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考試是指我國封建社會後期朝廷為
選拔人才設立的考試形式，通過定期的、相同科目的統一考試，來選拔文官武將。而常年舉行的科舉考試主要是“文舉”和“武舉”，或曰“進士科”和“武科”。作為古代主流的人才選拔制度，科舉制一般以隋煬帝大業元年設立文進士科為開端。武舉從科舉體系中獨立出來始創於武則天長安二年，至宋代形成比較完善的制度，金、明、清時期得以繼續和發展，並逐漸趨於完備。當然，在實行武舉考試的朝代，武舉也是經常遲於文舉而恢復，或廢興無常，甚至圍繞武舉的存廢朝野上下經常爭論不休，更有很多人質疑武舉存在的必要性，歷代皇帝也曾多次下令停廢過武舉，但總是旋罷即復，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科舉考試“文武分途”能夠長期存在？本文試對此問題加以梳理和探討，試圖從中獲得一些現實啟示。
一、科舉考試“文武分途”的歷史演進
文舉和武舉是我國古代科舉的兩條基本仕進途徑。文舉創設於隋煬帝大業元年，武舉直到武則天長安二年才設立，屬軍事性常科科目，其法旨在選拔軍謀宏遠，堪任將帥之武藝人才，比文舉建立晚了近一百年。建立武舉制度，用考試的方法把選拔武藝人才納入科舉的軌道，這既是武則天的一項創舉，也是科舉考試製度進一步完善的客觀要求。初建時期的武舉考試就是一種和進士科考試不同的選拔人才的辦法，其內容有兩個方面：一是騎射及運用武器的本領；二是身材、體力和體能等身體素質與條件。結果創辦不到百年，貞元十四年唐德宗詔令停廢武舉，這是武舉自創立後第一次見諸史載的廢止。可見，武舉從創立就不是一帆風順。
宋代“重文輕武”是基本國策，而當時強鄰交逼，戰事連綿，周邊環境惡劣，外患頻仍，急需文臣武將以衛國。這樣，進士科很快便開科取士，且名額大幅增加。
天聖八年仁宗還“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試之，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武舉殿試自此開始。從此以後直到南宋中葉，基本上都實施武舉考試。但武舉卻未見如同文進士那樣如期舉行，而是時開時停，並無定規。
元朝統治時期為了防止漢人的反元鬥爭，《元律》規定不許漢人擁有武器，不得集會，更不得研習武藝。因此，在元朝統治時期，武舉制度一直處於停滯狀態。至明清兩代，武舉達到了中國科舉考試發展的巔峰，考試體系日趨成熟，自明英宗天順八年
詔令設置武舉以後，明清武考，三年一試，基本未斷，並且在考試規制、內容和方法等方面更加嚴密、規範和完備。
總之，武舉是在文舉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創立的，大量借鑑了文舉相對比較成熟的經驗，同文舉有著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繫。雖然武舉在地位上略低於文舉，但作為科舉考試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機構設置、銓選程序以及在維護國家統一與安全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與文舉是完全相同的。同時，作為一種類型而存在的武舉考試製度，和文舉相比，也體現出一些自己在考試內容和方式上的特色，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所以，科舉時代的歷代統治者一般都能把武舉和文舉同等看待，故武舉和文舉長期同時舉行，授官也多仿文舉。 特別是到明清時期，武科所有名目和規制如生員、舉人、進士、狀元、考官等，均與文科相同，但加“武”字以別之，進而也基本形成了與文舉大致相同的考選體制和錄取機制，文科進士和武科進士，都被世人視為科舉正途。
二、“文武分途”長期存在的原因分析
的確，與文舉相比，武舉的發展歷程可謂
跌宕起伏，幾經風雨。但無論是統治者的壓制和文官的排擠，還是短暫和平局面來臨使人們對武舉存在的重要性產生懷疑，武舉及其武學教育始終從未完全中斷過。衰歇之時，其實人們的武藝比試和武學養成仍在持續。特別是戰亂年代，武舉考試更以極具實踐性的特徵存在於行伍和民間，並不斷地得到發展。可見，科舉考試中的“文武分途”現象能夠長期存在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一）統治者“重文輕武”的歷史性選擇
造成科舉考試“文武分途”現象的出現，主要責任首先是最高統治者。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國之君，往往有著引領風氣之先的巨大作用。
宋代是中國古代文武地位明顯轉變和實質性開啟“文武分途”走勢的重要關節點。如果說在宋太祖時期，統治者在處理文武關係上採取抑武、崇文的態度和措施尚屬起步的話，那麼到太宗朝其力度便不斷加大。與持續壓制武將情形形成對比的是，宋太宗對文官予以更多的提升和任用，甚至包括使用文官參與最高軍事決策。這樣處理文武關係便形成了新的文尊武卑的局面。
明開國皇帝朱元璋雖在為吳王時就下令設文武二科取士，但反對立武學，用武舉。實際上，朱元璋的主張和做法否認了武舉作為武藝專門人才的選拔途徑，其實質在於廢武，而這與他對武人的猜忌有關。今人鄧廣銘先生指出，北宋“雖在實質上是‘依重兵而為國’，而在另一方面，它卻又深恐，若使軍政高於一切而無所制裁，則‘黃袍加身’的戲劇性事件可能還要繼續演出。因此，它特別提高文職官員的地位，在王朝內外和舉國上下都造成一種重文輕武的氣勢，把一些根本沒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壓在將帥等類武職官員之上”。究其實質，這是王權出於其統治需要的一種選擇。李世民說過：“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 也就是說，無論是重文還是用武，都是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宋朝自一開始就走上文治的道路，也不過是統治者吸取五代十國軍人干政的教訓，忌憚武將罷了。
可見，文武分途並不是世人的刻意選擇，也不是所謂學科或知識層面的專業化，它是一種政治制度的設計 ，其本意是讓文武官相互監督和制約，可以看作是古代分權的一種手段。只不過統治者更加警惕掌握兵權的武將，所以在實施過程中向文官傾斜了。統治者不怕文臣貪汙，但懼怕武將奪權。他們特意將文臣武將放在對立面，造成文武分途之局面，實是帝王的一種統治權術。
（二）文、武本身巨大的差異性
中國古代所謂的“文”和“武”是兩個相對的概念。“武”為“軍事、技擊、強力之事”，“文”為“非軍事的禮樂教化之事”，二者之間有明顯的本質性區別，其本身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與之相適應，古人對文、武所持的態度也大為不同。只不過歷代統治者都視“軍事”性的“武”及與其相對的“文”為定國安邦之術，倍加重視和小心。
首先，官分文武，職事不同。
黃寬重認為，上古時代，貴族階層都是標榜文武合一的，文武在社會上並無高低之分。後來由於社會結構的變化，貴族“士”階層開始興起，主要從事文化事業的整理與創新。而同時又有另一批以軍功崛起的新貴族從事武事。這些新貴族雖然出身不同於世卿貴族，但是他們繼承了傳統的一部分。這一過程給文武分職奠定了人才的基礎，與文武無分職的瓦解也是同步的。到了戰國時期，“士”階層開始明顯分化，形成一部分專門以讀書為專業，取尊榮為目標的“文士”，稱為“儒”；另一部分形成以慷慨赴死之精神相標榜的“武士”，也就是“俠”。
不過那時的文人能武，武人重文，文武關係還是融洽的，相互地位也是平等的。
隨著古代職官制度的完善，文武官制的區分必須愈加明顯和規範化，並逐漸走向文武分途。從文武群體的角度來看，漢代以後，從軍隊出身、以武功揚名者漸漸被視為一個群體，該群體常被稱作“武士”“武夫”“武人”“武將”，他們多具有善戰強悍、學識淺薄、不閒吏職等比較固定的特徵。文人群體常被稱為“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學士”，儘管諸詞所指人群掌握的知識不盡相同，但它們都和武人群體相區別，強調其不長武事的特徵。
從此，文官和武官便以不同的官階來標誌身份，各自從不同的途徑獲取官位，又以不同的方式獲得升遷，在不同的領域裡為國效力，文官治文事，武官治武事，二者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
其次，人有不同的文武喜好和差異。
與文武分職相一致，我國古代學術在春秋以前基本上也是綜合性的，講求文武兼備。從戰國以後，隨著社會分工的精細，人才培養開始逐漸遵循“因材施教”之原則，講求根據學生的性格特點與專業特長，或偏於文，或專習武，出現了教育上的“文武分途”現象。至科舉制建立，國家分設文科、武科等，為具備不同條件和特長的士人提供了不同的上升渠道。
這裡單從武舉狀元的個案分析就能明顯看出，之所以他們能武科高第，有些就是性情愛好，自幼喜武；有些則受環境薰陶，將門虎子；還有一些或受到戰事吃緊的刺激，或是出於喜好的變化，改弦更張，棄文從武，都從某種程度上適應和滿足了人的個性發展和社會需要。
總之，冷兵器時代，士兵武藝的高低對軍隊的戰鬥力影響很大。軍隊和民間都有很多文章做得不出色而武藝出眾且有韜略的人才，或者本來習文後來發現更具武藝天才的士人。為了不使這些有專長的武士和文人產生失落感和被埋沒，以發揮他們的特長，為國效力，朝廷特為他們設立武科考試。
第三，文武人才的培養方式不同，武藝人才成長常受經濟條件限制。
武舉制度設立之初，應試的武舉人只能自學兵書武藝，這對於那些有志於投考武舉卻沒有學
習條件的人是非常不利的。相對於參加文舉十年寒窗，主要靠自學、讀書、治學就可獲得功名不同，武科習試，技術含量高，要求嚴格，非有教師指導不可，而一般窮鄉僻壤之武士，無門可入，亦不得一顧。
在京武學生崔奕就因“侍親治家貧窶不瞻，難以守學”，遂致除籍。故進入地方武學的人多是當地士紳子弟，偶有寒素之人。可見，武舉武學不興，除了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導致武人的地位不高外，現實的經濟條件限制也是致使習練武藝的人和參加武舉的人數不多、社會影響不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武學教育的極端落後
雖然文舉和武舉的考生都有鄉貢和生徒之分，但無論從學校的等級、規模和出路，特別是從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武學教師等方面來講，武舉都不能和文舉相比。
第一，設學晚，規模小，又不能持續
唐代學校系統完整，但主要與文科舉相銜接，其關於武學的學校僅有與地方上軍府與州縣教育體制混一的學校，迄今為止，並未發現唐代歷史上有獨立軍事學校的記載。這是我國科舉時代建立武學之始。但到八月二十四日，又不得不廢去，總共只存在了短短的九十三天。武學旋立即廢的重要原因是根本沒有人願意入學充當武學生。儘管如此，設置武學，以功名勸誘士子習武，在當時還是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
明清兩代武學較宋代雖有所減弱，但十分強調普通學校習武，合文武於一校 ，這對於培養文武兼備的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從辦學規模來看，受統治者揚文抑武總政策的影響，武舉和武學在歷代都不為人們所重視，辦學規模較小。北宋武舉錄取人數之少，故勸誘的功能也很難得到充分的發揮。這就嚴重地制約了武學規模的擴張。
第二，教學內容和形式未能凸顯特色，沒有產生傑出的辦學者或武學教師。
宋代中央武學學制年，規定凡未參班的使臣、恩蔭子弟及草澤人，只要應試合格即可入學。入學後，由學校供給食宿。學習內容除專司諸家兵法、練習弓矢騎射外，並講授“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的故事，要求考生比較《孫》《吳》《韜》《略》之優劣，精通軍事謀略。想學習陣法的學生，酌量派給他們兵伍，以供演習。不僅如此，武學生員還要學習大量與兵事沒有太大關聯的儒學經典、忠義之書。這種過分突出儒家道德思想的文事做法必然消磨生員的尚武精神，給武備教育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
從整體上講，古代武舉和武學並沒有選拔出，也沒有培養、造就出十分優秀的將帥。宋朝一些優秀的軍事將領，如岳飛、韓世忠、狄青等人，均非武舉出身。這雖與武舉錄取人數少、武學規模不大有關，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武學師資欠佳。
三、“文武並重”的理想追求與現實啟示
事實上，講求文武並重歷來都是國人追求的目標，也是武舉得以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基礎。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首倡“文武並重”。他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在制度層面，唐代文武分途並不嚴格，尤其是五品以上官員的選任機構合一，為出將入相、由文轉武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對於六品以下的低級官吏，國家也從政策上提供了制度保障。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就明確表達了“文武兼備”的思想，這是王安石針對宋代士子多文弱，社會重文輕武，學校選舉文武異事，致使宋朝內憂外患，一時並至，而提出的改革措施。
在南宋，以朱熹為首的理學派和以陳亮為代表的事功學派，面對抗金斗爭這一現實問題進行了論辯，充分反映了兩派在
文武之道問題上的不同觀點。明末清初的教育家顏元對宋、元理學家們主張崇文抑武，從而給國家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感到深惡痛絕。他說：“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日，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後世的讀書人所缺少的正是這種豪傑之氣。所以在顏元看來，按照理學家們的教育思想所培養出來的人絕不會培養出“經天、緯地之略，禮、樂、兵、農之材”。
其實，中國古代文人自身也一直在追求文武並重的理想人格模式，使得古人在對待文化修養的平衡點上把握得極為科學，致力於形成文武雙全的人格特徵。
總之，與“文武分途”和“文武兼備”這對矛盾相對應的，就是長期以來產生的古代文人“尚武”和武人“右文”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是對現實制度不合理的最好說明。文武關係越不平衡的時代，這種現象越盛。前述宋明兩代的文士尤好談兵，除范仲淹、陸游、王守仁之外，宋人辛棄疾、明代文臣于謙、張居正等均著有兵書。同樣，武人“好文”的例子也有很多，很多武官都希望成為“儒將”。但這種寄希望於文武全才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想法是過於理想化和不現實的。
可見“文武分途”與“文武兼備”的矛盾不僅困擾著古人，也是今人需要急迫解決的難題。
現今，我國高校招生考試製度改革已進入關鍵時期，新的高考改革方案確立“文理不分科”，取消自主招生聯考以及將高職院校考試招生與普通高校相對分開，這些措施從出臺背景、操作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看，都與科舉時代的文舉和武舉在並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非常相似。
以史為鑑，今後在探索高職院校分類招生考試改革的過程中，一定不能重演武舉的歷史悲劇，更要警惕高職招生考試淪為“武舉式”的人才選拔模式。同時，要慎重對待“文理不分科”問題，不能“一刀切”式地處理自主招生聯考，務必在“分合之間”建立動態平衡，有效把握和運用中國考試歷史發展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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