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是指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朝廷为
选拔人才设立的考试形式，通过定期的、相同科目的统一考试，来选拔文官武将。而常年举行的科举考试主要是“文举”和“武举”，或曰“进士科”和“武科”。作为古代主流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一般以隋炀帝大业元年设立文进士科为开端。武举从科举体系中独立出来始创于武则天长安二年，至宋代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金、明、清时期得以继续和发展，并逐渐趋于完备。当然，在实行武举考试的朝代，武举也是经常迟于文举而恢复，或废兴无常，甚至围绕武举的存废朝野上下经常争论不休，更有很多人质疑武举存在的必要性，历代皇帝也曾多次下令停废过武举，但总是旋罢即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科举考试“文武分途”能够长期存在？本文试对此问题加以梳理和探讨，试图从中获得一些现实启示。
一、科举考试“文武分途”的历史演进
文举和武举是我国古代科举的两条基本仕进途径。文举创设于隋炀帝大业元年，武举直到武则天长安二年才设立，属军事性常科科目，其法旨在选拔军谋宏远，堪任将帅之武艺人才，比文举建立晚了近一百年。建立武举制度，用考试的方法把选拔武艺人才纳入科举的轨道，这既是武则天的一项创举，也是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客观要求。初建时期的武举考试就是一种和进士科考试不同的选拔人才的办法，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骑射及运用武器的本领；二是身材、体力和体能等身体素质与条件。结果创办不到百年，贞元十四年唐德宗诏令停废武举，这是武举自创立后第一次见诸史载的废止。可见，武举从创立就不是一帆风顺。
宋代“重文轻武”是基本国策，而当时强邻交逼，战事连绵，周边环境恶劣，外患频仍，急需文臣武将以卫国。这样，进士科很快便开科取士，且名额大幅增加。
天圣八年仁宗还“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武举殿试自此开始。从此以后直到南宋中叶，基本上都实施武举考试。但武举却未见如同文进士那样如期举行，而是时开时停，并无定规。
元朝统治时期为了防止汉人的反元斗争，《元律》规定不许汉人拥有武器，不得集会，更不得研习武艺。因此，在元朝统治时期，武举制度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至明清两代，武举达到了中国科举考试发展的巅峰，考试体系日趋成熟，自明英宗天顺八年
诏令设置武举以后，明清武考，三年一试，基本未断，并且在考试规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更加严密、规范和完备。
总之，武举是在文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创立的，大量借鉴了文举相对比较成熟的经验，同文举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虽然武举在地位上略低于文举，但作为科举考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机构设置、铨选程序以及在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文举是完全相同的。同时，作为一种类型而存在的武举考试制度，和文举相比，也体现出一些自己在考试内容和方式上的特色，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所以，科举时代的历代统治者一般都能把武举和文举同等看待，故武举和文举长期同时举行，授官也多仿文举。 特别是到明清时期，武科所有名目和规制如生员、举人、进士、状元、考官等，均与文科相同，但加“武”字以别之，进而也基本形成了与文举大致相同的考选体制和录取机制，文科进士和武科进士，都被世人视为科举正途。
二、“文武分途”长期存在的原因分析
的确，与文举相比，武举的发展历程可谓
跌宕起伏，几经风雨。但无论是统治者的压制和文官的排挤，还是短暂和平局面来临使人们对武举存在的重要性产生怀疑，武举及其武学教育始终从未完全中断过。衰歇之时，其实人们的武艺比试和武学养成仍在持续。特别是战乱年代，武举考试更以极具实践性的特征存在于行伍和民间，并不断地得到发展。可见，科举考试中的“文武分途”现象能够长期存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统治者“重文轻武”的历史性选择
造成科举考试“文武分途”现象的出现，主要责任首先是最高统治者。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国之君，往往有着引领风气之先的巨大作用。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武地位明显转变和实质性开启“文武分途”走势的重要关节点。如果说在宋太祖时期，统治者在处理文武关系上采取抑武、崇文的态度和措施尚属起步的话，那么到太宗朝其力度便不断加大。与持续压制武将情形形成对比的是，宋太宗对文官予以更多的提升和任用，甚至包括使用文官参与最高军事决策。这样处理文武关系便形成了新的文尊武卑的局面。
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虽在为吴王时就下令设文武二科取士，但反对立武学，用武举。实际上，朱元璋的主张和做法否认了武举作为武艺专门人才的选拔途径，其实质在于废武，而这与他对武人的猜忌有关。今人邓广铭先生指出，北宋“虽在实质上是‘依重兵而为国’，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深恐，若使军政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演出。因此，它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究其实质，这是王权出于其统治需要的一种选择。李世民说过：“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 也就是说，无论是重文还是用武，都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宋朝自一开始就走上文治的道路，也不过是统治者吸取五代十国军人干政的教训，忌惮武将罢了。
可见，文武分途并不是世人的刻意选择，也不是所谓学科或知识层面的专业化，它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设计 ，其本意是让文武官相互监督和制约，可以看作是古代分权的一种手段。只不过统治者更加警惕掌握兵权的武将，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向文官倾斜了。统治者不怕文臣贪污，但惧怕武将夺权。他们特意将文臣武将放在对立面，造成文武分途之局面，实是帝王的一种统治权术。
（二）文、武本身巨大的差异性
中国古代所谓的“文”和“武”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武”为“军事、技击、强力之事”，“文”为“非军事的礼乐教化之事”，二者之间有明显的本质性区别，其本身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与之相适应，古人对文、武所持的态度也大为不同。只不过历代统治者都视“军事”性的“武”及与其相对的“文”为定国安邦之术，倍加重视和小心。
首先，官分文武，职事不同。
黄宽重认为，上古时代，贵族阶层都是标榜文武合一的，文武在社会上并无高低之分。后来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贵族“士”阶层开始兴起，主要从事文化事业的整理与创新。而同时又有另一批以军功崛起的新贵族从事武事。这些新贵族虽然出身不同于世卿贵族，但是他们继承了传统的一部分。这一过程给文武分职奠定了人才的基础，与文武无分职的瓦解也是同步的。到了战国时期，“士”阶层开始明显分化，形成一部分专门以读书为专业，取尊荣为目标的“文士”，称为“儒”；另一部分形成以慷慨赴死之精神相标榜的“武士”，也就是“侠”。
不过那时的文人能武，武人重文，文武关系还是融洽的，相互地位也是平等的。
随着古代职官制度的完善，文武官制的区分必须愈加明显和规范化，并逐渐走向文武分途。从文武群体的角度来看，汉代以后，从军队出身、以武功扬名者渐渐被视为一个群体，该群体常被称作“武士”“武夫”“武人”“武将”，他们多具有善战强悍、学识浅薄、不闲吏职等比较固定的特征。文人群体常被称为“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学士”，尽管诸词所指人群掌握的知识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和武人群体相区别，强调其不长武事的特征。
从此，文官和武官便以不同的官阶来标志身份，各自从不同的途径获取官位，又以不同的方式获得升迁，在不同的领域里为国效力，文官治文事，武官治武事，二者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
其次，人有不同的文武喜好和差异。
与文武分职相一致，我国古代学术在春秋以前基本上也是综合性的，讲求文武兼备。从战国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人才培养开始逐渐遵循“因材施教”之原则，讲求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与专业特长，或偏于文，或专习武，出现了教育上的“文武分途”现象。至科举制建立，国家分设文科、武科等，为具备不同条件和特长的士人提供了不同的上升渠道。
这里单从武举状元的个案分析就能明显看出，之所以他们能武科高第，有些就是性情爱好，自幼喜武；有些则受环境熏陶，将门虎子；还有一些或受到战事吃紧的刺激，或是出于喜好的变化，改弦更张，弃文从武，都从某种程度上适应和满足了人的个性发展和社会需要。
总之，冷兵器时代，士兵武艺的高低对军队的战斗力影响很大。军队和民间都有很多文章做得不出色而武艺出众且有韬略的人才，或者本来习文后来发现更具武艺天才的士人。为了不使这些有专长的武士和文人产生失落感和被埋没，以发挥他们的特长，为国效力，朝廷特为他们设立武科考试。
第三，文武人才的培养方式不同，武艺人才成长常受经济条件限制。
武举制度设立之初，应试的武举人只能自学兵书武艺，这对于那些有志于投考武举却没有学
习条件的人是非常不利的。相对于参加文举十年寒窗，主要靠自学、读书、治学就可获得功名不同，武科习试，技术含量高，要求严格，非有教师指导不可，而一般穷乡僻壤之武士，无门可入，亦不得一顾。
在京武学生崔奕就因“侍亲治家贫窭不瞻，难以守学”，遂致除籍。故进入地方武学的人多是当地士绅子弟，偶有寒素之人。可见，武举武学不兴，除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导致武人的地位不高外，现实的经济条件限制也是致使习练武艺的人和参加武举的人数不多、社会影响不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武学教育的极端落后
虽然文举和武举的考生都有乡贡和生徒之分，但无论从学校的等级、规模和出路，特别是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武学教师等方面来讲，武举都不能和文举相比。
第一，设学晚，规模小，又不能持续
唐代学校系统完整，但主要与文科举相衔接，其关于武学的学校仅有与地方上军府与州县教育体制混一的学校，迄今为止，并未发现唐代历史上有独立军事学校的记载。这是我国科举时代建立武学之始。但到八月二十四日，又不得不废去，总共只存在了短短的九十三天。武学旋立即废的重要原因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入学充当武学生。尽管如此，设置武学，以功名劝诱士子习武，在当时还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明清两代武学较宋代虽有所减弱，但十分强调普通学校习武，合文武于一校 ，这对于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办学规模来看，受统治者扬文抑武总政策的影响，武举和武学在历代都不为人们所重视，办学规模较小。北宋武举录取人数之少，故劝诱的功能也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严重地制约了武学规模的扩张。
第二，教学内容和形式未能凸显特色，没有产生杰出的办学者或武学教师。
宋代中央武学学制年，规定凡未参班的使臣、恩荫子弟及草泽人，只要应试合格即可入学。入学后，由学校供给食宿。学习内容除专司诸家兵法、练习弓矢骑射外，并讲授“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的故事，要求考生比较《孙》《吴》《韬》《略》之优劣，精通军事谋略。想学习阵法的学生，酌量派给他们兵伍，以供演习。不仅如此，武学生员还要学习大量与兵事没有太大关联的儒学经典、忠义之书。这种过分突出儒家道德思想的文事做法必然消磨生员的尚武精神，给武备教育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
从整体上讲，古代武举和武学并没有选拔出，也没有培养、造就出十分优秀的将帅。宋朝一些优秀的军事将领，如岳飞、韩世忠、狄青等人，均非武举出身。这虽与武举录取人数少、武学规模不大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武学师资欠佳。
三、“文武并重”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启示
事实上，讲求文武并重历来都是国人追求的目标，也是武举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首倡“文武并重”。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在制度层面，唐代文武分途并不严格，尤其是五品以上官员的选任机构合一，为出将入相、由文转武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对于六品以下的低级官吏，国家也从政策上提供了制度保障。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明确表达了“文武兼备”的思想，这是王安石针对宋代士子多文弱，社会重文轻武，学校选举文武异事，致使宋朝内忧外患，一时并至，而提出的改革措施。
在南宋，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面对抗金斗争这一现实问题进行了论辩，充分反映了两派在
文武之道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明末清初的教育家颜元对宋、元理学家们主张崇文抑武，从而给国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感到深恶痛绝。他说：“此朱子重文轻武不自觉处。其遗风至今日，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后世的读书人所缺少的正是这种豪杰之气。所以在颜元看来，按照理学家们的教育思想所培养出来的人绝不会培养出“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材”。
其实，中国古代文人自身也一直在追求文武并重的理想人格模式，使得古人在对待文化修养的平衡点上把握得极为科学，致力于形成文武双全的人格特征。
总之，与“文武分途”和“文武兼备”这对矛盾相对应的，就是长期以来产生的古代文人“尚武”和武人“右文”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对现实制度不合理的最好说明。文武关系越不平衡的时代，这种现象越盛。前述宋明两代的文士尤好谈兵，除范仲淹、陆游、王守仁之外，宋人辛弃疾、明代文臣于谦、张居正等均著有兵书。同样，武人“好文”的例子也有很多，很多武官都希望成为“儒将”。但这种寄希望于文武全才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是过于理想化和不现实的。
可见“文武分途”与“文武兼备”的矛盾不仅困扰着古人，也是今人需要急迫解决的难题。
现今，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新的高考改革方案确立“文理不分科”，取消自主招生联考以及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这些措施从出台背景、操作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看，都与科举时代的文举和武举在并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非常相似。
以史为鉴，今后在探索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改革的过程中，一定不能重演武举的历史悲剧，更要警惕高职招生考试沦为“武举式”的人才选拔模式。同时，要慎重对待“文理不分科”问题，不能“一刀切”式地处理自主招生联考，务必在“分合之间”建立动态平衡，有效把握和运用中国考试历史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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