陈平，执陈湘州刺史施文庆、散骑常侍沈客卿、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于民，斩之右阙下，以谢三吴。
意思就是说，隋炀帝还是晋王的时候，以行军元帅讨伐陈国，灭陈后杀了几个人。被杀不是因为抵抗隋军，而是因为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这些人都以侵害百姓为能事，用沉重赋税，向人民勒索，民怨很大。
大业元年正月十七，隋炀登基的第二年，刚刚改元就发布诏令：
……孝悌力田，给以优复。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赈济。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高年之老，加其版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笃疾之徒，给侍丁者，虽有侍养之名，曾无赒赡之实，明加检校，使得存养。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其有蠢政害人，不便于时者，使还之日，具录奏闻。
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田的人，要给予优抚。这是道德层面的奖掖；对难以生存的鳏夫、寡妇、孤老、孤儿，要适当加以帮助救济。这是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和关爱！对信守节义的男人，气节高尚的妇女，要在其家族乡里中予以表彰。对高年的老人，要授给官衔，并且依据另外的条款，赐给他们粮食和布帛。患重病的人，供给侍候他的人，虽有侍养之名，而无救济供养之实，要查核清楚，使他们得到真正的抚恤侍养。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甚至对于伺候重病的人还要进行侍养，这不都是我们现代人还在一步步完善落实相似的社保政策吗？
大业元年三月十八，也就是开挖通济渠前，又发布诏令训示官员：
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宜听诣朝堂封奏，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
翻译一下就是：如果老百姓知道州县官员行政措施苛刻，侵扰危害百姓，违背公义徇私枉法，不利于百姓的，应当听任他们密封呈文奏进，广开四方视听，使上下沟通，天下就没有冤情了。
这就是要让老百姓有申冤的地方，不能随意侵害老百姓的利益。甚至于一些细节都以诏令的方式下达：比如大业三年四月二十，就下诏：
敕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
百官不许践踏损害庄稼，遇到须开辟成道路的田地，主管官员应核算被占土地的收成，就从附近的仓库拨粮食赐给被占土地的主人，务必从优酬偿。官员不得随意侵占损害老百姓的田地庄稼，如果因为修路或者建设公共设施占用了农田，应该给予补偿，补偿还要优厚。这种政策不跟再现在征地补偿差不多吗？
大业八年二月，在向高丽出兵之前，又下诏：
……虽复素饱之众，情在忘私，悦使之人，宜从其厚。诸行从一品以下，佽飞募人以上家口，郡县宜数存问。若有粮食少，皆宜赈给；或虽有田畴，贫弱不能自耕种，可于多丁富室劝课相助。使夫居者有敛积之丰，行役无顾后之虑。
虽然这些应征入伍的人都是素食果腹的民众，但他们忘却了私利，愉快接受命令、离家远征，这样的人应当给予优厚的待遇。拥军优属到现代也在实行！待遇就是“凡副一品以下应募的勇士以上人员的家属，郡县应当经常慰问。如果有粮食不够吃的，要进行救济。家庭有田地，但由于贫困体弱而无力力耕种，可鼓励督促成年男子多的富裕人家相助。要让留守的人有丰厚的家有余粮，服役在外的人无后顾之忧。”
这些诏书，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的大方针。
除此之外，在隋炀帝大业年间，下诏全国减免赋税，或者局部减免赋税。李密所攻击隋炀帝巡视劳民伤财，但隋炀帝每次巡视之后，大都颁布敕令，所经州县减免赋税。
一些“赐城内居民米各十石、宴耆旧四百人于武德殿”之类的身体力行的行为，在《隋书》中也多次出现。这些都用事实驳斥了李密“虐民无已政烦赋重，民不聊生，毫不知恤”的说辞。
魏征像
而这些事实，都记录在
魏征所主持编纂的《隋书·炀帝本纪》中。我们再看看魏征的简历就看出，魏征是反隋的直接参与者之一。虽几次改换门庭，但都是坚定的反隋斗士，为反隋事业出谋划策。先是在元宝藏手下为官，元宝藏响应李密参与反隋，魏征也加入了李密集团。李密被王世充打败，魏征才投唐。这样一个亲自参与的反叛者，来记录“敌人”的功绩，能做到这些已经不易了。
但是，在《隋书·炀帝本纪》的后半部分，加入了大量带有主观色彩的语句，比如：“矫情饰行，以钓虚名”、“ 性多诡谲”、“ 百姓无辜，咸受屠戮”，竹书木简认为：这些评价明显与前面所列举的事实不相符，魏征实在没有做为史家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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